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區級政府的「土」政策上升為金融中心的全面政策，仍有很多問題有待解決。雖然金融人才獎提出已久，但金融人才獎針對哪些機構、哪些級別的高管，目前仍沒有對外公佈具體實施細則。
「我們還沒有收到類似信息，也不知道是否對我們上海本地金融機構實施。」一家上海銀行高管表示，預計該政策實施仍有一定的難度。
顯然，能否真正將已經進駐或打算為上海效勞的金融才俊們的「高稅」夢魘擊退，吸引更多人才入滬，是上海打造國際金融之都的關鍵任務，但也任重道遠，至少目前「減負」也只停留在嘴皮子上。
小白領的大煩惱
高稅收對金融高管們的影響最大，也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但在全上海的20萬金融人才中，小白領才是主力軍。他們和這座城市之間的「雞毛蒜皮」，同樣關係到上海偉大的2020年目標的實現，難道不是嗎？除了高稅負之外，這座城市昂貴的生活成本，實際上對他們的影響更大。
2010年二季度，中國GDP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是中國人均GDP卻只有日本人均GDP的1/10，只有3800美元，在全球排在第105位左右。而按照中國人收入1300元的貧困標準線，全國還有4000多萬人沒有脫貧。
上海的「金融城」，小陸家嘴地區，集聚著逾500家金融機構，10萬多金融從業者。在這座「金融城」裡生活的金融人，同樣面臨著巨大的「貧富差距」。
2009年《解放日報》曾對金融城內的150位從業人員進行調查問卷。結果發現，陸家嘴金融從業人員的月收入水平從3000元以下到5萬元以上不等，上限與下限相差很大，收入水平集中在1至3萬元之間，占比約為41.2%。按照《2009上海統計年鑒》，2008年上海職工平均月工資為3292元，第三產業職工平均月工資3849元。有超過70%的金融從業者，收入水平高於全市平均水平。
不過，薪酬雖高，金融行業人員的流動性是顯而易見的。在被訪者中，有68.2%的人工齡超過5年，而在金融相關行業工作超過5年的人數，剛剛達到50%。這也意味著，有相當一部分從業者「轉行」自其他行業，也從側面說明了金融行業准入起點相對較高，需要有相當的工作經歷。
調查中，70年以後出生的人佔到95.9%，70後、80後幾乎各佔半壁江山，80後一代在金融行業已經成為中流砥柱。在目前從事金融行業的人員中，學歷水平大多集中在本科和碩士水平，分別佔到54.3%和39.2%，博士這一學歷層次在金融業所佔比例並不高，僅0.7%。從分析來看，大多數金融從業者的學歷越高，所處的職位也就越高。碩士在中層領導崗位上佔比較高，70後則是目前銀行中層崗位的主力軍。
陸家嘴金融城聚集了上海最多的金融白領，他們大多供職於名氣響噹噹的金融大企業，身穿面料挺括、做工考究的衣裳穿梭於這座城市最集中的高樓之間，是大多數人眼中令人羨慕的一群。但對於他們而言，上海的「昂貴」依然是個問題。
的確，在《解放日報》的調查中，僅有6.8%的受訪者對陸家嘴的滿意度投了贊成票。而更多人認為有缺憾，需要改變。金融白領們最不滿意什麼？首選答案是交通出行，有56.1%的人將不滿意的目光投向了陸家嘴的交通問題。
每天，陸家嘴金融城都早早「醒」來。
清晨7時多，居住在城市四面八方的金融白領，開始向這裡匯聚，開始了一天的陸家嘴生活。金融城的第一法則就是準時准點。於是，金融白領的每一個工作日，都得「趕早」。
