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的沒錯，但一個人要求或者需要別人怎樣對待自己，就會得到什麼樣的對待。事實是，這件事情讓約翰感覺很差。而大多數人感到全身心地愉快。伯蘭特·羅素坐在那兒，像只固執的小梗狗，身邊圍著他的護持。林賽·安德森坐在那兒，神色堅定，像個軍人，和往常一樣他對每個人都不滿意。我認識的人幾乎都在場。有一些原因讓我不開心，一是彼得一直在警察隊伍的外面逡巡，憂心忡忡，儘管我已經向他保證，一定不讓自己被打。在外面站著的孩子不止他一個，他們在為自己的父母或哥哥姐姐擔憂。另一個原因是我開始懷疑「示威」、「靜坐」、「跟警察起衝突」這類事情的意義，因為有些人真的特別喜歡這些事情，樂此不疲。 他們的第一動力是不是開心、刺激、驚險或社交，然後才是政治？我相信當時的情形是這樣的：廣場上，攝像機沿著軌道移動，記者們吃力地靠近他們要採訪的人。辱罵警察的聲音越來越響，你可以看到警察在盯著幾個人，那是他們的目標，然後媒體人員離開了，攝像機（目擊證人）撤走了，警察猛衝進來。他們把坐在那兒不肯起來的人抬起來，送進汽車，不理會像我這樣的站起身來走動的人。我聽到倫敦的一個區長衝著警察像鮑爾小姐一樣喊，「骯髒的野獸」，而對方其實根本沒碰到她。我跟奧斯卡·別斯林克走在一起，他以職業的眼光打量著那些車怎樣載人離去。警察小心地不去粗暴地對待知名人士，但對那些辱罵他們的人，他們動手了。在一輛車上，一個年輕人差點送了命：他被扔上車時，夾克蒙在了頭上，沒辦法呼吸。車上其他人發現他上車後一動也沒動過，也不說話，就把他的夾克拿開，看到他已經臉色發青，失去了知覺。他們對警察說：「你們差點殺了他。」但他們說：「所以幸虧你們在車上，是不是？」
我怎樣看待這些「示威」？我當時很難回答這個問題，現在也很難。那次示威改變了政府的政策嗎？當人們在全國的電視台上看到那次示威時，有誰的思想為此而改變嗎？我是不是在說，有些人就是喜歡跟警察打架，因此他們的努力是沒有價值的？但我確實知道一件事情：那次示威過去沒多久，百人委員會舉行了多次示威，在那段時間裡，美國大使館門外發生了一場真正的戰鬥，部署核武器的基地外面也發生了幾次衝突，這些事件的核心力量正是那些出於興奮而參與進來的人。
至於那次靜坐，它立刻被載入史冊，成為發生在特拉法加廣場的又一次公民對抗權力機構的偉大鬥爭。
不久之後，我目睹了又一次政治衝突。人們決定去唐寧街10號靜坐，抗議原子彈。我站在人行道上，留心觀察著。歐內斯特·羅德克在一大群人中間坐著。在那之前，他一直不參與政治，也許是為了對抗他那熱衷於政治的母親。當警察驅散人群時，歐內斯特做出了他的第一次政治行動，他伸出手去敲了一個警察的頭盔，這當然很不明智。立刻有六個警察把他按倒，對他拳打腳踢。他倒在他們的腿中間，竭力護住頭部。第二天上午，法官在弓街對他進行宣判，我當時在場，法官說：「你顯然是個有著根深蒂固的暴力傾向的年輕人。」歐內斯特的政治活動家生涯在那一刻開始了。有好幾年，他一直是百人委員會的骨幹。
跟「原子彈」有關的思想應該放在這裡。這是人們當時對核威脅的感覺：那是終結一切的無人生還的爆炸，只要一次打擊，就會殺死世界上所有的人，也許會讓整個星球在幾百年內成為不毛之地。我們已經有了兩個先例：廣島和長崎。那是兩顆原子彈的後果。「原子彈」主宰了我們的頭腦、我們的歌曲、演講和宣言。如果那個白癡按下按鈕，原子彈就會落下來，一切都完了。在非常遙遠的將來，將有一些變異的倖存者在核污染的土壤上爬行，生命重新開始。
但這種模式（我們頭腦裡的模式）是從哪裡來的？一定存在著這樣的模式，每個遊行、示威、奮筆疾書的人的頭腦中一定都有這個模式：末日，天劫，下一場烈火。
我收到了一些年輕科學家寫來的信（但那已經是七十年代了），他們問我，為什麼要助長對核威脅的長期錯誤看法，核威脅不是一場單獨的災難——最終的滅絕或世界末日——而是各種各樣的危險，例如，蘇聯發生了一些從未被正式報道過的爆炸和事故，導致大片區域被摧毀、污染、無法居住。這類事情比一顆原子彈的爆炸要危險得多。（那時候，切爾諾貝利核洩露事故當然還沒有發生。）他們建議，如果我真想幫忙，就不要再繼續談論原子彈，而是向大家指出，核能具有很多不同的危險。
