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時刻，我不去想種種悲慘的事，而是想悲慘之餘還留下的美。這是母親和我的一大差別。面對憂鬱，她的建議是：「想想世界上的種種苦難，感謝自己沒有在苦難裡。」我認為母親的建議不對，因為如果你就在苦難裡，怎麼辦？你會完全失落。反過來說，美一直在，甚至苦難之中也是。你只要找它，就會發現愈來愈多幸福，從而恢復你的平衡。一個快樂的人會使別人快樂，一個有勇氣和信心的人永遠不會悲苦而死！
對於安妮來說，密室裡的日子，發生在她身上的最大變化，除了個子不停長之外，就是她內心的轉變：「我的夢，經由那個夢，我發現我對……一個男孩子的渴望；不是渴望女朋友，而是男朋友。」
密室裡，佩爾斯一家的獨子，16歲（初入密室的年齡）的男孩彼得，成了安妮思慕的對象。她熱情洋溢地在日記裡寫道，「現在，我只為彼得而活」。密室裡的日子並不順暢，尤其是隨著安妮漸漸長大，身心進入發育的階段，壓抑的斗室常常弄得她心煩意亂，在狹小的空間裡時常遇到各種衝突。為了收容牙醫杜瑟爾，年齡最小的安妮不得不騰出地兒和他同住一間房，但她很快就覺得他難以忍受；她又跟佩爾斯太太起了衝突，安妮認為她聒噪且愚蠢；她跟母親的關係也日趨緊張，安妮說她與母親沒有共通點，常常談不到一塊兒去；和姐姐瑪格也時常吵架……除了父親奧托之外，彼得無疑是安妮在密室裡最聊得來的朋友了。是的，他們也雙雙墜入愛河。
可這些與彼得相戀的文字，卻給後世閱讀日記的父親奧托，出了一道難題。1997年1月，擁有《安妮日記》手稿的荷蘭戰時文獻研究中心承認，最先出版的《安妮日記》確有刪節，主要是因為奧托擔心一些描述性愛的段落會引來非議。
「爸爸和媽媽會容許我這麼大的女孩子坐在沙發上與一個不滿17歲的男孩子親吻嗎？他們肯定不會的。但我相信自己的判斷力，那該是一個多麼恬靜、多麼幸福的時刻啊！」安妮寫道。
後來的事實證明，當這些富有感情的日記內容公開後，不僅無損於安妮，反而使這個花季少女的形象更加充實、感人。
日記的後半部分，絕大多數時候，安妮都用來記錄這份愛。「我現在把平常藏在心裡的事告訴彼得，自在多了；例如，我跟他說我以後想寫作，如果當不成作家，也要在工作之餘動筆」。安妮說：「我沒有很多錢，不美麗，也不聰明，可是我快樂，而且立志永遠快樂！」
這個小女孩用自己絮絮叨叨的記錄，向仍活著的人們，展現了一個溫暖的決心——「即使在絕境中，也要不斷為自己種植下希望與美好」。
死亡，離這個小女孩那麼近，又那麼遠。
死究竟是什麼？畢達哥拉斯說它是靈魂的暫時的解脫。赫拉克利特說它很平常，它就是我們醒時所看見的一切。德謨克利特說它是自然的必然性。蒙太涅和海德格爾則說預謀死亡即預謀自由，向死而在是人的自由原則。塞涅卡說它是我們走向新生的台階。費爾巴哈則說它完全是一種「屬人的規定」。有人說它是世上最大的惡，費爾巴哈說它是地上「最好的醫生」，黑格爾說它就是愛本身。薩特說它是一個「偶然的事實」。弗洛伊德說它是人的一種本能。雅斯貝爾斯宣佈它是「一種一直滲透到當前現在裡面來的勢力」。海德格爾更斷言它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只有它才能把「此在」之「此」帶到明處。
死，究竟是什麼？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安妮很認真地思考著這個終極命題。
