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明天 第15章 倖存者 (2)
    但實際上,事故發生後沒幾年,禁區內就陸續有人搬回來居住了,大多是一些在那裡生活了大半輩子的老人。2011年4月,瑞莎再次背著相機,跟隨「一日游」的隊伍,進入了布良斯克市。她的目的很簡單,探訪核電站周邊區域人們的生活狀況。如今,核電站30公里半徑內禁區依舊,只是不再神秘。而30公里以外,那些同樣遭受輻射的地區如何?那裡的人們怎麼生活?

    布良斯克市是布良斯克州的首府,莫斯科西邊380公里,是俄羅斯和烏克蘭、白俄羅斯接壤的交匯處。

    可以說,當年布良斯克的森林堪稱「功臣」,它吸收了大量核電站爆炸釋放出的放射性核物質,避免了向其他地區的擴散。當年的核輻射在布良斯克州形成了整片富含放射性元素的乾枯「死」樹,而且面積還在逐年擴大。

    在布良斯克市空曠的列寧廣場上,一個銀灰的球體,頂端刻有三道裂紋。它的紅色大理石基座上雕著「切爾諾貝利」幾個字,除此以外再沒有更多的介紹。這就是布良斯克市的切爾諾貝利犧牲者紀念碑,默默地訴說著25年前核電站爆炸給人們帶來的傷痕。

    在廣場附近,瑞莎看到一個電子顯示屏,上面閃現著三行紅色的數字。最後一行顯示的字符,字母不像字母、數字不像數字。當地人告訴她,儘管距離當年的事故已經有25年,但人們也時刻關注著輻射的劑量變化,在那裡樹立的是輻射測量儀,以便隨時提醒人們數據的變化。

    就在市郊的一個小村子裡,瑞莎遇到了一位80多歲的胖老太太。說明來意後,老人熱情地把瑞莎迎進屋裡。她有一雙大手,而且特別暖。瑞莎問她家裡幾個人,她說她自己住。一個80多歲的老太太呀,瑞莎很吃驚。再走進去更吃驚,她自己種了一些蘿蔔、白菜,平時就吃這些東西。瑞莎問她擔不擔心年紀再大些沒法種地了,她說到她這個年紀已經完全聽天命,過一天算一天。

    她兩個兒子當年都在核電廠工作,後來又都是人到中年就去世了。前些年,她的老伴也終於離世了,就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當晚當班的輻射監督員尼古拉?戈巴琴科。

    戈巴琴科1976年進廠,他的職責是最早進車間,在工人上班前測量輻射水平,最後離開。那天,午夜接班後,戈巴琴科開始測量3號和4號反應堆車間的輻射數據。因為4號反應堆正準備停止運行,戈巴琴科就回值班室喝茶,這救了他一命。爆炸聲傳來時,戈巴琴科和同事都認為是渦輪機操縱員又弄得水壓不穩。第二聲爆炸後,燈光滅了,4號反應堆控制台上的燈也滅了,鎖著的雙層門被衝開,紅黑色的塵埃從通風口湧出。幾秒鐘內應急燈亮了,戈巴琴科和同事們戴上防毒面具,他的輻射測量儀顯示每小時3.6倫琴,但很快就超出了測量範圍,想打電話,但線路已經斷了。

    戈巴琴科被派往4號反應堆測量輻射,他打著手電進入漆黑的渦輪車間,到處都是水泥塊,儀器根本測不出數據。戈巴琴科返回值班室報告後,有兩個人走進來說:「嘿,夥計,幫我們找找一個同事吧,弗拉基米爾?肖申科,他走了30分鐘,可能在渦輪機車間上層平台上。」

    他們在黑暗中穿過一堆堆碎石、噴湧的蒸汽和齊腳踝的水,到了平台上才發現水泥外牆都被炸飛了,空氣中滿是塵埃,手電光都射不出多遠。終於,他們發現肖申科側躺著,嘴裡吐著血沫。被送到醫院後,肖申科凌晨6點就死去了。戈巴琴科回到值班室,換了衣服和鞋,他明白正在發生什麼,也明白等待他的命運,他的背上肖申科右手搭著的地方都被輻射灼傷了,後來兩個一起尋找的人也死在莫斯科的醫院。隨後戈巴琴科又奉命參加尋找瓦列裡?科迪姆丘克,後來才知道這個操縱員在爆炸中就死了。

