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們曾向我保證“法律不可能修改”，四年之後，法律修改了。我不再是受保護的租客。我問律師，怎麼會這樣？他說，恩，這種事情的確會發生。馬上就有一個開發商跑來看我的公寓。整套公寓——一個很大的房間，兩個中等大小的房間，兩個小房間，還有一個廚房、大小剛好可以讓大家坐下來喝咖啡、聊天——將被改造成十二個房間，單單我的大房間就可以被一分為四。不久我就得搬走，我的腦海中想象著一群游民一樣的澳大利亞年輕人擠在這些小格子房間裡的情景——因為整個伯爵府區將被建設成“小澳大利亞”。
那麼我要住到哪兒去？那是1958年，我來倫敦已經九年了，我發現，平均起來算，我的收入跟普通工人的工資一樣高——每周二十鎊，我想是這個數目。我對錢一向抱著漫不經心、“最後總歸沒有問題”的態度，這一直很適合我的生活方式。但當我需要找住處時，這種態度的弊端就暴露了出來。每個人都知道，作家的收入不穩定，你從來不知道自己明年會有多少收入。我記得有一次，個稅征收員到瓊的房子裡來找我，問我為什麼還沒有繳稅。我告訴他，我去年掙的錢夠繳稅，但今年沒掙那麼多，我只有三百鎊。他很和氣，想辦法幫我應付過去，但他的反應就像所有的維持秩序的人和監考官一樣，對我的不穩定的生活感到不自在。他認為我應該設法有份穩定的收入，也許可以去當秘書。
那時候，除了寫長篇小說和故事，我已經有機會通過其他途徑掙錢：廣播和電視正在向我招手。總的來說，我抵制它們迎合大眾的傾向。那時候我們相信，為錢寫作就是在出賣靈魂，在稀釋寶貴的蜂蜜，這會觸怒你的繆斯，她會懲罰你，讓你不辨良莠，最終淪為受雇的寫手。這種看法是對的，但在今天的風氣面前，連提一提這些寶貴的過時的想法都很困難。那時候我們還相信，作家應該過著安靜、私密的生活，拒絕成為公眾人物。
我母親留給我一千英鎊。她還留下了一棟位於索爾茲伯裡郊區的房子，以前她把它租了出去。我告訴弟弟，房子屬於我的那一份我不想要了，都歸他。我知道，分房產和家私會引發很多不愉快和難處。我還說，照片、整盒整盒的銀餐具、銀托盤，我都不要。現在看來，這是個很糟糕的決定，特別是因為我弟弟根本不在乎那些東西。很多年後，我向他問起那些東西在哪兒時，他根本不知道。他已經忘了，在那座農場的老房子裡，那個碩大的銀托盤曾經怎樣擺在汽油箱做的寫字桌上，保持著自己的英式氣派；他也不再記得那些鑲嵌在銀像框中的照片怎樣立在插著香豌豆花的滾邊花瓶旁邊，靠在犁具旁，靠近一些也許含有黃金的小石塊。
我的收入支付得起租金低廉的房子或者是小筆的抵押貸款。我開始了一天接一天緊張兮兮的找房。在倫敦找房的經歷讓我看遍了倫敦的很多地方，以至於現在我無論走到什麼地方，腦子裡常常閃過這樣的想法：瞧，就是那座房子，我本來有可能一直住在那兒。
有兩個地方從那段記憶中浮現出來。一個是位於切爾西洪水街的一棟房子，有三層，房間布滿灰塵，牆皮黯淡骯髒而且不斷剝落。租金很便宜。盡管曾經有很多名人住在洪水街，但那個地方讓我感到壓抑。我又要花幾個星期來粉刷、修補、印染；另外還有這條街的名字：洪水——泰晤士河就在街底流淌。另外一座房子位於賀蘭園的皇家新月街，當時的賀蘭園遠不是今天的時尚居所。因為那裡遭到過轟炸，或者說看上去像是被轟炸過。那座房子干干淨淨，是粉刷過的。但為什麼這麼便宜？我動了心，我說我會再回來看看，但當我走到門口時，隔壁房子裡的女人招呼我過去，低聲告訴我——她一只眼睛望著房產中介，他一臉慍怒地站在旁邊——如果我買下那座房子，不出一年它就會在我耳邊倒掉：以前，干朽濕腐的霉塊像爛蘑菇一樣斑斑點點地爬滿牆壁和天花板，裝修工把它們刮掉了，裡裡外外都刷白了。
