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 第三編  宋元明清時期的哲學 (1)
    宋元明清時期社會中的各種矛盾鬥爭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於哲學思想,這個時期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鬥爭是複雜的、尖銳的。

    在宋代,舊有的門閥世族地主階級消滅了,官僚大地主階級代替了門閥世族的地位。官僚地主階級需要一種新的統治思想體系。北宋初期的周敦頤、程顥、程頤,提出了新形式的唯心主義體系——道學唯心主義,為宋代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提供了理論基礎。周程以繼承古代儒家自居,實際上吸取了佛教、道家的很多思想。

    他們的唯心主義體系是古代儒家孔孟之道與道家老莊學說和佛教唯心主義的綜合。他們都把封建社會等級制度說成為天經地義,把封建道德基本原則即所謂「三綱五常」絕對化、永恆化,從而滿足官僚地主階級進行精神統治的需要。南宋的朱熹、陸九淵以及明代的王守仁繼承並發展了周敦頤、二程的唯心主義。他們之間也有爭論。朱熹是客觀唯心主義,陸九淵、王守仁是主觀唯心主義,彼此也相互批駁,但在反對唯物主義上又是一致的。道學唯心主義成了後期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官方哲學。

    與道學唯心主義相對立,在後期封建社會,在多次農民革命戰爭的影響下,湧現出一批代表普通中小地主、商人地主和市民階層利益的哲學家和思想家,他們不滿官僚地主的特權地位,要求革新政治,在哲學上舉起唯物主義的旗幟,或提出進步的社會政治思想,跟維護官僚大地主利益的道學唯心主義及其道德說教展開了鬥爭。在北宋道學唯心主義形成時期,出現了地主階級革新派的思想家、唯物主義者張載和王安石,代表普通中小地主的利益,同道學唯心主義的思想淵源——佛、老唯心主義展開了鬥爭。以二程為代表的道學唯心主義則進行了反撲。

    在南宋時期,道學唯心主義得到了發展。這時又出現了反映兼營商業的地主階層利益的哲學家陳亮和葉適,他們提倡功利學說,發揮了唯物主義的觀點,同以陸九淵和朱熹為代表的道學唯心主義進行了鬥爭。

    到了明代,隨著封建社會危機的加深,道學唯心主義得到了發展。這時又出現了代表普通地主利益的唯物主義哲學家羅欽順、王廷相,同以王守仁為代表的道學唯心主義進行了鬥爭。到了明代後期,又出現了功利派的進步思想家李贄,同道學家的封建的道德說教開展了大辯論。

    明清之際,在國內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影響下,出現了反映市民要求的進步的思想家黃宗羲,對封建道學和封建專制主義的君權論進行了批判。與此同時,出現了著名的唯物主義者王夫之,代表中小地主的利益,對道學唯心主義和佛、老唯心主義進行了總清算,把我國封建時代唯物主義的發展推向了高峰。到了18世紀,出現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市民要求的著名的唯物主義者戴震,又同道學唯心主義進行了鬥爭。

    北宋建國到清代中期鴉片戰爭以前,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後期,前後八九百年(960—1840年),經歷了宋(與宋同時的有遼、金)、元、明、清等幾個朝代。後期封建制的特點是,佃租的封建剝削形式取得了支配的形態,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依附相對減弱了,工商業得到了高度發展,反對封建的土地佔有制度成了這個時期農民革命的主要要求。經過唐末農民革命戰爭,舊有的門閥世族地主階級基本上被消滅了,而庶族地主分化成兩個階層,官僚地主階級代替了過去門閥世族的地位。這些官僚地主有政治特權,免除一切賦役。普通地主(中小地主)則沒有特權,也負擔賦役,而且在官僚地主的兼併勢力之下,也時常感受到威脅。普通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經常要求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宋神宗(趙頊)時王安石實行變法,就是普通地主要求改革的典型例證。當時代表官僚地主的舊派竭力反對新法,企圖保護他們的既得利益,新舊兩派之間展開激烈鬥爭。

    封建統治階級,為了更加有效地鎮壓農民起義,抵制工商業的發展,進一步加強了封建專制主義的君主集權制度。全國軍權都集中於皇帝手中,全國的財政賦稅也集中於中央,在行政方面也加強了中央朝廷對於地方官吏的控制。

