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月份牌屬於相對傳統的那種類型，做的是哈德門香煙的廣告。其繪畫技法是1930年的特殊的「擦筆淡彩畫」，這種技法由民初畫家鄭曼陀最早使用。畫中女郎的身體沒有像有些長畫面那樣被拉長。她臨水而坐，水上有一對天鵝游過，畫的右上方和右下方畫著傳統風格的草和枝椏……她穿著簡單但頗有品味的淺色旗袍，是當時相當流行的「滿族裁式」……她別在襟上的花帶著模糊的激情，一種因可憐和悲哀而變得酸苦的激情……我發覺女郎的臉令人憶及著名影星阮玲玉——她在1930年左右聲名鼎盛，是一個偉大的偶像和一個激情女子，但最終因愛自殺。
並且，他告訴你，這些摩登享受，這些頹廢的帶色慾的都會娛樂，有著美學上的迷人之處。但也容易使人沉醉，不知歸處。
換個角度看看，所有這些精緻的享受，不論是在彼時的上海灘，還是當其已成為古董被賞玩，所有這些，你要如何獲得？很簡單，一個字：錢。你可以享受，但前提是你要買得起。
上海的魅力就在其皮相，一眼看上去很華麗，但這座城市沒有根基，殖民歷史使這座城市的現代文明不是慢慢形成，而是外國資本的突然加入，所以王安憶認為上海很「粗魯」。她說：「上海過去是一個比較粗糙的城市，它沒有貴族，有的是資本家、平民和流氓。」所以這種粗魯也表現在上海對金錢超乎尋常的熱情，你可以發現，所有和上海有關的「摩登」，都與金錢、與物質享受有關，但和精神、信仰，或者政治，相去甚遠。
這就是上海灘與北京城最大的不同，長期處於權力中心的北京本身就籠罩著濃重的政治色彩，所以北京人愛政治、好談政治。上海卻不然，事實上正好相反，這座偏安一隅的城市經濟色彩強而政治文化色彩弱。這一幾乎與生俱來的邊緣性特質，也使其弱化了對西方文化的排拒。
重商的歷史
所以，說上海排外，那還真是冤枉。至少，她絕對不排斥西方文明的入侵。並且，在大量資本湧入，帶來繚亂的物質享受後，這座城市拜金的個性越來越冠冕堂皇——入得城內，她可以提供一切你所需的物質享受，但是你必須用錢來換；而且，你給得越多，她笑得越歡。這也是曾經的海邊小城能一躍成為東西文化交融的現代大都市的重要原因。
近代以前，上海只是中國普通的沿海城市，宋代成鎮，元代設縣，明代築城，在中國眾多城市中並不十分起眼。按照美國學者施堅雅的研究，1843年，上海在中國城市中排名第十二，排在前十一名的依次是北京、蘇州、廣州、武漢、杭州、成都、福州、西安、南京、長沙、天津。近代前夜的上海，既不是個別西方人所說的荒涼漁村，也不是特別顯赫的名城大市。
但是，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熊月之認為，「與北京、蘇州、廣州、福州等城市相比，開埠以前的上海有兩點很特別：其一，上海是港口城市、商業城市，但不是全國性或地域性的政治文化中心，上海在松江府或江蘇省，普遍被認為是重商、粗野、缺少文化的地方。其二，城市人口中，外來商人佔有重要地位，上海本地人排外觀念不強。這兩點對近代上海城市走向影響很大。」
「在最早開放的五個通商口岸中，西方列強並不是一開始就將目光聚焦在上海。他們最早鍾情於有通商傳統的廣州，也曾經寄希望於福州、寧波，但是，最後因緣際會，上海成了對外通商中心」。
熊月之說這其中原因複雜，但他認為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上海特殊的「區域人文特點」所致。「廣州雖有重商傳統，但作為嶺南政治文化中心，廣州也有中華至上、鄙夷西人的傳統。所以，廣州開埠以後，西人在那裡遇到強烈排拒，入城與反入城的鬥爭持續了十幾年。上海則不然。開埠以後，旅居上海的商人，更重視商業利益。在民族主義成為意識形態主流以前，在上海商人眼裡，歐美洋商與閩魯土商差別不大，所以，他們可以與歐美商人和平相處。西方人不止一次地談到：上海人和廣東人，口語不一樣，天生的特性也各不相同。『廣東人好勇鬥狠，上海人溫文爾雅；南方人是過激派，吳人是穩健派』。對待外國人，廣東人表現出強烈的憎惡，上海人則願意『作半推半就的接近』」。
北京拆掉古城牆，是因為政治。上海拆牆的決定，則完全基於經濟利益的考量，其重商歷史，由來已久。
早在清朝光緒三十一年，上海城廂內外總工程局董事李平書「拆城垣、填城壕、築馬路，形成環城圓路」的變革思想。但當時受到了保守勢力的阻撓，畢竟城牆可「保全地方，以弭隱患」（徐珂《清稗類鈔》）。所以，拆城一事直到辛亥革命上海光復後，才真正落實。
當時，李平書、姚文等拆城派召集了南北紳商及商團、救火會成員在救火會大樓開會。李平書強調拆城有利無弊，認為「今日時機已至，欲拆則拆，失此時機，永無拆牆之望矣！」2000多名與會者一致贊成，無一人有異議。