當我寫《南船座中的老人星：檔案》第一卷什卡斯塔時，我讓原子彈墜落，毀掉了北半球，讓北半球成為不毛之地，但讀者並不是這樣「理解」的。因為讀者談起這本書時，彷彿我寫的是整個世界的毀滅。現在讓我感興趣的不是故事，不是情節，而是這樣一個事實：人們當時絕對想當然地認為，如果一顆原子彈落下來，那麼全都完了。那顆毀滅性的原子彈，代表徹底的終結。
這個模式仍然存在於集體意識中嗎？如果仍然在，那麼它正在哪個方面支配人的思維？它對實際發生的事情起了哪些作用？這當然讓我聯想起南非：幾十年來，每個人都認為會有一個「長刀之夜」，一場「血洗」——不可能有其他道路。
在樹梢上哄寶寶睡覺，
風兒吹過，搖籃輕搖，
風兒吹過，搖籃墜落，
寶寶和搖籃和所有的一切都將墜落。
接近六十年代末的某一天，我發現自己在大笑，突如其來地大笑，怎麼也忍不住：一開始，我發出一聲難以置信的尖叫，然後是真正的笑，哈哈哈哈，噢，我的上帝，但實在太好笑了……
我在笑什麼？性，這就是笑的原因。除了時間上的錯位，這個情節完全應該放在這裡，因為當我縱聲大笑的時候，我眼中不僅僅有六十年代，還有五十年代：正像我已經暗示過的，性並不是到了六十年代才開始的。
五十年代和後來的六十年代的獨特之處在於：沒有規範。那個年代當然是有史（人類記得的歷史）以來第一次，社會上不存在被人普遍接受的行為規範。與此同時，我們又獲得了控制生育的技術。各種各樣的事情都在發生，沒有規範來約束大家的行為，直到艾滋病降臨，一舉重建了道德。
我要說，五十年代，在愛或性的問題上，最顯而易見的事情是（其實是到後來才變得顯而易見）：人們之所以要上床，是因為整個時代期待他們上床。（這是時代精神的要求。）有些人交媾就像兩條碰巧撞到了一起的被催眠的魚。是受到好奇心的驅使嗎？也許有一點。是因為性狂熱嗎？根本不是。那些擁抱跟愛情無關，跟性也沒有太多關係——我指的是真正的性吸引。整個事情裡面有一種被動性。
沒有人知道該怎麼做，男人和女人都不知道。這就是為什麼當時有那麼多痛苦，那麼多不可理喻的事情。我是不是太誇張了？是的。因為我說的不包括那些令人愉快的邂逅。
現在每個人都配備了手冊，告訴我們男人和女人的基本差異，但六十年代正值女性主義運動否認男女一切差異的階段——或者像D.H.勞倫斯說的：女人跟男人一樣好，如有差異，也只是更好。
今天，如果有新聞說「生理上的差異決定了男人和女人想要不同的東西，這是他們的本性，無論文明、文化或當前的道德多麼想馴服我們」，應該不會引起意識形態的怒火。沒有一個男人不夢想短暫的艷遇，裡面不摻雜一絲感情，沒有任何瓜葛或責任，只有痛快的性交，而且對方不是妓女。我認為，這是黃金時代的幻想在盤旋。沒有一個女人最初的感情衝動不是「這是我在尋找的男人嗎？」。即便當她下定決心把這個問題放在一邊，下定決心有那麼一兩個晚上像男人那樣享受其中的所有樂趣的時候，這個念頭還是會冒出來。我敢打賭，沒有哪個女人在經歷了能夠想像得到的最歡娛的夜晚之後（即便兩個人都不知道對方的名字，也不想知道），當他懷著對她的愛慕、欽佩以及對她從容態度的感激離開時，不會感到突如其來的枯燥和空洞，因為她違背了她深處的真正本性，她必須為之付出代價，即便那種感覺只持續了半個小時。
女人在完全坦誠地敞開心扉跟一個男人度過一晚之後，難道不是會經常詛咒對方，痛斥對方：「你這個該死的。你至少可以打個電話吧？你難道就不能送來一束花？」因為只要一束花就夠了，就綽綽有餘了，失去平衡的心理就可以得到恢復。這時候，那個男人就可以懷著感情和愉悅，心想，終於找到了一個既懂得享受生活、又不問「你真的愛我嗎？」的女人。
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知道花意味著什麼，男人必須向女人獻上花束，這是約定俗成的。我很想說，當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立下那麼多規矩和約束時，他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愛情是禁令的產物。但讓我們拋開愛情這個話題，因為在世界的某些地方，愛情似乎已經過時了。早在五十年代，人們已經覺得性是安排在日程表上的東西，是應該按計劃去做的事情。如果沒有做，就會招來抱怨。
