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常以為大人物會有非常不同的經歷和平台，因此才有可能成就一番事業。實際上看一個人行動，往往看他關鍵時的幾步走得穩不穩當。馬衡走得就是穩，我縱觀他的一生，發現他從來也沒有當過憤青，也不在乎自己的本事未被人知曉，一切只要天經地義，水到渠成。
1920年，北大新設了一門金石學的課程，這才聘了他當史學系的講師。又過了整整兩年，北大在國學門下設置了考古學研究室，馬衡當了主任，接著又升為北大史學系教授，兼任北大國學門導師。從體育老師到史學教授，別人一步到位的事情，馬衡走了五年，這才覺得自己真正有了安身立命之處，便在北京小雅寶胡同48號買了一所房子，洗澡間和抽水馬桶一應俱全，平房頂上修了乘涼的露台，大宅門上掛匾一塊，上書三個大字——「鄞縣馬」，把在上海十里洋場過著豪華生活的妻兒們遷到了北京，真正過起教授的日子來。
說實話，比起北大別的教授，馬衡已經完全是闊老爺生活了。馬衡和馬裕藻在性格上有些相似，也是對人彬彬有禮，恭而敬之，又善談笑，喜與人交，但他在平日的生活作風方面卻和乃兄很不相同。馬裕藻是樸素有加，一年四季總是穿著舊長袍，一派清寒文人模樣。馬衡卻總是西服革履，衣冠整齊，並擁有一部自用的小汽車，出出進進很是氣派。在這方面能與他分庭抗禮的，也就胡適一人。而且胡適買到福特舊式的「高軒」，似乎還是在他之後。
但葉家二小姐還是很難適應這北方學術的清貧生活，因為學校總是欠薪，一年半載的都拿不到養家餬口的工資，常常要遠在上海的妻舅們匯款支撐。這讓她非常失望，她總是和馬衡吵架，而馬衡總是置若罔聞。他心裡是很滿足他的學術生涯的，妻子吵幾句就吵幾句吧。葉薇卿只好對別人抱怨道：「現在好久沒有回娘家去了，因為不好意思，家裡問起叔平幹些什麼，要是在銀行什麼地方，那也還說得過去，但是一個大學的破教授，叫我怎麼說呢？」
教授雖破，馬衡不改其樂也。
母親，如果您問我，這個馬衡先生，用一句話說，究竟做了什麼事情，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那麼我只好用一句話回答：他是故宮博物院院長。
然而，說句實話，像馬衡這樣的大師，哪裡是一句話可以總結的呢？也許就是因為他的貢獻太大了，面面俱到，反倒顧此失彼了吧。
比如圖書館學。從1923年到1929年，6年中馬衡兼任了北大圖書館古物美術部主任，而從1929年3月開始的一年多當中，馬衡兼任了北京大學圖書館的主任（館長），這正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李大釗先生生前的職位啊，馬衡對這個職位可謂盡心盡責。短短一年多，他採用杜威分類法，初步編寫完了西文書目。
這個職位絕非謀來，而是因他天性對文獻檔案資料的重視，而當之無愧地被人推選的。1921年，他剛剛從馬術教員的位置上下來當了史學講師，就發生了一件重要的搶救文獻之事。原來當時的教育部要處理堆積如山的大內檔案和殿試卷，準備賣給私人，或送造紙廠作還魂紙。馬衡聽說後，與朱希祖、陳桓、沈兼士同去力爭，得以撥歸北大研究所國學門。這批珍貴的史料，裝成六十二口大木箱加一千五百零二隻麻袋。他們花費無數心血來整理，僅明季清初的檔案，就有二萬三千三百零三件之多，全都是重要的直接史料。整理就緒後，放到陳列室，供學者研究。
