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8月26日，作為對中央紅軍攻打長沙的報復，國民黨在杭州陸軍監獄一次屠殺了共產黨人19名。雲居山上有他們的大型群雕像。你看那正和難友告別的，是毛澤東的同學羅學瓚；你看那光著腳的，是工人出身的省委書記徐英，臨行前他正拿著一雙布鞋蹲在牢房門口，看守開了鎖，叫「徐英開庭」，徐英不慌不忙地穿好鞋子，說：「叫槍斃好了，為什麼要說開庭呢」；你看那綁在十字架上的，是永嘉縣委書記，溫州城內名醫王屏周，因在獄中任醫役而開闢了黨的地下秘密通道，他是一個點名拉出去的，這條好漢一把推開前來架他的獄卒，高呼口號大步流星走向刑場；你看那兩個全身脫得只剩短褲的年輕人，他們是南洋巨商之子、任杭州中心縣委書記的李臨光和四川巨商之子、有著一位在國外留學的美麗的女畫家愛人的楊晟，為什麼這兩個有產階級的叛逆，以最無產階級的方式走向殉道場呢？赤條條來去無牽掛，難倒不是對他們曾經所屬的陣營的最後叛逆嗎？
寧波象山烈士詩人殷夫曾有詩言：別了，哥哥，別了，此後各走前途，再見的機會是在，當我們和你隸屬的階級
交了戰火
……
現在終於是交了戰火的最後時刻了。你看那文質彬彬心有所懷的年輕知識分子，他是賈南坡，他的妻子此刻正關在同獄的女監中。這個大地主的兒子，這個上海大學畢業的共產黨人，在三年的獄中生活生涯中，竟寫成了一部《中國文學史》。你看那伏地疾書的寧波奉化籍人裘古懷，他寫道：「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全體親愛的同志們，當我在寫這封信的時候，國民黨匪徒正在秘密瘋狂地屠殺著我們的同志，被判重刑的或無期徒刑的同志，差不多全被迫害了！幾分鐘以後，我也會遭到同樣的被迫害的命運。
我滿意我為真理而死！遺憾的是自己過去的工作做得太少，想補救已經來不及了。在監獄裡，看到每個同志在就義時都沒有任何一點恐懼，他們差不多是象去完成工作一樣跨出牢籠的，他們沒有玷辱過我們偉大、光榮的黨。現在我還未死，我要說出我心中最後幾句話，這就是希望黨要百倍地擴大工農紅軍。血的經驗證明，沒有強大的武裝要想革命成功，實在是不可能的。同志們，壯大我們的革命武裝力量爭取勝利吧！勝利的時候，請你們不要忘記我們！」
……
裘古懷與沙家兄弟曾有往來，而寧波鄞州塘溪沙村的沙氏家族，在中國革命歷史上，堪稱獨一無二的家族。沙氏五兄弟中，老大沙孟海，家喻戶曉的一代書法家；老二沙文求，著名烈士，曾任共青團廣州市委宣傳部長；老三沙文漢，浙江省省長，1957年中國共產黨內最大的右派；老四沙文威（史永），現中國政協副秘書長；老五沙季同，共產黨員，油畫家，在延安時遭康生迫害逼瘋致死。沙氏五兄弟的命運史是一部壯懷激烈，引人入勝的史詩式傳紀。我們最能在這樣類型的大家族中直接看到中國革命的脈落，它的氣勢，它的轉折。他們每個人的不同命運，都是革命的一段主流或一段分岔，一段低潮或一段勝利。中國式的革命往往也是家族共同參與的革命，比如毛澤東、蔡和森、夏明翰家族，比如沙文漢家族。
那麼，哺育了他們的土地究竟是怎麼樣的呢？我們去了鄞縣大嵩區沙村沙文求烈士故居。這可真是一塊風水寶地，堂堂正正的院落，舉目望去，滿目青山，一片長空，天地正氣似乎特鍾秀於此。故居中有文天祥《正氣歌》手書一幅：「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屋後又有極高銀杏一株，為沙氏兄弟所栽。也不知怎的，站在院中，恍兮惚兮，竟遙思到了楊家將岳家兵。沙氏兄弟父親為醫，早逝，母親陳嶺所生五子，除老大早早工作培養4個弟弟讀書、自己也成一代大書法家之外，其餘四子都是大革命時期的共產黨。敵人曾抓其幼子季同，逼老太太招供，還揚言要把季同裝到麻袋中沉河，老太太說：「你們殺我一個兒子，還有四個兒子要來復仇！」老母親豪言壯語怎不叫我想起佘太君。