我的出版商救了我。我已經有了兩個出版商，這在當時並不常見，但很快就變得常見起來了。我需要錢，於是請出版商預支我的短篇小說集《戀愛習慣》的版稅，但邁克爾·約瑟夫不肯。這是他們的愚蠢之處，因為我的上一本小說集《這原是老酋長的國度》賣得不錯，而且仍然在賣。當時仍然在麥吉本&基出版社工作的湯姆·馬斯庫勒一直在等著這樣的機會，給了我這筆錢，但我希望他征求過霍華德·薩繆爾斯（出版社的老板）的意見。霍華德·薩繆爾斯是個百萬富翁，但他不是個普通的百萬富翁：因為他是個社會主義者，安奈林·貝文的密友。他在幫助《論壇報》，那是工黨左翼的宣傳喉舌。他白手起家，出版是他僅次於政治的摯愛。他擁有朗廷街上靠近BBC的霍爾拜因大廈。他租給我一套公寓，租金是每周五英鎊。這個價錢非常低，不僅就這個地段來說很低——這裡步行可以去劇院區、蘇荷區、牛津大街、梅菲爾、泰晤士河——放在整個倫敦都算很低。公寓很小，有六個小房間，而且整棟建築也很丑，樓梯是光禿禿的灰色水泥砌的。
來到五樓，你打開一扇門，就能看到一條把整套公寓一分為二的窄窄的過道。對著門的是一個很小的廚房，緊挨著它的是浴室，裡面配著絲絲啪啪作響的煤氣熱水器，兩個小房間也在這邊。臨街的一邊是我的小臥室，還有一個大一點的房間，那是起居室。整套公寓沒有改善的余地。搬家時，克蘭西和湯姆·馬斯庫勒都來幫忙。我在沃裡克路的家具太多了，於是我把它們送給了生活困難、用得著它們的人。我只帶走了兩張床，一張桌子，幾把椅子，還有書架。我的臥室是個閣子間，三面牆是亮粉色的，壁爐牆的鑲板上畫著稀奇古怪的鳥兒。我把房間刷成了白色，因為房間很小，這活兒一上午就干完了。但那個壁爐實在太丑，我忍不住總要去看它。我把壁爐牆染成了烏梅色，而且設法讓人看不出壁爐。到了今天還有人跟我說，你還記得你把臥室刷成了黑色嗎？我覺得這類似於這種情況：一個畫家在畫布上補了一小塊紅補丁，如果你沒有特別湊近去看，你就會想，這幅畫全是紅色。那個房間唯一的優點是有個大窗戶，上面掛著漂亮的深藍色棉布窗簾，營造出舒適安靜的光線效果。窗簾全是我在那台古香古色的辛格縫紉機上做出來的。
我覺得，便宜的房租和這裡的地段讓這套公寓無論多丑都有理由，但彼得討厭這裡。他也討厭沃裡克路，但那裡至少空間很大。從我們搬進新公寓的那一刻起，他就在央求我買一棟房子。他渴望保障，房子意味著保障。銀行也在給我施壓，讓我買棟房子或公寓。這真讓人瞠目結舌，因為歐洲的其他國家都沒有出現這種情況。在英國，如果你有按揭的房產，你就是個好公民，銀行會對你笑臉相迎。但定期付款讓我感到恐懼，況且我還得籌錢給彼得付學費。彼得現在上寄宿學校了，他十二歲時去的。我不想這樣做，因為我記得自己當年去寄宿學校時的感受，但十二歲畢竟不同於七歲。事實上，這是個不錯的決定。很多小孩子六七歲時被送到寄宿學校，當時他們感覺痛苦不堪，但長大後都喜歡上那裡了。
那棟樓裡面還住著兩個妓女，但我一直沒有注意到，還是克蘭西告訴我的。她們都符合妓女的標准，但又分屬不同的類型。一個屬於（或者說曾經屬於）有點松松垮垮的金發女郎型，她的房間裡到處都是玫瑰色的角落，粉色的窗簾，粉色的坐墊，粉色的鴨絨被，挑逗的布娃娃和毛絨絨的玩具。她經常等在自己的過道裡，這樣她就可以攔住我，跟我抱怨海倫。否則我根本看不到她，因為她似乎不在這一帶工作，而是在蘇荷。我把她寫進了一個故事，題為《福特斯酋太太》。
海倫的膚色偏深，黑色的頭發像高更畫上的人物，烏黑的眼睛中充滿了見多識廣的“懷疑”的神情，克蘭西和我認識的其他美國人都對這種神情大加贊賞。女人眼中的這種“懷疑”表明她深諳事故，知道怎樣照顧自己，這意味著雙方可能受到的損害是有限的。我只需對美國客人提一下“有兩個‘姑娘’住在這棟樓裡”，他們就會覺得自己貼近了真正的生活體驗的源泉。我喜歡海倫，我們會友好地聊上幾句。有人告訴我，當霍華德·薩繆爾斯還是個孤獨迷茫的小伙子的時候，海倫是他的好朋友，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她住在這棟樓最好的公寓裡，為什麼他總要照顧她。有時候，你會在樓外的街上看到一個松松垮垮的老妓女，就像一只脖子上套著蝴蝶結的小梗犬，跟一個沒精打采、舉止優雅、精通世故的深膚色妓女擦肩而過，互相投去冷冷的、厭惡的眼神。