1944年4月的一天晚上，有盜賊進入他們藏身的辦公大樓行竊，結果招來了警察。警察進入大樓搜查，密室裡的人憂心忡忡，生恐密室的入口已被破壞而使他們敗露行蹤。那天，安妮在日記裡寫道：
那晚我真的以為我會死。我等著警察，準備捨命，就像戰場上的士兵……如果上帝讓我活下去，我會有比母親更大的成就，我會讓世人聽見我的心聲，我會走入世界，為人類盡一份力量！現在我知道，人最需要的是勇氣和幸福！
有位哲人說，思考死亡，是為了活得高貴。死亡（自然的死亡）確如黑格爾所說，是自然對人所執行的、必然的、無法逃避的「絕對的法律」。但是死亡也並非像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樣，只是人生的一個消極的或否定的階段，而且也可能構成人生的一個積極的和肯定的階段，構成人生的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成長」或「昇華」階段。因為一個處於這樣一種人生階段的人才極易真正地「擺脫俗累」，毫無偏見地反思人生和世界，從而窺見人生和世界的「終極實在」，本真地體悟出人生的真諦。
台灣哲學家傅偉勳先生曾說：「如果深一層地看，死亡並不是一種威脅，而是對於我們的一種挑戰。問題是，我們如何面對死亡的挑戰，而去建立真實的人生。」
1944年6月6日，隨著諾曼底登陸，盟軍的勝利指日可待。安妮從廣播中聽到，荷蘭政府打算把人們的信和日記搜集在一起出版。於是，她在日記中許願，戰後她將出一本書，書名就叫《密室》。「或許到了秋天，我便可以告別這座充滿死寂和飢餓的囚牢，重返校園了。」她欣喜地寫道。
可是，安妮沒有等到這一天。
1944年8月4日，一個晴朗的夏日。密室中的人們像往常一樣，剛剛開始一天的生活。奧托走進了彼得的房間，準備給他上英語課。他瞅了一眼手錶，快要10點半了。忽然，他們聽到樓下傳來了陌生人的吼叫聲。
幫助安妮一家躲藏的蜜普?吉斯回憶，她突然看見一個瘦高個子的人，拿著手槍站在門口，喊道：「誰都不要動，不許開燈！」
緊接著，蓋世太保軍官帶著一群荷蘭警察衝了進來。一個警察說：「有人檢舉了你們！」他停頓了一下，說道：「你們窩藏猶太人，他們就在這幢樓裡，立即帶我們上去。」
最後的時刻終於到了。蜜普向樓上走去，站立在那個遮擋著「密室」的書架前。她後來回憶說：「我那時外表很鎮靜，可內心卻非常害怕……因為我們已經站立在最關鍵的地方。」她指了指那個書架。
搜捕者們推開了書架，衝進密室。他們讓所有的人都舉起手來，交出錢和首飾。一個警察一把搶過了安妮的小皮箱，將所有的東西抖落在地。
八個猶太人被送進了警察局。究竟是誰出賣了他們，這個謎至今沒有解開。戰後的調查表明，當天早上，有人給納粹當局打了個電話，報告了這幢樓裡躲藏著猶太人的消息。
當晚，蜜普?吉斯回到了密室，在一片狼藉中，她發現了安妮的日記本和弗蘭克一家人的家庭相簿。蜜普把這些東西收起來，鎖在了樓下辦公桌的抽屜裡。「我想，安妮一定會活著回來的。到那時，我將把日記本親手交還給她。」她說。但這個善良的小秘書不知道，安妮已經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1944年9月3日，安妮一家被押上了前往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火車。在1019個乘客當中，有549個人（包括所有15歲以下的小孩）在到奧斯威辛的第二天，就被逼迫著走進了毒氣室。安妮因為剛剛度過了15歲的生日，才僥倖躲過了這一場災難。