供職於陸家嘴某基金公司的張興華，有兩點「與眾不同」。一來堅持在家吃早飯，而且「自給自足」，為了趕在8時30分前到達辦公室，家住浦西的他往往需要更早起來；二來選擇以「公交+擺渡」方式出行，他認為這樣可以避免不確定的擁堵，保證「準時准點」。上述，也是為了更省錢。
陸家嘴「金融城」的生活，難逃壓力的困擾。在《解放日報》調查統計的8項產生壓力的因素中，上下班費時費力這個因素被選了82次，在所有出現的因素中占22.2%，有56.6%的在陸家嘴從事金融工作的員工由於這個因素而感到有壓力；生活成本高被選擇了81次，在所有出現的因素中占21.9%的比例，有55.9%的在陸家嘴從事金融工作的員工考慮了這個因素。
在眾多壓力和煩惱的來源中，住房的壓力不容忽視。
調查發現，住房開支在收入中所佔比重較高，給大部分陸家嘴金融白領帶來壓力。在被調查者中，有35%的人住房開支占收入比重低於10%；35.8%的人住房開支占收入比例在10%-30%之間，23.6%的人住房開支占收入比重在30%-50%之間，有5.4%的人住房開支占收入的50%以上。
伴隨著收入的提高，金融業從業人員對住房質量的要求也相應提高，因此儘管陸家嘴地區的收入水平總體不低，但上海高昂的房價，讓他們同樣感受到住房帶來的壓力。
4.冒險家的樂園？
三十年間，上海為什麼沒有出——哪怕一名全國聞名的企業家？這是一個很讓上海人尷尬的話題。中央政治局常委、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也曾感歎上海為什麼沒有馬雲，「過去上海是冒險家的樂園，現在深圳是冒險家的樂園，上海應該成為冒險家的樂園。」但是，上海沒有。
「上海的城市精神是朝兩個方向展開的，一個是王安憶小說中的市民文化，管好自己，沒有做大事的衝動；另一個是冒險家的樂園，這在許文強時代有，在浦東大開發時代有，後來就泯滅了，上海要成功轉型，還是需要冒險家精神的。」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與區域研究中心秘書長屠啟宇分析說。
「上海需要一場『文藝復興』。」屠啟宇舉例說，李顯龍就任新加坡總理之後，提出新加坡不僅要整潔、美麗，還要加上X元素，就是人們到了那裡之後就會莫名興奮，有幹事的衝動，「這種感覺在海南有，甚至在廣西北海也有，今天卻在上海蕩然無存。」
上海為什麼出不了榮宗敬或馬雲這樣的企業家？
知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給出的答案是：「沉默」的原因與地緣經濟有關。
其一，作為國營企業——特別是輕紡和輕工產業的重鎮，在上世紀90年代之前，上海一直被計劃體制壓得喘不過氣來，人才、技術和市場被周邊數以十萬計的江浙小企業分割蠶食。自上海證券交易所恢復及浦東開發以來，上海迅速復興，不過，它的特徵卻是政府強力主導，民營企業家仍然無大作為。
其二，上海自開埠以來，就成為航運、金融和製造業的中心，由於體量驚人，因而形成了以我為中心的「坐商模式」，百商匯流，坐地興市，成為一種慣性思維。所以，上海企業家吸力足夠，呼力不足，很少看到他們滿頭大汗地跑到窮鄉僻壤去打市場的。在消費品領域，上海產品只能夠在一級市場曇花一現，缺乏滲透力和親和力，這些是上海企業的通病。
其三，以上海的區位優勢，百年以來，最容易做大做強的產業分別是航運碼頭、金融、地產、文化和重化工業，而上述產業絕大多數仍是國有資本密集之地，所以，上海容易出大企業，卻出不了大企業家。
