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人中，首先應提到的是霍德博士，作為旅隊的氣象學家，他不僅對本學科，而且對相關學科也有透徹的瞭解。除此以外，他還是一個很棒的夥伴，受到了包括中國人在內的所有人的喜愛。他平時不是在氣象台就是在山頂上觀測風向，或者一天兩次釋放試驗氣球。他的時間都用來計算和做筆記。在他從事的各種工作中他有好幾個助手，既有德國人也有中國人——4名中國學生對氣象觀測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赫爾·傣特曼曾是一個海軍軍官，他主管天文儀器和天文觀測，同時幫助霍德博士進行無線定時。不僅如此，他還是一個老練的業餘畫家，在不太嚴肅的場合他又是一個無與倫比的幽默大師，他的曼陀林彈得也很動人。
赫爾·裡艾伯潤茲是旅隊的影片拍攝員和首席攝影師。一旦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或出現合適的主題，他就帶著傢伙，像獵鷹撲食似的衝上去拍照。他曾與海克博士去過阿比西尼亞，經歷過許多非同尋常的冒險。
退休少校赫爾·黑德是我的參謀長，他在營地負責維持秩序和決定夜間值勤事宜。他還負責傳達我的命令、傳遞消息和報告情況。黑德還是獵人和神槍手。
赫爾·穆倫溫格主管資金和賬目，他的帳篷裡放著裝銀子的箱子，所有人的工資都由他發放。
赫爾·沃爾茲和赫爾·齊莫曼是霍德博士的長期助手。
巴龍·馮·瑪森巴希和巴龍·馮·瑪斯考爾·畢艾伯斯坦因看管行李，正如赫爾·穆倫溫格一樣，他們知道400只箱子裡裝的是什麼，因為他們保存著這些箱子裡的東西的詳細目錄。
馮·考爾則什麼事情都做。
徐教授是10位中國學者和學生的首領。根據新的政府的要求，不管我喜歡與否，這些人都要參加我的探險隊，因而至少從名義上說，這次探險處在中國人的監督之下。
徐是他的姓，炳昶是他的名字，但除此之外，和其他中國人一樣，徐教授還有另外一個「字」，只有他的朋友使用這個「字」。
徐教授於1888年出生於湖南省靠近湖北省邊界的一個村莊裡。他17歲時離開父母到北京求學，1913年又去巴黎學了6年哲學。他回國以後在河南省首府開封得到一個職位，向學生教授法語和中國文學課。1921年時他成為國立大學的歐洲哲學史教授，起初其薪水為220元，但後來漲到280元。在接下來的兩年時間裡教授們只得到一半或更少的工資，他們不得不兼職，如在小學上課、作講座等，這樣才能供養得起自己和家庭。由於經常兼職，他們沒有剩餘時間跟蹤學科的發展，學業及個人發展因而受到影響。
徐教授絕不是一位盲目的民族主義者，他一點也不憎恨外國人。然而他認為外國人在中國土地上發現的藝術瑰寶和文物不應該帶出境外，而應該交到在中國境內的博物館和收藏處。
我曾在初冬的一個美麗的日子裡去了北京，接著就慢慢傳開了一個消息，說我正在考慮對內陸地區進行一次大規模的考察。「哼！」那些學術和精神文化界的新時代的領軍人物冷冷地說，「這兒又來了一隻新的猛禽，它要掠奪我們的地下寶藏」。於是針對我的考察計劃騰起了一片反對之聲，徐教授就是喊得最凶的人之一。但經過幾乎兩個月的談判，雙方終於達成了協議，除了別的問題外，協議規定10名中國學者和學生應該加入我的探險隊，而徐教授則被選為他們的領導。我以極大地滿足接受了這個條件，因為在長時間的艱苦談判中我認識到徐教授是一個特別溫和、謙遜和平和的人。如今我們一起旅行，沒有受到以前爭議的一丁點影響，到處洋溢著和諧的氣氛。因此，我除了慶幸自己得到了一個志同道合的旅伴外還能有什麼不滿意的呢？他站在本國文明的最高處，精通自己祖國的歷史、文學和哲學。更為了得的是，他對歐洲的生活和思想也有深刻的理解。
袁復禮教授於1893年生於北京，他簽名時用的是L·袁博士，他的朋友們都叫他「四元」。他曾於美國學習地理學和考古學。他求知慾強，多才多藝，不僅對地理問題和地形測量很感興趣，而且對新石器時代的村落也獨具慧眼，他在這些學科領域的修養完全符合所有歐洲標準。袁教授很樂意向我們這些歐洲人展示他的發現，同時還解釋他的發現的意義。他與我的瑞典同道諾林和伯格曼相處最友善，沒有嫉妒和分工上的爭議。他和另外兩人的想法都是，最重要的事情莫過於為了歐洲和中國的研究作出盡可能大的貢獻。
陪同我考察的第二位考古學家是黃文弼，他33歲，出生於湖北省漢口西面的漢川縣，得到博士學位後他就去了漢學研究所。和其同事一樣，他也幫助舉行過考古展覽，因而對考古調查產生了極大的興趣。當他聽說一批中國學者要加入我的考察隊時，他就向遴選委員會提出申請，擺出條件要參加考察。
第四位中國學者名叫丁道衡，28歲，他來自長江南部貴州省織金縣的一個世家大族。
