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們眼中，我們這些來訪人員一定像一群不太聰明的孩子。我曾經不止一次懷疑，我們的那次訪問是否對這種說法有所貢獻。前克格勃、格勒烏[格勒烏（GRU）：蘇聯軍事總參謀部情報總局。]和其他情報機構的人說過類似這樣的話：「西方共產黨人和同行的來訪者像一群幼稚的孩子，當蘇聯坦克碾過他們時，他們會喊：歡迎，歡迎。」不，那些更天真的人會喊：「但是，同志，停下坦克；你們正在犯下可怕的錯誤，你們在玷污共產主義光輝的名字。」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一位來自以色列的猶太人在布拉格被逮捕，他是左翼工黨人士，但不是共產黨員，他的罪名是「國際帝國主義的法西斯猶太復國運動間諜」——這個罪名的含義是「你是猶太人」。他在獄中向拷打他的人和獄卒申訴，他說：「同志，你們怎麼能做這樣的事情？你們在弄髒工人階級的手！你們怎麼能用這樣的行為來損害自己、損害世界上所有正直的人？」
我們的第一次正式會談在一個莊重的房間裡舉行，一張長桌，二十多個人。蘇爾科夫以浮誇的演說開場，為後面的發言定了調子。
蘇聯作家，或者確切地說是黨的官方方針跟英國作家代表團之間有著無法跨越的鴻溝。這在第一個人發言的時候就已經顯而易見了。隨著訪問的進行，這條鴻溝不僅沒有變窄，反而越來越寬。
我們這邊第一個發言的是內奧米。內奧米是個中年女人，看上去無異於一隻友善的小獵犬，她說她在二十年代來過莫斯科，經歷了最精彩的愛情插曲，但今天的蘇聯為什麼對自由戀愛抱有敵意？她回憶起跟她的情人赤身裸體地在莫斯科河裡洗澡，還有其他種種愉快的時光。蘇聯曾經是情愛進步的燈塔，但現在「你們完全在背道而馳」。不用說，我和阿諾德都羞愧得面紅耳赤。這是多麼嚴肅的場合啊！我們重任在身，要代表我們的國家！但現在我在想：這種難以置信的舉動是不是對付那些浮誇修辭和豪言壯語的神來之筆？
接下來，道格拉斯·楊開始為成為英格蘭的附屬的蘇格蘭說話，提倡為被剝削的殖民地伸張正義。他在訪問過程中不時穿上蘇格蘭短裙，以起到戲劇般的突出效果。他非常高、非常瘦，他穿上蘇格蘭短裙的戲劇效果要比普通人更明顯。他抓住一切時機站出來為遭到踐踏和壓迫的蘇格蘭呼籲。我毫不懷疑他是誠摯的蘇格蘭民族主義者，但他看起來像是在開玩笑。每當他為受壓迫的民族呼籲時，共產黨員們就不得不站起來為他喝彩，於是言不由衷的喧鬧的喝彩聲一浪一浪爆發出來，打斷了會談。
我已經不記得雙方發言的細節了，但我沒有忘記當時的感受。我覺得那是我父母，尤其是我父親灌輸給我的感受的直接延續——你不瞭解……有多可怕。這次省略的內容是經歷了「二戰」的俄國人以及整個蘇聯——他們的孤獨與絕望，沒有經歷過的人是無法理解的。由於私人的原因，阿諾德也有同樣的感覺。那時候，我們在情感上非常認同俄國人，雙方重複著爭論一些事情——那不是討論，而是各自一再強調迥異的立場。他們用他們的信條攻擊我們：文學必須推動共產主義事業的進步；共產黨有權決定什麼該寫、什麼該出版；創造全人類的輝煌未來是黨的責任。我們則捍衛自己的原則：個人良心的誠正；個體的責任；藝術家的義務是說出自己看到的真相。這種爭論似乎遠遠沒有結束。共產主義的立場如今體現在政治正確的捍衛者身上。當時的俄國人中大多數是俄羅斯人，當他們說其實根本不需要官方的審查制度時，他們把自己放在了一切可能的嚴肅討論之外。「共產主義作家建立起內在的審查制度，告訴他們什麼可以寫。」這種內在的審查在我們看來很恐怖，而他們居然為它辯護——不，是以它自吹——讓我們大為震驚。
另一個問題是他們對斯大林的態度。提到斯大林的名字時必須冠以一串讚美之詞，比如偉大的、光榮的，等等。這是因為對斯大林哪怕一絲一毫的低聲批評都會導致他們被關進集中營。不，我們不理解這一點。我們告訴他們，我們在報道裡讀到，斯大林同志在集會上講了五個小時，群眾的掌聲持續了半個小時，我們覺得難以置信。我們吹噓，在我們的文化中，對領袖的這種尊崇不可能存在。事實上，「領袖」這個詞頗讓人尷尬。幾十年後，在撒切爾執政期間，當我讀到「瘋狂的掌聲持續了十五分鐘」時是多麼懊惱。時間懲罰了我們的傲慢。