    凌晨5點,戈巴琴科開始感到極度虛弱和噁心,被送到醫院。在急救室工作的一個朋友把他拉到一邊,讓他把500克純酒精和水一起喝了下去,這些酒對抵禦輻射起了很大作用。4月26日白天,廠醫院裡已經有莫斯科來的醫生,七八個最危險的傷員當天就送到莫斯科,但一個也沒救活。戈巴琴科是次日被送到莫斯科的,一住就是半年,每天都不知道第二天會不會醒來,許多同事在眼看好轉的時候撒手人寰。

    後來,戈巴琴科被評為最低一級殘疾。在他眼裡,4月26日是悲喜交加的,他說:「1975年這一天我結婚,1982年這一天我母親安葬,1986年這一天出了事,1993年這一天我孫子出生,所以這一天我們會喝酒,為生者也為死者。」

    聽完了老太太的故事,瑞莎很受震動。臨走時,她問老人:「很多人覺得切爾諾貝利挺可怕的,你怎麼看這個地方?」老太太笑瞇瞇地說:「這兒多美啊,有小河有樹林,這就是我的家。」瑞莎又問她打算住到什麼時候,她說在家總比做客好,從哪兒開始的就在哪兒結束。

    一個普通人對故土的情感力量讓瑞莎感到吃驚,災難能打亂人的很多東西,但人的生命力最終又穿越了災難。

    在現今的俄羅斯境內,布良斯克州靠近邊境的諾沃澤布科夫市,是受核輻射影響最為嚴重的地區,這裡也被稱作俄羅斯切爾諾貝利之都。

    當年,俄羅斯聯邦針對切爾諾貝利災難,專門立法,把遭受輻射污染的地區分成四類。第一類是禁區,裡面禁止人進入;第二類是疏散區;第三類為有移民安置權利的疏散區;第四類是有優惠經濟社會地位的居住區。各自規定了相應待遇。這是根據受到的輻射度安排的。

    諾沃澤布科夫列屬第二類,疏散區。而在附近的村莊茨維亞斯克,則名列禁區,當年的居民都被疏散了。那裡長年由軍警把守,不許人輕易進入。只在每年部分時段開放墓地,給親屬進去拜祭。

    儘管擔心被輻射的危險,但經過一番思想鬥爭,瑞莎還是跳上了開往諾沃澤布科夫的電氣火車。當火車駛過標有疏散區的路牌後,也許是心理作用,也許是因為剛剛下過雪,她立刻有一種異樣的感覺,天空是灰色的,土地也是灰色的,樹木和草是灰濛濛的,人煙稀少,到處是一片死氣沉沉的寂靜,給人一種陰森的恐怖感。

    周圍是大片的整齊的林子,有不少樹木缺胳膊少腿,東倒西歪,有的光禿禿,樹幹被熏得黑呼呼,被雪地襯托得有些突兀。而在林子中,有些消融的小溪黑呼呼地在雪地和林間穿行。

    經過5個小時的顛簸,她終於踏在了諾沃澤布科夫的土地上。蕭條的火車站前的廣場一片泥濘,只有新翻修的水塔展現著城市的新氣象。而車站不遠處的一個紀念碑——一個天使舉著一隻和平鴿——看起來修建時間不長,卻顯得破敗。整個城市,彷彿還沒從當年的災難中甦醒,一片冷清。

    西方某個慈善組織的網站曾經這樣形容諾沃澤布科夫:「這個地方的輻射水平最高,現在沒人生活。」

    事實上,對於這類評論,當地人不以為然,甚至覺得太離譜了。這個城市有4.2萬人。核事故發生後,這裡的居民一度被疏散,沒留下一個人,後來有些人陸續又返回來,主要是老年人。而很多遷移到其他地方的人,後來又回到了當地。

    為什麼這片土地如此讓人擔驚受怕,人們還願意留在這裡?這其中的人情習慣,以及客觀的現實問題,比如錢,瑞莎多少都有瞭解。她更感興趣的,是人們的心理狀態——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後一天,這種情形下,他們究竟是怎麼想的呢?