最後一個中國人的名字叫單帆順，35歲，出生於安徽省南部的婺源縣。他完成學業後回到家鄉，定居於長江北岸的安徽省首府安慶，那裡盛產櫻桃、杏子、梨和草莓，果園處處水果飄香。另外，那裡的「迎江渚」也以其美麗和佛塔而聞名，由於這一原因，善男信女多有來此禮佛者。
由此可看出，4位中國學者和他們的中國學生來自於5個不同的省——即直隸、河南、湖北、貴州、安徽。嚴格地說他們代表了5個不同的民族，因為就自然、氣候、人口和語言而言，中國的省份之間都有很大的不同。
北京的反對派在與我談判時擺出的首要和最重要的條件就是讓幾名中國學者和5名中國學生加入我們的考察隊。然而，在選擇參加者時，我們只要了4名學生，把第五個名額讓給了一個年輕的攝影師，他主要是在袁復禮和黃文弼的領導下拍攝地理和考古對象。之所以確定4位學生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我曾解釋說我準備在內陸建立4個永久氣象站，而中國方面打算在考察終止以後接管它們並配以中國的氣象學家，因而決定應向一個氣象站派一名中國學生，以便使德國人能對他們進行至少為期一年的氣象觀測技術培訓。這樣在4月26日的協議中又加入了一個附件，規定氣象站不能交給政府，而是要交給委員會，即在北京代表考察隊利益的「董事會」。在沒有歐洲人幫助的情況下，中國人對氣象站的維護和發展又成為未來的問題，站在開拓者的角度我將就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在後面說幾句。
因此，「中國科學研究機構協會」給我分派4名學生絕非突發奇想，相反那是一個明智和極具前瞻性的決定。與這些學生們熟悉之後，我有一萬條理由感謝這一決定，因為這證明北京的「中國科學研究機構協會」很嚴肅地代替政府為氣象站的將來負責。而今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的計劃越來越清晰而且正在變成現實，雖然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由於形勢的需要而作了一些有用的調整。我很快就後悔為什麼才帶了4名學生而不是8名，因為理想的情況是，在德國氣象學者撤走以後，每個氣象站的中國負責人應有一個助手和一名備用人選，現在就出現了一個需要填補的空缺。
北京的國立大學有自己的期刊，在該刊和別的機構與神學院的出版物上刊出了我的考察計劃的簡短說明，並通告數學和物理科的學生——尤其是氣象科學生——可以自由報名，同時也要考察他們的英語和法語知識。
30名數學和物理科的學生提出了申請，其中竟有一個女生。在接受她報名以前，我們先詢問了她的父母是否同意她與我們進行孤獨的內陸之行。他們的回復我不得而知，或者是不同意，或者是那女生未通過測試，總之，她沒能與我們同去。
測試者是我們的朋友袁教授和數學科的李教授。30名年輕人先接受了語言測試，然後袁教授又對他們進行了數學和物理測試。每個人要做8道題，袁教授發現有8名受試者通過了考試。通過了醫生和身體檢查後，這8名學生又接受了李教授的考試。在8位學生中只有一位姓馬的學生起初體檢未通過——他的脈搏太快，但當德國醫院的迪波博士宣佈他身體健康時，他被允許參加了最後的、決定性的考試。4個最優秀的學生從8個候選人中脫穎而出，其中一個就是姓馬的學生。其餘3位分別是劉、崔和李。
4位學生中有3位來自直隸，一位來自山東。
10位中國人中現在沒提到的只有匡元闖，他是一位攝影師。匡現在與徐炳昶教授住在一起。
4名學生住在一間漂亮的大帳篷裡，行李都放在帳篷周邊，中間放的箱子當桌子，裡面裝滿了書籍和衣服。我不時過去與他們攀談一會兒。他們總顯得愉快、友好，一個小小的掌故或不值一提的笑話都能將他們逗得捧腹大笑。學生們把帳篷收拾的舒適整齊。在臨時桌子上放著蠟燭和燈籠，香煙和零碎的東西塞在一堆一堆的書和筆記本之間。氣象手冊總是放在他們手邊，顯然它們經常被用到。
學生們給人的確切印象是，通過考試以後他們決心鑽研科學並決心以此為自己的國家爭得榮譽。
人們能想像得到，在這個混雜的旅隊中語言該有多混亂。在我的桌子邊上就座的一般是拉爾森、霍德、裡艾伯潤茲。袁教授坐在我的右手，胡莫、徐炳昶和赫姆波爾坐在我的左手。我與徐教授講瑞典語、德語和法語，和袁教授講英語。但當哈斯倫德坐在旁邊時，他當然與我們瑞典人講丹麥語。拉爾森與徐教授說漢語，而當旅隊中的人帶著問題前來時，他又用蒙古語給他們下命令。有時為了調劑一下，我還與馮·考爾用俄語交談，因為他生於聖·彼得堡。這樣共有8種語言。在哈密、然後在新疆肯定還會加上維吾爾語，我的維吾爾語超過這些人。
在這個混雜的語言群體中人們有的是練習歐洲和亞洲語言的機會。準確地講，我認為最棒的事情是講瑞典語，因為我在亞洲流浪多年，連說一個瑞典語單詞的機會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