    宋代到清代中期的長時期內,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矛盾是封建地主階級與廣大農民的矛盾。地主階級與農民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化。

    宋代到清代中期,廣大農民為了反對地主階級的經濟剝削與政治壓迫,多次舉行起義。這些農民的反抗運動和農民的革命戰爭,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最重要的基本情況。

    宋代到清代中期,封建地主階級的內部也經常有矛盾鬥爭,這主要是有特權的官僚地主與無特權的普通地主的矛盾鬥爭。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商品經濟有比過去時代更大的發展。北宋許多官營的或私營的手工業作坊中已有相當細密的分工。

    商品經濟有高度的發展,出現了許多商業繁盛的城市。到明代後期,在東南一帶,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當時蘇杭紡織業最為發達。據《明實錄》中記載,當時蘇州紡織業的情況是「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當時蘇州的織工有幾千人之多,據說都是「浮食奇民,朝不謀夕,得業則生,失業則死」,即都是靠出賣勞力以維持生活的人。在礦冶業與瓷器業中也有類似的手工業工場。不過,在明代,個體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仍占主要地位。

    明代後期有一些工商業發達的市鎮,這些市鎮中的居民,包括工商業者(手工場主人等)與手工業工人、小商販等,稱為「市民力」,逐漸形成一種力量。市民常常進行反抗封建壓迫的鬥爭,即所請「民變」。例如1601年(萬曆二十九年)蘇州發生反抗稅監的鬥爭,同年湖北商民也進行了反抗稅監的鬥爭,1603年北京西郊煤礦礦工也爆發了反抗鬥爭。

    清朝統治初期,曾經執行箝制工商業的政策,手工業、商業的發展受到影響,但到了康熙、乾隆年間,手工業生產和商品經濟又發展起來,逐漸超過了明末。在許多城市,出現了分工很細、工匠眾多的手工業工場。根據解放後在蘇州發現的雍正年代的《奉各憲永禁機匠叫歇碣記》,當時蘇州紡織業的情況是「機戶出資經營,機匠計工受值」,這基本上和明代後期情況一樣。但當時工匠人數增加了,當時蘇州機匠的人數超過兩萬。在清代,個體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仍占支配地位,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也有顯著的增長。

    在宋代,與農業手工業的發展相適應,科學技術有進一步的發展。明代末年出現了三部總結性的科學著作,李時珍(1518—1593年)著《本草綱目》,集藥物學之大成;徐光啟(1562—1633年)編著《農政全書》,總結了農業生產的經驗;宋應星(生卒年不詳)著《天工開物》,總結了手工業生產的實際經驗,敘述了農耕、紡織、制糖、陶瓷、礦冶、造紙等工具與技術。這些科學著作反映了明代各專業技術的發展,也表現了明代自然科學的成就。

    明代末年,西方自然科學曾一度輸入。在十六七世紀,西方的一些國家還處在資本主義初期,它們為了進行資本主義侵略,派遣許多天主教教士到中國傳教。傳教士帶來許多科學書籍,傳播了西方古代希臘以及十五六世紀的自然科學知識。他們到中國來傳教,本來是為了進行文化侵略,並不是為了傳播科學,所以並沒有多麼積極的效果。在明代,中國知識分子接受西方科學的著名人物有徐光啟、李之藻等。

    清代的天算家大都兼治中法與西法,最著名的天算家王錫闡(1628—1682年)著有《曉庵新法》,梅文鼎(1633—1721年)著有《幾何補編》等數十種,後人編為《梅氏叢書》。自然科學對於唯物主義的發展有重要影響,許多著名的唯物主義哲學家曾經從事於自然科學的研究,如張載對於天文學、醫學都有一定研究;王廷相是天文學家,還研究過生物學;方以智很注意研究所謂「質測之學」,即當時的自然科學;王夫之雖然不是科學家,但是他也很看重當時所謂「質測之學」;戴震則是天文、算學、地理學的專家。他們的唯物主義都和自然科學有一定的聯繫。