阿諾德曾兩次想組織代表團成員間的協調會議——協調「右翼」的內奧米和道格拉斯和左翼的科珀德。到了晚上很晚的時候，阿諾德會到我房間裡和我匆忙地商議一下，因為白天的緊張已經讓我們疲憊不堪。當時，內奧米打算代表我們全體發表一番講話，譴責集中營，頌揚民主制度。科珀德威脅說，如果她這樣做，他就要捍衛自己的權利——代表我們全體說蘇聯是全世界的希望，英國人聽到的都是英國政府編織的關於共產主義真正本質的謊言。阿諾德承負責對付內奧米，如果內奧米為所欲為，我們就集體告辭回家，同時他會告訴道格拉斯·楊別再穿著他的蘇格蘭裙扮傻了。而我必須告訴科珀德，如果他任性而為，我們就會集體告辭，而且內奧米也會發表她的聲明。
我按照計劃做了，科珀德聽了非常沮喪。我們的談話是在我房間裡進行的，或許說「套房」更恰當一些，因為那個房間看上去好像膨脹版的維多利亞風格客廳，到處都是濃墨重彩的豪華桌布、厚重的天鵝絨窗簾、雕花鏡子和厚厚的地毯。他做在一張大桌子的一邊，我坐在另一邊。阿爾弗雷德·科珀德曾是個窮孩子，一向痛恨「統治階級」、「高高在上的人」。在他眼裡，英國的制度完全是為少數人的利益服務的；共產主義的構想對他而言是最純粹的常識。他十年前變成了烏托邦式的共產主義者。我同情他，愛他。他有著純潔的心靈，沒有能力理解邪惡——如果我可以用「邪惡」這個詞的話。我很少遇到像他那樣惹人愛的人。自從弗羅茨瓦夫和平大會之後，他一直生活在狂喜的迷醉中——那個大會幫他把世界一分為二：一半是善，一半是惡。
這裡必須提一下1948年8月25到29日期間在弗羅茨瓦夫[弗羅茨瓦夫（Wroclaw）：Wrotslav，也作「佈雷斯勞」（Breslau）。——原注]舉行的知識分子世界大會。這是第一次大範圍的「和平」大會，由蘇聯發起並操控，1948年後以不同的形式召開，直到蘇聯解體。這些會議千篇一律，因為共產黨人和其他人之間的立場必須完全對立。我在這裡引用兩篇《泰晤士報》的報道，讀者可以通過它們推斷出其他的大會、研討會是什麼樣的。
知識分子與宣傳洩憤大會
弗羅茨瓦夫，8月27日——蘇聯作家亞歷山大·法捷耶夫在開幕日做了挑釁意味十足的演講，今天他的演講繼續折磨著知識分子世界大會的與會者。在那天的演講中，他惡毒地攻擊了美帝國主義的政治本質和西方文化的若干方面。
法捷耶夫的講話為整個會議議程定下了基調。會議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發展為蘇聯觀點與西方觀點之間一貫的、徒勞的相互刻薄攻擊。比如今天，在二十多人的發言中，只有一個人的發言內容是圍繞著知識分子、而不是法捷耶夫設定的政治層面展開的。這個人是法國作家朱利安·班達先生，他提出，教育者和歷史學家應該停止頌揚戰爭狂，「不管他們勝利了，還是戰敗了」。文學應該致力於頌揚文明、正義，表彰反對破壞的人。
除開這段發言，一整天的會議都是兩邊在唇槍舌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一位美國代表對法捷耶夫的有力回應。他說的那些關於蘇聯的事情在今天的波蘭一般沒有誰會在公開場合說。他是布林·霍夫德先生，紐約社會研究新校的督導。他說，法捷耶夫先生的發言如果出自一位負責任的政府成員之口，那麼這樣的講話就是在「為一場預謀的軍事攻擊製造輿論，宣揚其正當性」。霍夫德先生說，美國人認為，既然在歷史上，帝國主義的誘惑總是隨著一國的財富和力量的v增長而增長，那麼蘇聯「不會比我們更有免疫力」；而且在對世界發號施令這件事情上，美國人覺得蘇聯一點也不甘居人後。
今天發言的英國人是J.B.S.霍爾丹教授，他說，他也認為當前最大的戰爭威脅來自美國和美帝國主義帶來的危險。他批評俄國人沒有讓大家能夠「獲得關於蘇聯人民的實際生活狀況的充分信息」，他說，這些信息對影響英國的知識分子很有必要。
知識分子集會，蘇聯作家大爆發