隨後，安妮和媽媽、姐姐一道被送往附近的波肯奧集中營。到那裡的當天，她們就被剃去頭髮，在胳膊上烙上了號碼。一個多月後，納粹又將安妮和姐姐與她們的母親強行分開，送到了德國漢諾威附近的貝根貝爾森集中營。
在那裡，安妮跟兩個童年夥伴短暫地重遇——漢妮和蘭特，她們兩人都在戰爭中活了下來。蘭特形容當時的安妮：禿頭，瘦弱，當安妮看到衣服上爬滿了臭蟲、跳蚤時，她嚇壞了，脫光了衣服，蜷縮著裹在一條薄毯裡打抖。漢妮說雖然安妮自己也在生病，她卻更擔心姐姐瑪格，因為她的病更嚴重，而且已經不能走動，常常在帆布床中躲著。安妮對她的兩位朋友說，她相信她的父母已經死亡。
1945年3月，斑疹傷寒在集中營中傳開，17000個囚犯因此死亡。有目擊者說瑪格從她的帆布床中掉下來，因為休克而死亡。數日後，被傳染的安妮也離開了這個世界。兩姐妹的屍體，被扔進了集中營旁堆滿死屍的大坑中。
一個月後，英國軍隊解放了這座集中營。1945年5月7日，在安妮死後兩個月，德國宣佈無條件投降，整個歐洲獲得了解放。
除了安妮的父親奧托?弗蘭克之外，密室裡的其餘人員，全部死在了集中營裡。戰後，倖存下來的奧托回到了阿姆斯特丹，蜜普?吉斯把安妮的日記交還給他。這個父親含淚讀完了日記，並最終決定要替女兒完成心願，將其出版。
在法國、德國、美國等地，日記的發行都大受歡迎。1999年6月，美國時代雜誌出版了一冊題為《TIME100：世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的特別期刊，安妮?弗蘭克獲選為其中之一。
現今，位於阿姆斯特丹的「安妮之家」，也就是安妮曾躲藏了25個月的密室，已是舉世聞名的紀念館，每年約有80多萬人前去參觀。這個紀念館出口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一本厚厚的留言簿，裡面是成千上萬的參觀者用不同語言寫下的留言。
其中，一個叫亞歷克斯的美國人寫道：「安妮?弗蘭克的生活充滿恐懼，與世隔絕。對如今很多人來說，只要他們想，他們就可以過自己想要的生活，從中體會並感謝有選擇理想生活的自由。然而還有很多人卻白白浪費時間，不懂得珍惜這種自由。」「《安妮日記》改變了我對世界的看法。至少我開始用積極的態度面對人生，因為我還活著，而且健健康康，畢竟，這才是最重要的。也許金錢、首飾、名聲是享受生活的附屬品，但它們不是快樂生活的必需品。我將永遠感激自由、隨心所欲的權利。」
被捕前4個月，安妮曾在日記中許下一個願望——「我希望在我死後，還能繼續活著」。時隔60多年，安妮已經實現了自己的願望。2008年1月22日，從第一站北京開始，安妮和她的日記在中國數個城市巡迴展覽。
一個北京的參觀者在展覽結束後的留言簿上，用藍色圓珠筆寫下了一首英文小詩，題為《安妮，你讓我們知道》：
你讓我們知道，
必須把浮如飄絮的思緒，
轉化為清晰的思路和簡單的文字，
華麗和漂浮都不易長久。
你讓我們知道，
溫暖，美好，信任，尊嚴，堅強……
這些老掉牙的字眼
如今還活著。
你讓我們知道，
頹廢，空虛，迷茫，
不過是糟踐自己，
傷害別人。
要有強大的內心。
要有任憑時間流逝，
都不會磨折和屈服的信念。
你讓我們懷念，
你讓我們振作，
好好去愛，
好好生活。
不是因為在和平和幸福中，
才說出我愛世界這樣的話。
而是知道外面的黑、髒、醜陋之後，
還要說出這樣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