    明清文化就整體而言,它的發展有自身的特點,但在發展中也存在著不足之處。明清文化的特點是承古萌新,其具體表現在:集大成的科技著作相繼問世;帶有反封建色彩的早期民主啟蒙思想應運而生;市民文學蓬勃興起,小說成為文學的主流;古典文化進入總結時期,官方組織編纂大型圖書成就突出;西方傳教士東來,使中國人瞭解到一些先進的外來文化。但同時,這一時期文化的發展也存在著許多不足,尤其在科學技術方面,從16世紀以後就不可逆轉地走向了衰落。此時,科學技術由發展完全轉向停滯,沒有重大進展和創新。造成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體言之有以下原因:自給自足的封建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封建制度日益腐朽,統治階級進一步加強思想控制;中國古代以儒學為主的教育內容和八股取士的人才選拔機制使得科學技術沒有應有的社會地位,科技發展嚴重缺乏足夠重視和足夠的人才;封建統治者長期推行的「重農抑商」政策和後期的「閉關鎖國」政策進一步限制了科技文化的交流與發展。歸根結底是日益腐朽的封建制度導致了科技文化的衰落。

    第三編·第一章李覯的經世致用思想與王安石變法

    一、李覯對《周易》的研究

    李覯,字泰伯,生於1009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死於1059年(宋仁宗嘉祐四年),建昌軍南城(今江西南城)人。他出身於中小地主家庭,考進士不中,以教書為生。晚年,由范仲淹推薦為太學助教,後為直講,與王安石有過交往。北宋時期的江西學風重經世致用,這一學風,由歐陽修倡之於前,王安石得君行道於後,而李覯則是處於其間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思想代表。他的許多思想給予范仲淹「慶歷新政」理論上的支持,又是後來王安石「變法」的思想淵源。由於重經世實用,在經學上李覯頗重《禮》學,王安石後來作《周禮新義》不無影響。由於重實用,所以李覯反對孟子,著有《常語》以駁孟子思想,反對所謂的「重義輕利」,認為「焉仁義而不利者乎」?成為宋學中「非孟」思潮的先驅者。學術上以儒學為宗,反對佛、道二教,是慶歷之際排佛、道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著作後人編為《直講李先生文集》。

    他在《周易》的研究中,反對神秘的象數學和鬼神卜筮迷信,而注重闡發《周易》中所包含的修身、治國道理和自然界萬物生成的理論。他曾專門寫了六篇論文,批駁當時流行的宣傳象數迷信的劉牧的《易數鉤隱圖》。他指出,劉牧這部書「力穿鑿以從傀異」,「詿誤學子,壞隳世教」,因而不得不加以刪定。他批駁了劉牧把《易》和《河圖》、《洛書》相附會的神秘之說,闡發了唯物主義的宇宙生成論。

    他把事物的來源、開始叫做元;把事物的成長叫做亨;把事物賴以發展的客觀條件叫做利;把事物的基本特徵叫做貞。事物的來源、開始就是氣。走獸、飛鳥、百谷草木都因為有了氣才得以生出。鳥獸的卵、胎,百谷草木的萌芽,能得以生出、發育,這就叫亨,這就有具體而確定的形象了。人、獸、蟲、魚各有自己相宜的生存條件,這就是利,也就是所謂命。石之堅,火之炎,水之流,草木之植根於一定的地方,這是事物的不同特徵,就是事物的本性,就是貞。因此,所謂元、亨,利、貞就是事物發生和發展的自然規律,即「天道力」。這裡,李覯對於氣、形、命、性等概念,也作了唯物主義的解釋。

    李覯認為,「太極」是物質性的「氣」,五行萬物都是「太極」分化出的陰陽二氣的結合所產生的。「太極」是陰陽二氣的統一體,由「太極」分化成陰陽二氣,陰陽二氣的結合,便產生了有具體形象的五行萬物。他說:「厥初太極之分,天以陽高於上,地以陰卑於下,天地之氣,各亢所處,則五行萬物,何從而生?……天氣雖降,地氣雖出,而猶各居一位,未之會合,亦未能生五行矣。……夫物以陰陽二氣之會而後有象,像而後有形。像者胚胎是也,形者耳目鼻口手足是也。……天降陽,地出陰,陰陽合而生五行。此理甚明白。」李覯從事物的自然屬性來說明五行之相生、相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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