其中，第一和第三點都屬於歷史客觀原因。而第二點提到的「坐商」模式，則反映出上海自身的問題。如果將上海看作一個商人，那麼這個人習慣於坐在自家舒適的鋪子裡，等著顧客上門，卻不會想到可能有客人覺得店子太遠不方便而不光顧，更不會花錢去離顧客住家近些的地方開個分店。需要他首先花錢，然後才可能得到回報的事情，上海這個商人是不肯幹的。儼然一副守財奴的模樣，把手裡的錢看得太重。
2002年，時任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黨組書記張亞培試圖回答這個疑問。他總結了四條原因：一是缺乏企業家成長的文化傳統，二是缺乏善待企業家的社會環境，三是尚未形成有利於著名企業家成長的制度，四是上海企業家自身缺乏成為領軍人物的意識和素質。看上去，這是四條十分嚴厲的結論。
香港大學商學院副教授許德音的意見稍有不同，他認為「上海曾經是一個馬雲迭出的地方」。上世紀30年代，上海「五方雜處、華洋共居」，被稱為「冒險家的樂園」。一大批國際冒險家在上海留下了深深的印跡。比如1937年，美國記者兼成功商人卡爾·克勞（CarlCrow）出版了著名的《4億消費者》一書，記述了他在上海開辦廣告公司25年間種種的軼聞趣事、奇思妙想，影響了整整一代美國人的中國觀。
許德音教授說：「最近十幾年上海在物質上的繁榮，反而讓我們更加忘記了這段歷史。多少上海人在津津樂道這些表面的成就，卻不知道我們已經不知不覺地丟失了這座城市最寶貴的精神遺產。因為這些成就太過依賴外來的資金和技術：已經功成名就的大公司——其中有些正是從上海走向世界的——在這裡建立了地區總部。」
「這些早已經官僚主義化的大企業讓我們上海文化中的一些被過分渲染的方面——職員文化、敬業主義，重新有了用武之地。但是它們未能帶來過去曾經帶來過，而且被老上海人視為英雄楷模的冒險家，以及他們的創業精神——不是因為世界上沒有了冒險家，而是因為幾十年的歷史斷層局限了我們的眼界，讓我們忘記了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麼，以至於今天的上海被譏為缺乏冒險精神的城市。」
上海市政協常委鄭韶對這個問題也有類似的觀點，他說：「上海人有其人文『基因』上『奉令惟謹』、不願冒險的歷史弱項。在上海成為計劃經濟尤其是工商業重鎮的年代，這種不善開拓而長於奉命管理的文化有了充分發揮的新空間，這種消極狀態的正面效應是為上海育成了中國一流的近代化管理人才和管理文化，代價是窒息了以破舊立新、敢為人先、冒險開拓、拚搏進取為要求的創新文化。」
無論是「職員文化」，還是「奉令惟謹」，說的都是一件事：上海務實。不會為了看不見的未來，放棄摸得著的現在。
其實，說好聽點，是務實，難聽點兒的話，就是見利忘義，這個「義」就是精神，冒險精神。既然外來資本和大企業已經把我餵得飽飽的，我又幹嘛傻乎乎地不去關照這些送上門的大資本，而分心關注一個瘦巴巴的窮小子呢？你說你來創業，你說你有本事。但是，現在呢？現在你有錢嗎？現在你有錢大把大把地繳稅去填上海的大胃口嗎？
結語
如果把上海和湧入這座城市的外來者之間，看作是房東與房客的關係。那麼，上海就是一個十足的守財奴的苛刻房東，恨不能天天漲租金不算，還老是懷疑住進來的房客覬覦他的財產。有房客打算免費幫忙粉刷房子，這位房東就會臉色蒼白，連連搖頭，認為這會嚇跑他的其餘住客，甚至可能導致他破產。天曉得！他否決的原因僅僅是看不到這麼做的經濟利益，如果今天刷一下房子，明天住客就擠破頭要進來，縱容他把房租一漲再漲，或者粉刷用的是「金子做的漆」，那麼他肯定舉雙手贊成。
這就是上海。當你踏進這座城市，身邊來來往往的都是上海人的時候，這種「守財奴」和「勢利房東」的城市形象，就會更具體、更鮮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