    檢測的數據顯示,雖然像碘-131、銫-134等危險放射性元素基本消失,但情況仍沒那麼樂觀。「本地的輻射發生了變化,但無形的災難不會消失。」一位當地的女生物學家告訴瑞莎,「人被疏散了之後,動物卻沒有離開。它們生活得挺好。它們都不怕,我們有什麼好怕的。」她指著身旁的一個麋鹿標本說,「現在林區,大約有1000多頭麋鹿。」不久前,當地剛剛舉辦了狩獵大賽。

    儘管核污染的威脅不能馬上消除,但諾沃澤布科夫的居民依然平靜地生活。這裡雖然沒有喧囂的霓虹之夜,沒有大都會的高樓林立,城裡的人不多,甚至顯得蕭條,但走近他們你會覺得他們的內心是快樂的。城裡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樣過著朝九晚五的日子。村莊裡的人們則自在地拿著鋤頭,開墾著自家的農莊。如果你去林區邊緣,你甚至能聽到雞鳴狗吠,看到炊煙裊裊。對於諾沃澤布科夫人來說,無論在哪裡,生活仍要繼續。

    切爾諾貝利除了給烏克蘭當地帶來嚴重影響之外,白俄羅斯的很多地方也是受核爆炸影響的重災區。

    在距離切爾諾貝利核電站100多公里的白俄羅斯霍伊尼基市,只有1萬多人居住,前蘇聯曾經將這裡劃為「准撤離區」。一旦事故惡化,這裡的居民也要遷徙。

    25年過去了,城裡的居民來來往往,似乎忘了25年前的提醒。霍伊尼基市民的心態十分平和。他們認為,爆炸發生後,當地幾乎沒有進行工業化建設,因此這裡的環境恢復了天然的風貌。瑞莎和當地人談到這件事的時候,他們通常都會說:「大自然的自愈能力其實很強,只要人們別總去打擾它就行。」

    在30公里的撤離區內,偶爾會看到只有幾戶人家的小村落點綴在有禁區標誌的道路兩旁。傍晚的夕陽下,裊裊炊煙升起,彷彿這裡沒有發生過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在這裡生活的主要是一些老人,他們說,對所謂的輻射習以為常,只想今後能生活的安穩些。

    地圖上說白俄羅斯的巴多羅默耶夫卡是「禁區」。這個禁區不是指禁止外人入內,而是不准任何人進去。在邊界豎立著國際輻射警告標誌,還寫著「嚴禁進入」。但是你可以聽到那裡有雞鳴狗吠,村民們自在地生活。

    一踏上這片土地,瑞莎的第一個想法,就是巴多羅默耶夫卡「復活」了。

    在村子裡,瑞莎遇到了70歲的伊萬?穆祖琴科。他和他的妻子葉琳娜20年前撤離了村子,生活僅能餬口。後來他們又回到村中。如今他們每個月的退休金加起來大約200美元,有一個菜園子,10只鵝,1頭牛,一頭成天餓得發慌的豬。生活依舊不富裕,但重要的是,他們又回來了。

    穆祖琴科拒絕去考慮那些蔬菜和動物可能受到污染的問題,他還要去旁邊的樹林裡採果子和蘑菇。他說:「死於輻射比死於飢餓好些。」

    瑞莎親眼目睹,圍繞著切爾諾貝利,漸漸形成了新的生態:2006年事故20週年紀念時,隔離區住著近4500名從烏克蘭招募的合同工人,以輪換作業制在那裡工作。他們收集金屬,加工原木,把木材賣往烏克蘭全國,還建造起巨大的貯藏庫,以存放放射性廢料。還有幾百名陸續自發回到切爾諾貝利的居民,從事自然經濟,以漁業和打獵為生。他們用切爾諾貝利土地上生長出的糧食,自製蒸餾酒,以一種生活在輻射下的無畏精神,把酒一口幹掉。

    在禁區和隔離區的所見所聞,深深震動著當年從核電站事故中倖存下來的女孩的心。她看到了死亡,也看到了人們對生的渴望、對死的參悟,以及最卑微的掙扎。

    生死,是每個人都要面對的終極問題。如何面對,這是你的故事。但瑞莎的故事,是這樣結束的——

    那天,她在基輔的中心醫院裡,探訪了一位身患晚期甲狀腺癌的病人。她小心翼翼地提問:「每天醒來都知道自己即將死去,那是什麼樣的感覺?」對方回答:「嗯,那每天醒來,卻假裝自己永遠不會死去,那又是什麼樣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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