今天，由法國和波蘭組委會主持、旨在尋找和平之路的知識分子世界大會在並不和平的氣氛下召開了。波蘭外長莫查洛斯基先生向代表們致歡迎詞之後，蘇聯作家亞歷山大·法捷耶夫先生以他一貫對「美帝國主義」的惡語攻擊為大會揭開了帷幕，而且這一次他把美國文化中的「反動侵略」元素也囊括進來。
法捷耶夫先生還攻擊了「助長侵略宣傳」的寫作流派，提到了T.S.艾略特、尤金·奧尼爾、約翰·多斯·帕索斯、讓-保羅·薩特和安德烈·馬爾羅。他說：「如果豺狗會打字，豺狼能執筆，它們就會寫出這些作家寫的東西。面對這位蘇聯作家的惡言惡語，英國作家奧拉夫·史德普頓先生做了克制而堅決的回應。他提醒法捷耶夫先生這次大會的目的，他說，如果大家希望能達成任何共識，就都必須付出額外的努力，「關心他人的視角。」
史德普頓先生說，沒有哪一方可以宣佈自己掌握了全部真理，雙方（並非只一方）都動用了「歪曲真理的手段」。史德普頓先生特別回應了法捷耶夫先生對艾略特先生的評論，他說，儘管他們也許不贊成艾略特的政治立場，但他在英國詩歌史上無疑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史德普頓先生今晚安排了英國和俄國代表的私下會談，讓他們增進對彼此的瞭解。
英國代表團的成員有：坎特伯雷主任牧師約翰·博伊德·奧爾爵士[約翰·博伊德·奧爾爵士（SirJohnBoydOrr）：蘇格蘭醫生、生物學家、政治家，1949年或諾貝爾和平獎。]，J.B.S.霍爾丹教授[J.B.S.霍爾丹教授（ProfessorJ.B.S.Haldane）：英國生物學家、遺傳學家。]，J.D.伯納爾教授[J.D.伯納爾教授（ProfessorJ.D.Bernal）：英國科學家，以分子生物學領域的X射線衍射晶體分析法先驅聞名於世。]，C.H.瓦丁頓教授[C.H.瓦丁頓教授（ProfessorC.H.Waddington）：英國生物學家、古生物學家、遺傳學家、胚胎學家、哲學家，政治上傾向左翼。]，海曼·利維教授[海曼·利維教授（ProfessorHymanLevy）：蘇格蘭哲學家、數學家、政治活動家。
]，理查德·休斯[理查德·休斯（RichardHughes）：英國作家。]，奧拉夫·史德普頓，劉易斯·戈爾丁[劉易斯·戈爾丁（LouisGolding）：英國作家。]，拉特蘭·布魯厄姆，伯納德·斯蒂文斯[伯納德·斯蒂文斯（BernardStevens）：英國作曲家。]，弗利克斯·托普爾斯基[弗利克斯·托普爾斯基（FelixTopolski）：英國表現主義畫家，生於波蘭。]，朱利安·赫胥黎博士[朱利安·赫胥黎博士（Dr.JulianHuxley）：英國進化生物學家、人道主義者、國際主義者。]，A.J.P.泰勒[A.J.P.泰勒（A.J.P.Taylor）：英國歷史學家。]，丹尼斯·索拉特[丹尼斯·索拉特（DenisSaurat）：英法學者、作家。]，愛德華·克蘭克肖[愛德華·克蘭克肖（EdwardCrankshaw）：英國作家、翻譯家、蘇聯事務評論家。]。這可以算是全明星陣容。（名單由《泰晤士報》登出。）
現在再回到我們的世界和平作家請願行動。一天深夜，經過沒完沒了、讓人筋疲力盡的宴會、演講、參觀（集體農場、少兒假日營地、博物館）之後，阿爾伯特·科珀德和我坐在我的房間裡說話。我們的話一定會讓那些隱身的竊聽者聽得連耳朵都要擰起來，感到難以置信。「不」，我說，「你一定不能在廣播上說斯大林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人，不，你也不能聲稱英國是暴政國家，比任何共產主義國家都糟。你真的希望我們公開地爭吵，讓我們的報紙狂歡一場嗎？」「我看不出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公開爭吵，」他說，「如果這是我們的真實感覺。」他不時地想要吻我，撫摸我。我嚴肅的責任感讓我抗拒這種情愛的調笑。況且他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