我和唐納德·奧格登·斯圖亞特在肯新頓的丘奇街上走著，我們要去吃晚飯，是他提議的。他一定有六十多歲了，瘦削，禿頂，淺棕色的皮膚上長著雀斑。而我三十來歲。他對我說：「我應該告訴你，這些日子，食物比性更讓我感興趣。」我的怒火在冷冷地燃燒。他是多麼的無禮啊。唉，你能指望什麼呢？我是說，尤其是從美國人那裡？但我們之間從來沒有過身體相互吸引的暗示，一刻也沒有，況且他也很老了。我現在覺得，那是他應對當時的情境的一種很明智的做法（儘管很無禮）。他畢竟來自好萊塢，來自美國的左派，也許已經跟十幾個女人發生過風流韻事。在他同時代的人看來，他一定是個有魅力的男人。我們都不善於覺察到，自己已經不像從前那麼吸引人了。他那時候在想：我可不打算整個晚餐都坐在那兒，讓她心裡一直捉摸著，我是不是會跟她調情。
還有一次，我跟格拉納達電視台的一位高管一起吃晚飯，因為我要為他們寫東西。他一整晚都在使勁兒喝酒。但那個時候，每個人都喝很多酒。現在你邀請別人吃晚飯或參加派對，大家喝的酒只相當於那時候的十分之一。他開車送我回家，告訴我：「抱歉，我做不到了，我醉得厲害。」但我們之間連一點性興趣的火星都沒有。我怒不可遏，這個呆子，白癡，自高自大的蠢才。小說《沒入圍的人》跟這件事情有關。
回顧過去，我看到自己：一個坦率的、直截了當的年輕女人，對在我看來不誠實的舉動懷著真正的憤怒，因此經常表現得不圓滑。我當時蔑視女人的一切花招，認為那是對真正的友誼、人性和人道主義的侮辱。我看不起那些為了得到對方而費盡心計地賣弄風情、故意忽冷忽熱的做法。我應該說，總的來說，西方女人都持有跟我一致的態度，但我來自殖民地，我認為自己更多地擺脫了過去的偽善的枷鎖。同志般的平等，這是我的風格，自然而然地待人友善，甚至是親暱。
要想明白解放了的西方姑娘跟沒有解放的東方姑娘（比方說印度姑娘）究竟有什麼區別，只要在一個既有西方姑娘、又有印度姑娘的地方呆上一小時就會明白了。你只需要觀察印度姑娘那種渴望的眼神、意味深長的一瞥、輕輕的歎息、讓人心神不定的小小閃避、總在忙碌的撩人的面紗和紗巾。這並不是說，西方沒有這種施展手段的女人，當這種女人出現時，解放了的女人只能眼睜睜地在一旁看著男人拜倒在她面前，因為這種傳統的騙術恰恰立足於對男人和女人的本性的最充分瞭解。女人假裝忽冷忽熱，這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是最成功的遊戲——司湯達在《論情愛》中令人欽佩地列出了那些規則。然而，女人跟被自己的花招俘獲的男人在一起，怎麼可能享受理想、完美、誠實的充滿愛的關係？但對有些女人而言，那些手段不是花招，那只是她們的天性……於是我們轉了一圈又一圈。
跟西方女人（尤其是英國女人）在一起，男人往往不知道他們發展到哪一步了，除了那些本能地瞭解女人的男人，這樣的男人遇到女人，雙方會立即進入心領神會的快樂的洪流。
這如同掙扎在沼澤地裡：同志般的、樂於助人的平等相處態度，會讓男人以為這個女人愛上他了（僅僅因為她允許他們之間有些親暱的舉動），他也許會滿心歡喜，也許會逃之夭夭。但同樣，既然女人終歸是女人，在所有的友善下面仍然充滿了殘餘的羞澀，因此她也許在發狂地愛著一個男人，但對方一點也沒有覺察到。
我回過頭來看這一堆誤解的亂麻。有的男人，我喜歡他並且願意跟他成為朋友，但他卻以為我愛上了他，被我拒絕後非常困惑，怒氣沖沖，很受傷害：她為什麼讓我誤會？而有的男人，我迷上了他，希望他看出來，但他卻不知道我是怎樣想的，因為我發出的所有信號都被很好地偽裝成普遍的友好。五六十年代的各種輕鬆隨意、怎樣都行的友好模糊了真正的情感、吸引和反感。如果大家公認「隨意的性關係標誌著普遍的解放、文明和平等」，那麼，所有那些微妙的反覆、自然的好感和反感——簡而言之，真正的性關係——又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