沙文漢與暴動專家卓蘭芳在奉化搞過一次不那麼成功的暴動後，自己被通緝，五弟被綁架，家被抄劫，兄弟五人弄得四分五散。正在廣州革命的老二沙文求給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當編輯的老大沙孟海寫信道：「我們這次破家，實在是一個死沉沉的舊家庭之更新底紀元，使我們的兄弟脫離沉悶的家庭，而奔入社會的或歷史的『中流』的一個好機會。所以這次破家，不只在革命的意義上有重大價值，而且在諸兄弟生活的發展上也有長足的補助。出我幽谷，上我喬木，真是天助我也。」好一派大英雄氣概。
他的三弟沙文漢，在我們浙江省，一度是個神秘的人們不敢公開議論的人物。一個省長，一個25年入黨的老革命，卻被打成了中國黨內最大的右派。沙文漢有一個傳奇色彩極濃的岳母，陳修良的母親。這個寧波富商的遺孀不安安耽耽的過她的太太生涯，偏偏同情革命支持革命，在危急關頭搶救革命者，被眾人譽為「眾家姆媽」。「眾家姆媽」因為傾向性太強，光天化日之下為共產黨通風報信、收屍入殮，國民黨便把她也抓到陸軍監獄裡去了。幸虧她還有幾個錢，總算被保了出來，60年代初她還活在上海，經歷了女婿沙文漢被打成黨內最大右派和三年自然災害的劫難。
沙文漢命運坎坷，開除出黨後憂鬱成疾，他曾寫過一首《病重有感》詩：莫說沉痾久未癒，但看形影日枯衰，孤燈夜永油將盡，老馬路遙力不支。
夢裡少年憂意氣，望中功業豈狂癡，人生得失毋須計，畢竟事成總可期。
1959年他給夫人陳修良寫信，陳修良也是大革命時期黨員，曾任南京市委書記，當時在嘉興下放勞動。信中說：我已經不能參加任何政治活動了，只好去研究死人的政治——歷史，或許可以借到史料。
1963年，他完成《中國奴隸制度的探討》一書，作為對黨和人民的獻禮。這個獻禮太艱苦卓絕，耗盡心血，終於病危，臨終前兩天，「右派帽子「摘掉，他道一聲「謝謝，」再也說不出話。於1964年1月2日逝世，時年55歲。
文革開始，他的墓地卻被砸了。經濟學家孫治芳在首都醫院抱病給黨中央寫信，為沙文漢申訴。1983年，也就是整整20年之後，沙文漢的生命獻禮才總算被獻了出來。寫這一段歷史我又感動又難受，心情十分複雜。我太年輕，還不能進入那種黨不要你了而你卻非要黨不可的高尚境界。但另一方面我也為沙省長感僥倖，他沒活到66年，要不像蓋叫天那樣被裝在垃圾車裡遊街，他怎麼活下去！沙文漢天性剛烈，少時為了改掉火氣太大的毛病，常常跑到廁所裡面壁制怒。但是他這樣一個革命的能書善畫的知識分子幹部，又戴高帽又坐「飛機」，恐怕面對什麼也難以平息恥辱吧。
還有老四史永，早年參加地下組織，進入我黨特別行動課活動，解放後反覆審查一直不予信任，直至三中全會以後才解除懷疑。嗚呼！前些年台灣一家雜誌，竟刊登了這樣一篇文章，《且看沙氏兄弟今日之下場》。寫文章的人不可能瞭解革命，革命是要含冤受屈的，含冤受屈了還革命，那才叫真革命！
1992年中秋前夕，我從杭州火車站出來，匆匆放下背囊，便直奔南山公墓，謁我父親之靈。中國人並無中秋節謁墓拜訪亡靈的傳統，這個傳統，僅僅是屬於我個人的。
1949年5月3日，一個在省電台當播音員、名叫王廉芳的年輕的地下黨員見南下部隊進了城，欣喜若狂地跑到浙江廣播電台播音台歡呼：「杭州解放了！」
我父親就在這一聲「杭州解放」中從北方來到南方杭州，而我的母親也隨之從寧波鄉下老家穿過亂墳崗來到省城。然後，他們在「杭州解放」中相識結婚，然後，在「杭州解放」中有了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我們的命運就這樣無可選擇地和革命聯在一起。
