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事先告訴過內奧米，應該讓克蘭西住在大房子裡，因為他只要住在與人隔絕的地方，狀態就會不好，但內奧米剛好把他安排在大房子外面的輔樓的屋子裡。有意思的是，她居然把我們兩個人完全分開。整個家族的人第一眼看到克蘭西就討厭他，他也討厭他們。克蘭西，這個標新立異、冷眼旁觀的尖銳的觀察者身上有種東西讓他們無法忍受。我們住在那裡的三天裡，他總是安靜地坐在那裡，從房間的邊緣望著大家，而他們要麼居高臨下地對待他，要麼態度粗魯。噢，我真的十分憎惡群體、宗族、家族，憎惡人類的「我們」。我多麼畏懼他們，害怕他們，竭力遠離他們。相比之下，成群的獅子和野狗都算得上親切的敵人。我們乘另外一輛大巴回倫敦，冰冷的雨水順著車窗向下流淌，克蘭西直接上了樓，走向他的打字機。他在樓上呆了一整天，下來時遞給我四十多頁紙。他坐在餐桌旁，我一邊讀，他一邊看著我的臉。我一生中從未讀過寫得這麼機智、這麼尖銳、這麼明察秋毫的作品——或者說，這麼糟糕的作品。因為是他的仇恨寫了這篇作品，它是純粹的毒藥。
拿它跟他寫礦工村的小說比較一下：那部小說是出於愛和尊敬，而這篇作品是出於憎惡。對克蘭西來說，單單「中產階級」這個詞就足以讓他受刺激，而米基森家族身上還有一種氣質……他們的安全，他們的有保障的狀態，他們因為自己的安全而產生的自得（這位局外人一定會看到這一點），整個家族密絲合縫地跟社會編織在一起的方式——所有這些讓這位局外人無法忍受。這件事情確實給我上了一課。世界上再沒有什麼比尖刻來得更容易。不，出色的觀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一個人容易在思想的空間中轉向仇恨的情緒。我不明白我們為什麼那麼推崇尖刻。人們經常稱之為「機智」。它曾在二十年代盛行一時——可能是著名的阿爾岡昆圓桌[阿爾岡昆圓桌：1919-1929年間紐約的一個知名作家團體。]的外延——其影響蔓延了幾十年，直到某個老態龍鍾的太太突然爆發出咯咯的笑聲，說：「她長著一張土豆臉」……然後向四周放射自信的目光，確保這句刻薄話贏得了它應得的敬仰。「他長得像只便秘的青蛙」——噢，多機智，就像我們中學時代說的刻薄話。
那是1957，1958年……我深深地陷在《金色筆記》中，暗暗發著牢騷：每次電話鈴響，都會聽到這種消息——「你聽說了可憐的鮑勃的情況了嗎？他太受刺激了」；「瑪莉退黨了，她正在接受社工培訓」。
這些古老的政治激情跟現在還有關係嗎？我認為重要的是從中學習。那個時代仍然留給我們一個在今天看來無法相信、也無法原諒的事實：一些最具有社會關懷、最憧憬著未來、懷著奉獻精神的人對共產主義世界的罪行採取了默許的態度，他們先是拒絕去辨認這些罪行，後來又拒絕公開承認它們。當時並不是十個、一百個、一千個人在這樣做，而是世界各地有幾十、幾百萬人在這樣做。這種不願意批評蘇聯（共產主義者的母校）的態度一直延續到今天，它體現為：希特勒被推為我們時代的罪惡之首，而比希特勒糟糕一千倍的斯大林（希特勒欽佩斯大林，他很正確地看到，跟這位偉大楷模相比，自己的罪惡只能算是小兒科），在左派人的心目中只得到了輕描淡寫的對待。
有意思的問題當然是：為什麼？歸根結底，這種或與之類似的情境必定會再次上演，只是在另一幅背景裡，在另一段歷史中。每件事情都會重演。等到下一次它重演的時候，我們（人類）會認出它來，會做得更好嗎？
像我們這一代（「人人」都是共產主義者的一代）的每個人一樣，我也曾經沉吟、思索、困惑，讓迎合人的記憶把事情美化，但很有多年，甚至是十幾年，我一直帶著一個未經解答的問題。那顯然是一場不同程度的集體瘋狂，集體精神紊亂。後來，很後來——其實也就是最近——我才開始相信，我也許找到了這一切的原因。也許，我說的只是也許。
我們需要再次回顧第一次世界大戰，那是我們那個時代的集體恐怖的醞釀期。
那些在國家榮譽中有既得利益的人在淡化那場戰爭的恐怖，或者把那場戰爭正義化，觀察他們的言論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我們在戰壕中只失去了」幾百、幾千人。我們，不列顛。但那是一場歐洲戰爭，並非只有英國士兵最後對自己的政府充滿了仇恨和蔑視，如果「仇恨和蔑視」這種描述太嚴重了，至少也可以說，他們的內心充滿不安和悲傷，在某種程度上對統治他們的人喪失了信心，因為那些統治者非常無能。在南羅得西亞的班凱特區，我的父母不是唯一的一戰受害者。默裡太太——我們尊稱她為「默裡夫人」，因為她的氣質中透著哀傷的莊重——戰壕奪走了她的丈夫和四個兒子。利文斯通上尉像我父親一樣，只有一條腿。來自愛爾郡礦區的麥考利負過重傷。