又比如說考古學。馬衡在考古學領域是有扛鼎地位的，被譽為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前驅者和奠基人之一，是承前啟後的關鍵性人物。
上世紀二十年代初，考古學在中國剛剛興起，馬衡就做了這個領域發展的見證。北京大學成立了考古學研究室，考古學會為中國國內高校開先河者，而馬衡就此做了考古學會的主席。1923年5月，古跡古物調查會成立，馬衡又擔任了會長。有趣的是，此時他的啟蒙老師葉浩吾已經成了他的史學系同事，主講《中國美術史》，並參加了由他的弟子主持的考古學會。中國文化如此的薪火承傳，多麼意味深長。
北京大學考古學的開創，可以說是馬衡有功於中國學界的一大壯舉，對中國近代考古學的產生與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北大，馬衡講授自撰的《中國金石學概要》。對於中國舊金石學向近代考古學過渡，起了承前啟後的作用。此書一出，便奠定了馬衡在文化學術界的地位。被公認為中國傳統金石學的集大成者。誠如郭沫若所言，「他繼承了清代乾嘉學派的樸學傳統，而又銳意採用科學方法，使中國金石博古之學趨於近代化」。
正是因為馬衡視文物為生命，這個性格更為紳士、幾近不食人間煙火的大文化人「秀才遇到兵」，幾乎捲入了一場殺身之禍。
馬衡有許多保護國寶的大事可圈可點，任何時候，只要得悉某地有文物被盜或蒙難，他一定會挺身而出、奮力挽救。這當中，包括查獲扣留已被洋人斯文赫丁揭下的莫高窟壁畫，重金搶先購得山西古董商打算秘密盜賣給外國人的山西稷山縣小寧村興化寺壁畫——這幅大元國太宗十年（1238）所立的宏偉壁畫，從此收歸故宮博物院保存。但馬衡在保護文物中最驚險的一次，便要算是與盜墓賊孫殿英的較量了。
1928年7月，土匪出身的軍閥孫殿英，一手炮製了震驚中外的東陵盜寶案。他派工兵營用炸藥轟開陵墓十四座，將裡面的珍寶——主要是乾隆、慈禧二陵——洗劫一空。據說，僅鑽石明珠一項，重量竟達四五十斤，流傳還有翡翠西瓜、蟈蟈白菜，其色澤、紋理，與真無異，蟈蟈振翅欲鳴，栩栩如生，巧奪天工，實乃稀世奇珍。
東陵盜寶案發，馬衡是最早舉報者之一。他在得知琉璃廠古董商的密告之後，氣憤異常，不顧個人安危得失，親往東陵勘查，同時呼籲政府嚴拿究辦盜賣寶物者，追出贓物，交有關部門妥為保存。政府官員，正為孫殿英獨吞財富而不平，想方設法要分一杯羹，趁機借助民意，組織軍事法庭會審此案，還裝模作樣，特邀考古專家馬衡，到庭鑒定贓物並作證。孫殿英深明其意，權衡利害後，便慷慨地到處行賄，直達黨國要人，其中將最為寶貴的九龍寶劍送給蔣介石，將慈禧口中含的大寶珠遂給宋美齡，將墓中出土的「金玉西瓜」送給了宋子文。結果天大的案子不了了之，官賊雙方皆大歡喜，而主持正義的馬衡卻倒了霉。
兩年後，閻錫山欲請這個盜寶主犯衛戍北平，孫殿英大權在握，公報私仇，提出條件，要求先通緝故宮馬某人，以洩其憤。當時馬衡正在河北易縣主持考古發掘，當時的北平警備司令李服膺還算有點良心，派人通報了馬衡，讓其暫避一時。馬衡當夜逃亡天津，夜宿津門時，為防不測，化名「馬無咎」，意謂「雖出走，卻無罪過，亦無凶險」，嗣後，「無咎」就成了馬衡的別號。爾後，他轉乘輪船赴上海，棲杭州，幫助籌建浙江博物館，行使西泠印社社長之職，直至北方政局再變，馬衡才回到北京。
