對亞里士多德來說，所謂復興是沒有必要的，因為他的著作在經院哲學那裡就一直沒有受到過冷落。但是，由於意大利、德國和法國的人文主義者堅持要對他的哲學著作加以精確地認識，這使得亞里士多德主義者越來越感到困難，他們難以使亞里士多德哲學與基督教保持一致。這兩者之間的矛盾特別明顯地表現在關於人的永生這一問題上。當時有兩個亞里士多德學派，一個是以皮特羅·彭波那齊為首的亞歷山大學派，一個是阿威羅伊學派。關於永生問題，這兩個派別進行了尤為激烈的爭論，不過他們的爭論倒使得本來沒有基督教色彩的亞里士多德哲學問題變得更加明朗化了。隨著15世紀的到來，作為基督教信仰之基礎，其影響持續達數世紀的亞里士多德哲學已經基本上大勢已去，而亞里士多德哲學從它的寶座上跌落下來同時也標誌著經院哲學的衰落。
除了前面提到的學者值得一提的還有，柯勒齊、提向，集畫家、雕刻家和建築師為一身的米開朗琪羅，全能天才列奧納多·達·芬奇，詩人塔索和阿里奧斯特，音樂家帕萊斯特裡納，建築家布拉曼特。法國有朗薩爾和拉伯雷，西班牙有塞萬提斯，德國有丟勒、霍爾拜因、格拉納赫、格律內瓦爾德、黎曼施奈德、布克邁爾、威特·施多斯，英國有馬洛韋和莎士比亞，宗教領域有宗教改革家路德、加爾文和孜文格利，在其他領域內還有大商業家族梅迪奇、福格爾和威爾塞，偉大的統治者弗朗茨一世、伊麗莎白一世、菲利普二世、馬克西米連一世和卡爾五世，最後還有戰爭英雄——當然他們在此意義上並非創造性的人物——如西班牙的康奎斯塔多倫以及意大利的康多迪利。
各種復興古典的思想運動幾乎並沒有產生什麼創造性的和預示未來的哲學思想，它們的功績主要在於，使得人們在審視希臘和羅馬哲學時能夠不帶任何成見，不戴經院哲學的有色眼鏡，並能從世俗的角度出發。古希臘羅馬哲學就這樣被介紹給了他們那個時代以及此後的數代人，在隨後的時間裡，正是由於受到了他們的推動，新的創造性思想才得以產生。人文主義主要是學者們的事情。而由此產生的文藝復興，意大利語為rinascimento，意思是通過復興古希臘羅再生則影響到了所有醫學、技術、法學和商學至少在意大利它影響了世紀和16世紀意大利為有創造性的天才人物，科學家和重大發現者之意大利畫家波提切利奧、拉斐爾，意馬文化而達到人性的生活領域：科學，尤其是造型藝術，所有的大眾階層。
在這樣一個文化異常繁榮，並且宗教、政治和社會發生著巨大變革的時代，人們必須考慮到這個時代的偉大思想家們的生活和思想背景。弗朗西斯·培根活動於英國宮廷，在那裡同時也上演著莎士比亞的戲劇；喬丹諾·布魯諾的人生命運可謂動盪不安，他被迫在整個歐洲顛沛流離。這一切就發生在那個時代的宗教和政治漩渦中。
蒙台涅曾經說過：「那些在天下大亂時拯救國家的人，通常也是製造社會混亂的人。」他對國家、政治、思想、知識、教育、德行以及勇敢的個性等進行了反思，但是他的反思總是回到一個主題上：生與死。因為在他看來，死亡是人的本質的前提及其組成部分，我們的此生是生與死的共同財產，人生的事業就是去構築死亡——這些思想與當代哲學不無相似之處，即把此生看做是「走向死亡的存在」。米歇爾·德·蒙台涅的著作集中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精神，雖然他通常不被列入哲學家的範疇，而且他的思想也不成體系，但是他的散文——這一文學形式就溯源於他——足以證明他是一流的獨立思想家。他出生於1533年，其父是個殷實的商人。
