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聲稱《每個人都是自己的荒野》有多了不起。它是個不錯的小劇本，並無特殊之處。有時會重演。只要想一想《等待戈多》、熱內或薩特的戲劇就可以看出這齣戲的缺陷。很久之後，托尼·理查德森到倫敦來時來看我，他說：「那是個不錯的劇本。」後來發生的事情讓他覺得很糟。他做了一件很慷慨的事情，讓我把福克納的《墳墓的闖入者》改編成電影劇本，付我一千英鎊。當時我已經對電影行業有所瞭解，知道這樣的電影也許永遠不會投入拍攝，即便拍攝，也不會按我的劇本去拍。到後來我才明白，托尼是想借這種方式給我一些錢。托尼有時遭到一些尖刻的評價，基於我和他的交往我可以說，托尼除了絕頂聰明，還非常友善、體諒別人，對人本能地慷慨。
我是跟邁爾斯·馬勒森一起看的《憤怒回眸》，再沒有比他更合適的同伴了。這齣戲讓邁爾斯覺得沮喪，但他絕不是個迂夫子。我們現在已經對易卜生、契柯夫、莫裡哀習以為常，但當時的劇院經理對他們的作品極其謹慎。邁爾斯有時會對這些作品做一些新的變動，給經理們施加壓力，而且自己參加演出。他一生都把自己視為先鋒，可以與喬治·德萬相提並論。但在那一晚，置身狂熱躁動的觀眾中，年輕人激動狂喊，年長的一代悶悶不樂，邁爾斯反覆說：「但是粗魯無禮不是社會批評。」邁爾斯是個社會主義者，但離共產主義者只有一步之遙，也許他是個共產主義者，只是我不知道。我不久前在國家劇院遇到他女兒，她以為我和邁爾斯的友誼是老共產黨的兩員戰將的友誼，但我在邁爾斯那裡從來沒聽到過任何像黨的路線之類的話。吉米·波特這個人物，很多年輕人紛紛認同他，而我認為他幼稚，而且沉溺於自憐，跟讀了《少年維特的煩惱》而自殺的年輕人一樣。邁爾斯認為他就像是噴在尊嚴臉上的一個響屁，並且卓有成效。
吉米·波特為什麼那麼憤怒？那齣戲中有兩起死亡。一起是他父親，死於西班牙內戰，那場讓很多英國人為自己的政府感到羞恥的戰爭；另一起是一位工人階層的老婦人，她是缺衣少食、艱難困苦的三十年代的倖存者。我認同那種憤怒，但年長些的人卻在質問：吉米·波特（或者約翰·奧斯本）到底為什麼這麼憤怒？而這正是他（或者他們）憤怒的原因。鋪天蓋地的出版物如潮湧一般，探討憤怒的原因。
萊斯利·保爾的自傳《憤怒的年輕人》1951年面世。萊斯利·保爾是個聲名卓著的文人，他的生平介紹和出版物清單在《當代作家》中佔了寬寬的兩欄。我從未遇到一個讀過這本傳記的人，不過這本書的名字也許是奧斯本的劇名的靈感來源。這個短語漂浮在空氣中。當皇家宮廷劇院的宣傳人員想方設法讓《憤怒回眸》吸引公眾的注意力時，他們問約翰·奧斯本說：「我猜你是個憤怒青年？」然後他們把這個賣點送到媒體面前。我們都知道，媒體不肯輕易放棄好東西，但我們就遭殃了：有好幾年，每當新天才出現，媒體就歡呼著稱其為「憤怒的年輕人」。「憤怒的年輕人」，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現象——這些記者們，你本來指望他們有時也會試著有點創造性。我們最近在約翰·梅傑身上看到同樣的現象。他在擔任首相的早期被描繪為「沉悶的」，於是有好幾年，記者們始終以此為靈感，在他的名字前面加上「沉悶的」，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變。他們就像很多被訓練出來的老鼠一樣。撒切爾夫人：手拎包。
現在輪到湯姆·馬斯庫勒出場了。他非常年輕——二十三歲——相貌英俊，雄心勃勃。他到我公寓裡來，要求我為他策劃的一本書執筆其中的一部分，書名是《宣告》。我說我討厭按照現成的構思寫書。他用責怪的語氣說，他的未來全指望這本書了。後來，我發現大家都形成一種默契：我們都不忍拒絕湯姆的請求。而且，他說他已經問過艾麗絲·默多克，她已經拒絕了，但他的書裡必須要有個女作家，我一定不能讓他失望。這就是我成為「憤怒的年輕人」的經過。