朗廷路周邊的街道引來很多好奇和閒逛的人，這裡是地氈交易中心。沿著電車軌道望去，半地下的房子裡擠滿了拿著低工資的姑娘們，在縫紉機上做著裙子和女上衣，但這個行當大部分已經搬到別的地方去了。這裡的店鋪都是批發商，店裡的陳設都是為了吸引采購商，而不是來逛街的人；如果你往裡面瞥一眼，就會看到激烈的討價還價的情景。干這一行的主要是猶太人，附近有個餐館在為這些生意人提供吃的。在沃裡克路，物美價廉的餐館是印度餐館，但在這裡是猶太餐館。四年後，當我再次搬家時，這一帶物美價廉的是希臘餐館，那間餐館總是顧客盈門。
我帶很多人去過那裡，我記得最清楚的是莫迪凱·裡奇勒，他很想讓我喜歡上填雞脖，但我說，他一定是在享用著對童年的懷舊回憶。克蘭西經常去那裡。美國人喜歡那裡，因為當時美國的演藝界和出版界中有不少猶太人，其中太多人來自布朗克斯[布朗克斯：美國紐約市的五個市區（borough）之一。]，以至於“我在布朗克斯長大”這句話在餐廳裡此起彼伏，就像歌曲中的副歌，或者讓你想起那些小說：一個大家庭在貧困線上掙扎，但家裡那些聰明的孩子們個個飽讀詩書、有文學抱負。他們命中注定要擺脫困境，震撼世界。而那些非猶太美國人說，這個餐館的家庭氣氛以前在紐約很常見，但現在正在消失，所以他們在這裡覺得像是在重溫自己的歷史。
那片區域在白天嘈雜喧嘩、生氣勃勃，到了晚上就一片沉寂荒涼，只除了兩個酒館和一個餐館以外。他們在鑽法律的空子——法律規定，裸體的人如果在動，就是不道德的；如果不動，就是道德的。於是店家向顧客提供鉛筆和紙，邀請大家展示自己的藝術天分。一個裸體姑娘站在有輪子的台面上被推進來，保持一個姿勢二十分鍾，然後被推走，顧客們鼓掌，交流自己的素描，然後另一個姑娘上場，換人的頻率以不至於冷得起雞皮疙瘩為限。店家鼓勵顧客不要停筆，因為如果警察進來檢查，姑娘一動不動，大家都在運筆如飛，就可以證明這項活動的目的是藝術。警察經常進來。這家餐館深受美國人喜愛。
這是個很奇怪的現象：五六十年代，美國人一到倫敦就會直奔蘇荷，去看那裡的妓女和裸體俱樂部。如果你跟他們說：得了吧，你們的大城市裡面不也多得是妓女？他們會說，那不一樣。蘇聯人也一樣。來自蘇聯的每個代表團（那是代表團時代，每個代表團都有導游陪伴，那個導游是真正的克格勃）一到倫敦就會被帶往蘇荷，參觀資本主義的活生生的罪惡，他們的狀態就像在莫斯科看芭蕾舞劇《紅罌粟》，劇中有一段很長的發生在資產階級夜總會的色情場景，用來揭示西方社會多麼讓人惡心。共產主義的蘇聯禁止人們享受這種樂趣，妓女和性表演只可能存在於資本主義國家，因此可以理解為什麼蘇聯人會成群結隊地去蘇荷。
蘇荷區的色情俱樂部的吸引力不止於此。許可法規定，賣酒的地方要在下午關門兩小時，但在俱樂部裡面，飲酒是合法的。嗜酒的人如果忍受不了這兩個小時的限制，就會到色情俱樂部去。魯本·席普帶我去過一家，我是觀眾中唯一的女人。我坐在那裡看表演，魯本卻坐在吧台，背對著舞台。我到現在還記得那個姑娘：愛爾蘭人，高大漂亮，是個新手。按說她應該扭動身體，晃動乳房，讓乳頭上佩戴的流蘇搖擺，但她覺得這太滑稽了，忍不住開起玩笑來，最後竟然把她那對掛著流蘇的大乳頭托在手上，獻給觀眾，仿佛獻上兩塊布丁。她放聲嘲笑自己、男人和這整個行當，乳頭隨著她的笑聲晃動。男人們並不高興：.陰沉黑暗越聚越濃，敵意在暗中湧動，這就是他們的情緒狀態，因為她破壞了俱樂部的氛圍，讓他們顯得滑稽可笑。她的上司把她拉了下去，責罵她，而她咯咯地笑著。她丟了那份差事，但後來在附近的酒館做了女招待，她的喜感在那裡成了一種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