經過多年的學習、遠遊和社會活動，他既認識了世界，也認識了人情世故。不過他後來卻甘願隱居到位於城堡塔樓的著名書房裡著書立說，在那裡，他把他的思想寫進了《散文》和《旅行日記》中。他的文章表明，他是一個典型的時代之子：他的心靈是完全世俗的，帶有批判精神的，充滿懷疑的，不帶任何偏見的，因此他堅決地鄙視各種巫術迷信。在他的思想中，人居於中心地位。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掙脫了形形色色的精神枷鎖，對未來滿懷憧憬，為了認清自身之謎，他擦亮了雙眼望著鏡子裡的自己。人是什麼？我們的生命是什麼？如同這個時代首次出現了大畫家的自畫像，人的思想也經歷了一個類似的自我觀察的過程。今天的讀者會覺得，那時的許多思想都具有令人驚訝的現代性，彷彿就是當代人說的話。
在蒙台涅那裡，深刻的思想、尖銳的觀察和優美的表達完美地結合到了一起，閱讀他的文章令人感到心情愉快，這也是一位天才作家必備的素養。即使在今天，對於瞭解世界和人生的哲學思想以及文藝復興時期的時代精神來說，他的著作在這方面仍然是淺顯易懂和引人入勝的入門書。
隨著時間的推移，蒙台涅曾經對他的散文進行過反覆修訂和增補，直到1588年出版了三卷本的完整版。對於哲學的發展來說，他的最為重要的散文或許是那篇論述加泰隆人萊蒙特·德·薩本德的文章，蒙台涅早先曾經把他的文章翻譯成法語。蒙台涅持一種純粹懷疑主義的態度：以皮浪為首的懷疑主義思想家難道不比所有後來的思想家更聰明嗎？至少他們心裡清楚，我們幾乎不可能知道什麼確切的東西！譬如，哥白尼的新學說已經證明亞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理論是錯誤的，可是誰又能保證，這種新學說將來不會重新被駁倒和超越呢？即便我們嚴格地局限於經驗知識，可是誰又知道，我們是否能夠完全相信我們的感覺器官呢？再譬如，感官能否告訴我們「熱」這種現象的真正本性呢？哪個主管機關能夠裁定，我們的「感官經驗」是否可靠？理性嗎？可是誰又能確定，理性就那麼足可信賴？蒙台涅因而極大地促進了對現有知識加以批判性思考和檢驗的思想運動，這個思想運動後來被稱為「啟蒙運動」。
[4]宗教改革
作為一種學術運動的人文主義只能被一小部分人所瞭解，而大眾的強烈的宗教需求卻得不到滿足，這種需求在膚淺的宗教實踐中以及在學者們的神學中也根本得不到滿足。當一個能夠體現這種需求並且能夠身體力行地表達這種需求的人出現時，這種需求便產生了巨大的力量。人文主義者已經認識到教會改革的必要性。在他們的文獻中，特別是德語文獻中——這些文獻幾乎完全沒有世俗傾向，而只有神學色彩，除了常常以諷刺形式出現的對教會機構的批評之外，他們還反覆地表達了一種願望，希望在不違背傳統的條件下從內部對教會實施改革。
和奧古斯丁一樣，路德心裡也有一種沉重的負罪感，他感到個體的人在上帝面前是那樣的軟弱無能，因此他強烈地渴望獲得救贖。但是，路德並不僅僅反對中世紀的宗教傳統，他在思想上還返回到奧古斯丁那裡，並且發現，只有在信仰中，在對《聖經》和對上帝的神聖啟示的信仰中，才能找到獲得救贖的可能性。因此，路德的學說被稱為新教學說。馬丁·路德既不是哲學家，也不是科學家，而且也沒有體系化的思想，他是一個滿懷宗教熱情和非常感情用事的人。他首先反對和抵制的就是，教會企圖成為上帝和人之間的唯一代言人，他發現這種情況在贖罪書中表現得尤為突出，這也是路德行為的直接誘因。路德認為，能夠領受上帝福音的並不是可見的教會，而是作為共同體的不可見的教會即全體教民。；他認為應該取消教會上帝代言人的權利，把它還給普通教民，這就是說，他為個人賦予其應有的地位，這實際上是一種宗教思想的解放運動，它與文藝復興運動所帶來的追求個性解放的運動是同時發生的，只是由於路德篤信宗教的個性，使他在這種新的時代背景下不可能像其他文藝復興時期的人物那樣歡呼雀躍，並離開他的宗教土壤。