湯姆是戰爭的嚴重受害者。他六歲那年隨父母一起從維也納逃到倫敦，如果這還不算糟，那麼他的父母一到倫敦就分居了則是雪上加霜。他媽媽在鄉下的一座大宅子裡當廚娘，湯姆，這位曾經的維也納小王子變成了廚娘的兒子。他成了一群不法小混混的頭目。他說起他的英勇行徑總讓人覺得很好玩，而且他還帶著點吹噓。為了拯救他，他媽媽把他送到一所教友會學校，他總是抱怨這段經歷毀了他。因為學校教給了他道德意識，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他會成為第二個歐納西斯。他短暫的軍旅生涯不怎麼成功：他極其憤怒，因為這麼嚴酷的事情居然會發生在自己身上，於是乾脆躺在床上拒絕起床。——在我認識的年輕人裡面，湯姆不是唯一一個這麼做的人。他當過導遊，那還是這類旅遊業剛剛興起的時期。
他在語言方面的才能和他的魅力讓他在這一行幹得很成功。他從事各種冒險的行當，其中之一是跨國走私咖啡。（地道的好咖啡在當時是很寶貴的商品。）我帶彼得去西班牙，我們這位迷人的年輕導遊請我為他帶一個咖啡包裹回來；那是過去的天真歲月。湯姆後來決定成為出版商。他先在安德爾多伊徹出版社找到一份周薪五鎊的工作，現在在麥吉本&基出版社，絕對是剛入行的角色。他提出要做英國最好的出版商，但他需要一個起點。《宣告》這本書將成為他的起點。湯姆最後如願成了英國最好、當然也是最引人矚目的出版商。他具有出色的嗅覺、機巧和本能。挑選《宣告》的作者這件事充分體現了他的機巧。這些作家有一個共同點：我們在當時都是引人注目的作家；我們是那些散發著成功或希望的光暈的「名字」。
在等待《宣告》出版期間，湯姆跟我們都成了朋友。有人給他提了些建議：既然想當出版商，那麼讀點書總歸是件好事情。有趣的是，我們每人列出的二十本書的書單基本上一模一樣。他還應該每天讀點報紙，因為儘管他對政治不感興趣，但他應該知道現在正在發生什麼。哦，好吧，這樣：如果他不願意讀報紙，那麼他必須得讓人告訴他現在有哪些新聞。[因為「年輕人不關心政治是一種時髦」的年代剛剛結束了，有不少有為青年不得不聽取導師們的建議：他們如果對世界上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就別指望成為整個國家的推動者和撼動者。]
湯姆是那種會招來議論的人，大多數議論對他不利。有些當然是出於嫉妒，因為他取得了不可思議的成功。
我有回告訴他，要想寫他不太容易，因為他幹的有些事情實在太不像話。
「比方說？」湯姆問。
「比方說這件事。」我說。我的意大利出版商費爾特裡內利從裡茲大飯店打電話來問我，是否願意跟他一起吃早餐。商務早餐在當時是一件多麼時尚優雅的事情，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於是我們坐在裡茲大飯店，周圍人享用著豐盛的早餐，我們卻喝著黑咖啡，因為我們兩個人都不吃早餐。詹賈科莫·費爾特裡內利是個討人喜歡的人，也是個勇敢的出版商。他是共產主義者，屬於左翼出版社，他出版像《日瓦格醫生》這類的被蘇聯當局譴責的小說。他當然因為這個遭到了同志們的斥責。那天上午湯姆剛好打電話過來，我說我跟費爾特裡內利一起吃了早餐，湯姆說：「我過去。」接著，他讓我給住在酒店的費爾特裡內利打電話，告訴他，我的朋友湯姆·馬斯庫勒跟我在一起，湯姆很願意跟他聊聊。我照著做了，沒有表達自己當時的感受。湯姆跟費爾特裡內利在電話裡聊了起來，我在旁邊聽著，費爾特裡內利以為湯姆跟我住在一起，但不能怪他這麼想。聊完之後，湯姆放下聽筒，轉過身來，一臉凱旋之色：「我今晚去見他。」他第二天打電話來，宣佈費爾特裡內利邀請他去他們的鄉間房舍做客。湯姆成了費爾特裡內利的密友[詹賈科莫·費爾特裡內利後來被謀殺了，是政治謀殺，似乎沒有人知道原因。——原注]。