除他之外還有其他人。他們都熱愛不列顛帝國，熱愛他們的國家，但每個人都滿腹憤怒和憂傷，因為海格將軍和英國政府指揮的戰鬥讓他們不滿。我父親經常回想起一個身材矮小的德國礦工，他對德國戰壕和德國政府的感覺跟英國士兵對自己的政府的感覺一模一樣。戰壕裡的廝殺損毀了歐洲的要害器官——對政府的尊重。從那裡滋生出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國家社會主義，還有後來的恐怖主義、無政府主義，以及今天的無所不在的思維傾向——那種致命的「好吧，你還能指望什麼？」人們對自己這一邊感到幻滅、憤世嫉俗、不信任，同時把理想主義、愛、希望、對更好的世界的夢想統統投向其他地方：列寧、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後來又放到其他罪犯身上：毛、波爾布特……似乎永無止境。
但這裡還有更深一層的情感因素，我認為這是關鍵。一戰士兵的孩子們不僅在父輩的苦澀幻滅和對政府喪失尊重的情緒中長大，還會覺得自己分享了一種認識，這種認識不被渾渾噩噩、無知的大多數所承認。這種感受體現在一戰時的一首歌中，我父親一生都對它銘記於心：
當他們問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會告訴他們，
而且他們一定會問我們……
告訴他們——他們就是平民——戰壕中發生的事情的真相。在英、德、法和其他參戰國，戰時內閣在本國國民當中煽動起最粗礪的民族情感——為自己的祖國而死是多麼榮耀——同時壓制戰壕中的恐怖真相。因此士兵覺得自己不被理解，而且沒有得到本國人民的欽佩和感激。根據一戰經歷寫成的小說證實了士兵心中的苦澀。德國人雷馬克寫的《西線無戰事》也許是這些作品中最苦澀、也是最好的一部。班斯法瑟畫過一副漫畫——一位浪漫的姑娘穿著睡衣，長髮披肩，癡癡地望著窗外的滿月。「同一輪親愛的、古老的月亮此刻正在望著他。」但她魂牽夢縈的那位士兵正在跟自己的同伴躲在一個荒島的彈坑裡，站在齊腰的水中，詛咒月亮，因為月光讓他們暴露在敵人的視野裡。一副小小的縮影。
他們，愚蠢的大多數；我們，接觸到真相的先驅。而真相讓人難以承受，非常痛苦，鮮血淋淋；現實就是痛苦和苦難。最好的人知道真相；最壞的人是自鳴得意的白癡，拒絕承認現實。
真相掌握在有見識、有經驗的少數人手中。他們是先驅。
這些人認同痛苦和苦難。這種認同很容易轉化為這種想法：「不打碎雞蛋就沒法做煎蛋餅。」我去訪問蘇聯的時候，這種感情非常強烈：這裡是一切事件的發動機，這裡是真相的痛苦心臟。
我想，一些年輕人之所以會在三十年代後期成為共產主義者，投身西班牙內戰，很可能是因為一種模式在這裡重演了。他們去西班牙，跟被出賣的士兵站在一起。因為民主政府——法國和英國——拒絕派兵援助遭到圍攻的西班牙民主政府，任由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西班牙為所欲為，於是法西斯主義的佛朗哥贏了，希特勒和斯大林受到縱容。國際軍團重蹈父輩的覆轍。然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在戰爭中傷亡慘重，犧牲了八百萬人。（不是兩千萬——蘇聯對外宣稱的兩千萬其實包含了斯大林殺害的本國人民，他們用這個數字做了假賬。）[這個數字遭到了質疑，但蘇聯的檔案現在已經公開了，我們很快就會知道真相。——原注]一片廣袤的刈痕，成片被割倒的人，認同蘇聯，就意味著成為已經在世人心目中確立的情感的一部分：一定可以在苦難中找到真理。歸根結底，這只是對苦難的宗教熱忱的延續，而這種對待苦難的模式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就已經長期存在於歐洲人的頭腦中。
我相信，這就是人們為什麼那麼容易變成共產主義者，為什麼對共產主義信念堅定的原因。共產主義誕生在血與火、槍彈與爆炸的風暴中，希望的照明彈將它照亮。
「瞭解內情」意味著成為接近真理的先驅者，通曉真正的運轉機制。而且真理只有這一條：無法言喻的苦痛是「生活本身」在它曲折向上（永遠是向上，這是不言而喻的）的進程中索要的代價。生活本身——事實、現實、真實事件——必然充滿了骯髒的現實，驅散天真的人（愚蠢的人）享用的胡言亂語和幻像。
後來的一代人使用的模式是「當下」。沒有了戰爭和革命，人們很快開始在毒品、迷幻藥和幻覺中尋找真相、確鑿的事實、真實的體驗。
當人們承認了蘇聯的真實狀況，內心深處的一種看不見的東西獲得了證實，人們認識到恐怖和背叛。人們不得不為之付出高昂的代價：跟那種認識相伴而來的，是對痛苦的陰暗而貪婪的渴求。我相信，共產主義的根——對革命的熱愛——是自虐，是痛苦帶來的快感，是在受苦中獲得的滿足和對救贖的血的認同。其實就是十字架。離開「黨」就是放棄更高的真理，放棄成為理解生活的真正進程的先驅。
我覺得可以把它比作墮入情網的人很不願意放棄他們的荒唐希望。你走出那個夢的國度，你就是在放棄真正的體驗，放棄關於善惡的認識，你就是在撕毀你的車票，交出能夠孕育果實的痛苦。
但他內心深處有什麼在哭？
因為巨大的悲劇即將上演。
縈繞不去的悲憫中飽含的劇痛落下，
哀傷撕碎了他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