你可以發現，李平書很聰明地選擇與「南北紳商及商團」討論這件事。對商人來說，文化、地方隱患之類眼前抓不著的東西，都無關緊要，拆了城牆，大家往來更方便，自然有利於經商，所以「無一人有異議」。
民國元年（1912年）1月14日，李平書以上海民政總長身份宣佈了拆除城牆的決定：「為商業一方面論，固須拆除城垣，使交通便利，即以上海風氣、人民衛生兩項論，尤當及早拆除，以便整理劃一」（1912年1月15日《時報》）。上海的城牆終於在辛亥革命後的第二年被陸續拆除了。
在上海看來，這是一段不值一提的歷史，不會像北京那樣，有個梁思成哭喊著拆城牆就是「挖我血肉」，至今還有很多專家和學者對北京古城被嚴重拆毀忿忿不平。在上海，似乎只要讓貿易更流通，讓賺錢更容易，就萬事大吉。
即便說要追憶往昔，懷舊，也只停留在這座城市華麗的表層而已。王安憶說：「現在年輕人熱衷於去酒吧、去咖啡館尋訪舊上海的痕跡，其實他們尋找的是舊上海的時尚，而任何時尚都是表面的。」
2.海上「黃金屋」
上海的拜金，不僅在於她喜歡有錢人，喜歡賺錢，也在於她喜歡花錢，喜歡用錢把自己裝扮成一座漂亮的「黃金屋」。遠看，這座屋子金光閃閃，而近距離接觸，你才能真切感受到「黃金屋」的本質——硬邦邦，冷冰冰。
不惜代價的世博
拿最近的世博盛會來說吧。這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屆世博會。官方的數據顯示，2010年上海世博會，園區內的建設涉及資金投資180億，運營費用106億。上海世博會事務協調局顧問、前副局長黃耀誠透露，整個上海對世博配套投資達3000億左右，項目涉及地鐵、交通、環保等。是北京奧運會花費的兩倍以上。
新加坡《聯合早報》以「不惜代價的憧憬」為題，發表了對上海世博大興土木的感慨：
上海的歷任領導者其實數十年前就開始了城市改造，但為了世博的最新一輪準備工作實在有些過頭：在一年內，上海幾乎重鋪了所有街道，挖了（有時不止一次）新的下水道，鋪設了新的路沿，修建了新的人行道，將龐大的地鐵線路延長了一倍。
政府重新粉刷或修繕了臨街牆面——經常是在不通知所有者的情況下；高速路和橋樑上安裝了明亮的新霓虹燈；居住在亂糟糟工地附近的居民，一覺醒來，發現在原本只有泥漿和大梁的地方，種上了枝繁葉茂的樹木。
似乎每天都有新的地鐵線路或高速鐵路建成，甚至還有一個全新的機場候機樓。世博園區——在混濁的黃浦江江畔一塊方圓5.28平方公里的土地——豎起了200多座國家、企業和市政場館。這些富麗堂皇的歡樂宮集中展示了未來的場景：潔淨、綠色、高科技的城市生活，而上海則成為宇宙的中心。
「我們中國人唯一在意的就是面子：我們肯為了美化城市而勞民傷財；即使那條路沒必要重鋪，我們仍會去做，」上海社科院研究員屠啟宇表示，他正在進行一項世博會研究。他承認，沒有人真正清楚上海為此花了多少錢：官方數字在3000億元人民幣（合440億美元），但地產服務公司仲量聯行（JonesLangLasalle）估計，上海為世博會投入或提前的基礎設施投資，將總成本推到了950億美元。
為了這場盛會，同濟大學城市規劃學教授吳志強說：「上海用15年時間完成了倫敦用150年才做完的事情。」上海地鐵系統的建設始於1995年，但僅是2009年一年，總運營里程就延長了一倍，突破420公里。
2010年4月15日上海市政府新聞發佈會上，上海市建設交通委副主任沈曉蘇表示，截止開園前，上海軌道交通已經投入11條運營線路，420公里通車里程，日均客流規模可達到550萬人次，這個里程讓上海躋入了世界前三。
然而，在這輝煌的成績背後，是昂貴的建設成本。
據《觀察與思考》雜誌2009年7月的報道：「地鐵是高造價、高成本運營的地下交通。20世紀90年代初建成的新加坡3條城市軌道交通線，綜合平均造價為每公里3.32億元人民幣；日本東京最現代化的11號地鐵線造價為每公里7.54億元人民幣。上海和廣州兩地由於地鐵設備進口化率比較高，地鐵造價也相對較高。上海地鐵造價每公里是8億元，廣州地鐵每公里達到7億元左右。北京地鐵由於國產化率較高，每公里造價也超過5億。」
顯然，上海的地鐵造價領軍全國，甚至在世界上都首屈一指。而這樣的「光榮」背後，是居高不下的地鐵票價——繼上海軌道交通11號線安亭支線開通之後，地鐵的最高票價終於衝破個位數大關，達到10元；和北京的「2元，統統2元」可坐全程的地鐵票價相比，上海真是貴得「理直氣壯」。
上海是牛了，老百姓卻還苦著。一方面，是上海無法從實處降低市民的生活成本；另一方面，則是為了一系列「民生工程」而投入更多的資金，結果卻也未必盡如「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