在《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貴族》一文中，路德寫道：「大學究為何物……在其中的生活是自由的，但是很少講授《聖經》以及基督教信仰，只有盲目的異教大師亞里士多德獨領風騷。我的建議是，把亞里士多德的書……全部清理掉；此外，他的思想至今也沒有人能夠真正理解，為了研究它，人們耗費了那麼多毫無意義的勞動和金錢，浪費了那麼多寶貴的時間……那個該詛咒的、傲慢自大和滑稽可笑的異教徒用他的虛妄的言辭迷惑和欺騙了這麼多優秀的基督徒，這讓我感到極為痛心。這個可恥的傢伙在他的書中說，人的靈魂會隨著肉體的死亡而消亡。
即使我們苦口婆心地規勸他，那也是徒勞的，其實我們的《聖經》對萬事萬物都作了詳細解釋，而亞里士多德卻嗅不到它的一點兒氣息。即便如此，那個已經死去的異教徒仍然是陰魂不散，他仍然在阻撓和壓制著《聖經》的傳播。每當想起這些令人痛心的事情，我就無暇他顧，我想，一定是有什麼惡魔在從中作怪。」「要傾聽聖言，對路德來說，天啟真理是不容置疑的，它與理性截然相反。他對理性大加責罰，稱其為「淫蕩的娼妓」。「如果我知道，這是上帝的聖言，那麼我就不再追問它如何就是真理，僅僅知道它是上帝之言就令我滿足了。在神性的事情上，理性是全然盲目的。」路德對哲學的態度便由此而來，人們不應該把上帝之言與理性、神學以及哲學混為一談，而應該非常明智地把它們截然分開。由此便產生了他對於在晚期中世紀占統治地位的亞里士多德哲學的立場。
在路德那裡，我們也同樣看到對理性和信仰的粗暴反對，這與原始基督教信徒如德爾圖良有些類似。但是，宗教改革也重複了原始基督教所走過的老路：他們不可能在最初否定哲學的地方停滯不前。一方面，有必要去迎合和獲得那些受過教育的人士；另一方面，在年輕的新教教會中，人們也越來越感到有必要建立一個穩定的機構和與之相適應的教學場所，特別是用於滿足中學和大學的教學需要。梅蘭克森是路德的同行，他接受的是人文主義教育，同時也是一位推崇愛拉斯謨的學者——路德在這方面也受其影響，他融新教精神與博學多識於一身。
雖然梅蘭克森也有出眾的天賦，但是他不像路德那樣熱情洋溢，他倒更像是一個平庸的枯燥乏味的學究。當有人讓他「必須任意選擇某個哲學家」時，除了選擇那個被路德大肆貶損的統領天主教經院哲學的亞里士多德之外，他不知道還有什麼更好的答案。當然，他選擇的亞里士多德是經過人文主義批判而被淨化和改良了的亞里士多德，但是這卻像是一場違背自然的婚姻，在其中，路德信仰所蘊涵的許多原始力量和深刻的神秘主義思想被捨棄了或者逐漸變得僵化了。在新教教義中，哲學重新成為神學的奴婢，不久之後便形成了一種僵化的教義學，人們也可稱之為新教經院哲學，它以中世紀經院哲學為榜樣，也成為不容置疑的教條。
在與新教正統觀念鬥爭的過程中，路德原來那充滿活力的信仰力量繼續產生著影響，雅各布·波莫的新教神秘主義以及後來的虔信主義運動也以一種非同尋常的形式復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