迷人的西湖在晨曦下靜靜發光，任何一個來此眺望的人都不會忘記這美貌動人的姿色。在父親的靈前泡在了一杯芳香襲人的龍井茶。啊，久違的龍井茶，從您的角度而言，革命，不就是要讓這種王公貴族才能品嚐的香茶成為普天下勞動人民都有實力品嚐的佳茗嗎？
烈士墓地一片寂靜，一派祥和。
瓦雷裡那首《海濱墓園》中的詩行不禁湧上心間：多好的酬勞啊，經過了一番深思，終得以放眼遠眺神明的寧靜！……
二：革命與命運
十八年過去了，我們早已告別的了階段鬥爭的時代，進入了和平建設。但這並不意味著封存「革命」的意義，因為百年家國的歷史主旋律，正是革命史。而對我們這個小家庭而言，從某種意義上說，革命也就是我們這個家族的命脈之始。因為如果沒有革命，父親就不會從一個北方窮山村專門制做土盆因此村名也叫「土盆」的村子投身革命軍隊，從打鬼子開始，八路軍，新四軍，野戰軍，解放軍，一路打到江南，而您也不可能以一個剛剛畢業的中學女學生身份、拋下大家庭，隻身投入革命；然後您也不可能作為學員在華東軍政大學與父親相識；然後父親也不可能做為大隊政委和作為學員的您談戀愛；然後你們也不可能結婚，自然也不可能有哥哥，我，妹妹和弟弟。如此推論下去，感慨不已：原來對我們這個數千年的文明古國而言，如果沒有革命，就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對我們這樣一個普通的中國人的小家庭而言，如果沒有革命，就沒有我們這些構成小家庭的生命個體。
母親，作為一個革命的親歷者，以您為代表的家族中一部分進步青年投奔革命參軍入黨的時候，也正是您的大家族中另一部分「反動分子」遭滅亡的時候。因此，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革命和我們這個大家族的關係：原來，中國革命對於我們這個大家族而言，就是一部分親戚追打另一部分親戚。
曾經有過多少活生生的關於革命與命運的故事啊，為此，我曾經寫下過一些這樣的文字：即便從前，江南的河湖港汊旁亦並非只有浣紗的女子。耕讀歷來是江浙一帶鄉風，某些沿海的鄉鎮，或者靠近城市的鄉村，女子也是要讀一點書，並且也不盡然是在女紅之餘的。這樣的鄉村女郎，與城裡市民階層中弄堂裡走出的女學生和大都會出身優越的洋學生，於書卷氣外，便多出一份鄉下的水氣。六十年前人世劇變的時代，她們的命運和中國一切人的命運一樣，是個個不同的。因為知道一些書上的事情，她們懂得了思考與想像，其中演繹的那些勇敢的浪漫故事和其後的悲歡離合，是一點也不亞於城市裡的知識女性的。現在我便來講上那麼幾位。
從一個名叫谷雨的女子說起，因為她是她們幾個當中最大的，那年也就十七歲。谷雨之下是十六歲的慰輕、十五歲的仲秋和十四歲的夕煙。她們中有同一父母的，也有堂表姐妹的，但都屬同一大家族中的女子，且都在一個鄉村新學堂中唸書。
慰輕的父親是這一帶有名的鄉紳，辦了一些新學甚至報紙，這幾個女子就讀的學校便是他出資做的校董。鄉紳並不常在鄉間出現，因為在別處有著他的另一個家，雖則他是十分痛愛他的這個大女兒的，但女兒之慰終究不夠，於是才有了滬上的另一份情。好在鄉下的黃臉婆是名正言順的擱在廳堂裡的，在那個年代，對這一階層的人來說，如此行事乃是一種合情合理的安排。但鄉紳畢竟留過洋，於心裡多出一份人道的不忍，便移情到女兒。或許正是對大女兒的這份關愛促使他辦了這份鄉學，這幾個女子便每天相約去二里路外的學校就讀。
她們都非常美麗，我敢起誓我這話是真實的，那一帶的女子有兩種鮮明的不一的特徵，或者細眉長眼，白晰苗條，或者濃髮濃眉，睫毛密集，明眸皓齒。這四個女子中，谷雨和夕煙屬前者，慰輕和仲秋屬後者。她們結伴而行在鄉間的阡陌之間時，是此間農人眼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