「好吧，這有什麼問題？」湯姆說，「這只是善於經營。」「放肆」是湯姆的中間名。他在麥吉本&基出版社工作了六個月之後，出版社老闆霍華德·薩繆爾斯叫他去談話。湯姆畢竟是霍華德從那麼多大有希望的應聘者中選拔出來的人，霍華德對這位神采飛揚、風度迷人的學童說：「你知道，湯姆。我真的不介意你讓每個人覺得是你在經營整個公司，但恐怕我會非常反對你表現得彷彿擁有這家公司。」
我們確實有必要記住巴爾扎克筆下的拉斯蒂涅，那個下定決心要征服巴黎的外省人。倫敦充斥著年輕人，但他們大部分（並非全部）來自北英格蘭，很多來自工人階層，從文法學校畢業，沒有這個國家的人極其看重的社會關係，但他們有的是厚顏無恥和足智多謀。女人對有野心的年輕男人向來很有用。為什麼不是這樣？這是社會機制的一部分。但在我們認清這一點之前——有些人是通過想起拉斯蒂涅而醒悟的——在新聞中頻頻出鏡的女人們總是迷惑不解：為什麼在戲院的休息室和其他公共場合，我們會被自己幾乎不瞭解的年輕男人擁抱著，他們對我們的關切讓旁觀者印象深刻——如果不是也讓我們印象深刻的話；為什麼我們會在酒店或機場，聽到公共廣播的召喚，跟我們不太瞭解的年輕人一起走向酒店前台或值機櫃檯。
講一個更一般性的觀點。似乎大家一致同意：關於一個人的不光彩的事情往往比光彩的事情更能揭示這個人的真實本性。但人們為什麼會這樣認為？心懷惡意是最容易的，要想在一個人身上找到可鄙的東西，只需打量他一眼就可以；而且，每個活著的人都有一條紮在泥漿裡的根——這是人的境況。我們都善於批評自己的同伴，敏銳地嗅出對方的道德弱點。心懷惡意曾經被視為缺點，但今天卻受到鼓掌歡呼。時下流行的歡快短語「散佈醜聞」比我們所願意承認的更真切地說出了我們的實情，這是我們這個污穢時代的診斷書。
現在，如果我這樣寫：湯姆多年來是個善於經營的出色的出版商；他一手讓喬納森凱普出版社擺脫了經營不善的窘境，將其打造為英國最有活力的出版公司；他發掘新作家，珍惜他們，支持他們；他挺身支持一些起先被批評家指手畫腳地加以貶斥的書籍，比如《百年孤獨》和《二十二條軍規》；歷經風雨，他的朋友們始終忠誠於他……但我肯定讀者的眼睛會滑過這些讚譽之辭，等著讀到污點，讀到真相[後來，當湯姆·馬斯庫勒掌管喬納森凱普出版社的時候，他成了我的出版商——最合適不過的出版商，我們合作了好多年。我在美國的出版商是克諾夫出版社，由羅伯特·戈特利布經手。我很幸運，我們時代兩位最傑出的出版人出版我的書，而且都是我的好朋友。]。
再發一點更一般化的牢騷：那些風光一時的海盜們，那些用他們的歷險故事讓我們開心的年輕人，老了之後會怎樣？他們變成了德高望重的人。你遇到這些禿頂的老頭，他們當年的魯莽冒險讓你難以忘懷，但現在他們口齒不清地嘟嚕著——只存在於他們的想像中的年輕時代的循規蹈矩，而放在當時，那是他們那顆勇敢的心從心底裡蔑視的東西。
《宣告》的出版讓湯姆·馬斯庫勒一夜成名，因為他是這本書的策劃者，而每張報紙都把它描述為「憤怒的年輕人」的宣言，彷彿真的有這樣一場運動或組織。而我很快就發現，參與撰稿的作家其實分化為兩個主要的群體，兩者間毫無共同之處。真正的左翼是肯·泰南（他把那個花裡胡哨的年輕的自己拋在身後）和林賽·安德森。人們稱約翰·奧斯本為社會主義者，但我認為他從來沒有說過自己是社會主義者。約翰·韋恩當時可能已經寫了《誤投塵世》，這本小說類似於金斯利·艾米斯的《幸運的吉姆》，我認為《誤投塵世》跟後者一樣好，但韋恩是個年輕的保守黨員——如果世界上有過一位年輕的保守黨員，那就是約翰·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