再比如說金石學。馬衡當然是一位金石書畫大家，他二十多歲結婚之後赴京之前的那十數年，主要精力就化在了這上面。他能詩詞，工篆隸，精篆刻，其中尤以治印稱名於世。西泠印社草創時期，他已列名社籍，時年30歲。有一個近乎於《世說新語》般的段子，就與他的金石篆刻有關，說的是錢玄同托人找齊白石刻章，因有熟人推薦，可以便宜到一塊半錢一個字。誰知一向寬宏的馬衡認起真來，他坐著小車親自跑到學校宿舍去找錢玄同，一本正經地說：「你有錢儘管有可花的地方，為什麼要去找齊白石」。原來馬衡是很想由自己來為他的老朋友刻章。
京城現在還能在清華大學看到馬衡的字，有碑為證。1929年6月，王國維逝世兩週年之際，清華大學為王國維樹碑，由梁思成設計碑式，陳寅恪撰文，林志鈞書丹，而那篆額——海寧王先生之碑銘，則正是馬衡所書。
在杭州，若想瞭解馬衡，還有一個大名鼎鼎的地方西泠印社。母親，每年春上我們去孤山看杜鵑花，可拾階而上的那個地方。西泠印社1904年創辦，自1927年首任社長吳昌碩逝世後，誰來繼長西泠又成一個難題擺到桌面上。綜觀全國的印學界、金石界的情況，經反覆商討，最後才作了決定。西泠印社的第二任社長，即由馬衡擔任。因此，雖然遠在北京工作，但「遙領社職」眾望所歸，馬衡的這個社長，一直當到他1955年去世。
博物館學亦是馬衡的重要學術領域。後世論及馬衡的功績，把他一生的最高成就定位在他19年的故宮博物院院長之職上。這當然沒有任何異義的。
馬衡第一次與故宮的親密結合，發生在溥儀出宮之後。1924年10月22日，馮玉祥發動革命，趕走以賄選上台的曹錕，建立新內閣。不出一月，11月15日，清遜帝溥儀被逐出故宮，又過5日，「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成立，簡稱「善委會」。善委會延請的一批專家學者之中，馬氏三兄弟馬裕藻、馬衡、馬廉，三人赫然在目，其中馬裕藻、馬衡還是組長。
正值北國隆冬，清宮一片荒涼，院落中的蓬蒿竟與人齊，這些書生們根本進不去。得找一些人，手持鐵鎬鐮刀先為學者們開路，人方能入。殿內寒氣襲人，哈氣成冰，馬家兄弟們就在如此境況中，與中國其餘頂尖級別的大文化學者們共同清點國寶。為了以示清白，每人入宮後都身著無口袋的工作服，還都得把袖口用帶子紮緊，得以避嫌。如此艱辛工作，費時一年，終於完成國定整理、清查、登記、編號、造冊工作。呆到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成立，馬衡就順理成章地擔任了古物館副館長。
在軍閥混戰，天下大亂的年代裡，故宮博物院坎坷沉浮，馬衡始終與其同生共死，他親自擬寫了《故宮博物院古物館辦事細則》。如果說，他以往曾經是以其天才的金石考古學享譽中華學界，那麼，此時他卓越的組織管理才能和其細緻、縝密、務實的工作作風，開始被人重新認識。這經歷，就猶如他曾經只是一個馬術教師、最後卻成了金石大家一樣。
如果故宮博物院的歷史上不曾發生那次所謂的「盜賣國寶案」，馬衡將會在他的崗位上踏踏實實地做下去，成為一個單純的大學者。然而，天降大任於斯人，一件家國大事，就此發生了。
1932年11月13日，北平各大報刊頭條，粗黑大字醒目嚇人，一條新聞石破天驚：故宮博物院第一任院長易培基涉嫌盜賣宮廷古物珍寶。一時間，大報小報全都是這條社會新聞，馬衡那才十五、六歲的兒子馬文沖也在家裡當故事說。馬衡氣沖沖地教訓他:「誰和你說易培基盜寶？」他不許小兒子人云亦云地胡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