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棟房子裡氣氛歡快，衣食充足，但那並不是普遍現象。當時的英國缺乏活力，人們疲憊不堪，過著斯多葛式的[斯多葛式的（Stoical）:古希臘古羅馬時期的一個哲學流派，主張清心寡慾，過有節制的生活，有宿命論和禁慾主義色彩。]清苦生活。那是戰爭的後遺症。戰爭的恐怖和苦難像黑洞一樣，以看不見的方式悄無聲息地吸噬著整個國家的能量。但同時又有一種完全不同的東西在平衡著這種萎靡。那段時期，最讓我吃驚的就是反差：一方面，人們精神不振，像病人一樣戳在那裡；另一方面，他們對未來又非常樂觀（以現在的眼光來看，當時的樂觀幾乎是一種普遍的愚蠢），堅信新的時代就要來臨。產生這種樂觀情緒的關鍵就是社會主義。
從世界各地歸來的軍隊獲得了一切承諾，例如當時受人譏諷的《大西洋憲章》[《大西洋憲章》：又稱《羅斯福丘吉爾聯合宣言》，於1941年由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英國首相丘吉爾簽署的聯合宣言，目的是進一步協調反法西斯的戰略。]完全是烏托邦式希望的總和，人們已經讓工黨恢復了執政，以確保那些希望的實現。國家醫療服務體系是工黨政府最引以為豪的成果。戰爭爆發之前的三十年代，一場疾病或一起事故會把整個家庭拖垮。那時的貧困太可怕，人們心有餘悸。但這一切就要結束了，不必再害怕疾病、失業和衰老。這僅僅是開始，事情會逐步改善。似乎每個人都在這種情緒裡。很多醫生開始按照這種新的社會醫療制度工作，他們把自己視為新時代的建造者。他們可能是共產主義者、工黨成員或者自由主義者。總之，他們都是理想主義者。
《時代精神，或我們當時是怎樣想的》
一言以蔽之，新的世界即將來臨。
英國仍然是最好的國家。這種觀念牢牢地扎根在全體公民的思想中。大家把這視為理所當然。英國的教育、食品、醫療，所有的一切都是最好的。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國是最好的。
聖保羅大教堂周邊被炸成了廢墟，報紙上到處都是關於重建那片區域的警告，說這次重建如果不好好規劃，就會導致令人作嘔的混亂。結果沒有規劃，令人作嘔的混亂果然發生了。
我們的監獄讓人噁心，那是我們的恥辱。四十年來，跟監獄有關的新聞一點也沒變。監獄是我們的心病，我們一直未能處理好。難道這是因為英國人內心深處始終奉行著《舊約》中以牙還牙的信條？大多數公民都把懲罰惡行作為信條。我寫下這些文字時，新聞中正好提到有些媽媽因為沒錢交有線電視費而進了監獄，但她們的孩子得到了照管。大多數公民聽到這則消息都會驚呼：不，怎麼可能發生這種事情！但狄更斯一定不會覺得驚訝。
福利國家永久廢除了所謂的慈善，窮人再也不必忍辱收下別人的捐贈。我們要拆掉慈善事業的一切職能部門——基金會、聯盟、委員會。我們再也不需要施捨了。
在牛津街的地鐵裡，我看到一個狗仗人勢的工作人員在辱罵一個剛從西印度群島來的人，因為那個人不會使用售票機。這個工作人員跟我在南羅得西亞看到的呵斥黑人的白人一樣，他那樣做只是為了掩飾自己的自卑心理。
來這裡的每個外國人，尤其是美國人，都會說英國人多麼和善、禮貌、文明。
而現在……我該寫什麼？出版商想要的是長篇小說，而我卻在寫著短篇。這些短篇都以市政區為背景，都在洛馬貢迪的班凱特1，描寫的是那裡的白人社群，寫他們怎樣看待自己、維護自己，以及怎樣看待周圍的黑人。我要把這組故事命名為《這曾經是老酋長的國度》。朱麗葉·奧希說，如果我想這麼做，當然也可以，只是沒有哪個出版商會高興，因為短篇小說的銷路不好。但事實上，我推翻了他們的觀點。我的短篇小說集賣出去了，而且賣得不錯（就短篇而言），直到現在還在賣。不過我確實應該考慮寫一個長篇小說。我努力構思了很久，終於完成了一部小說，那就是後來的《瑪莎·奎斯特》。
我之所以能寫出《野草在歌唱》，是因為人們把我當成作家，我知道我要成為一名作家。其實我從很小的時候起就想當一名作家，只是當時我自己不記得了，還以為這種決心是後來才有的。《皮膚之下》[多麗絲·萊辛自傳第一卷。]出版後，我在修道院認識的達芙妮·安德森（她曾寫過一篇題為《討厭鬼》的文章，講述自己的童年，寫得很好）說，她記得我們小時候一起躺在床上討論長大以後做什麼，我當時就說要當一名作家。我那時應該是10歲或11歲。作家的形象就像海神，給無數在海上漂泊的年輕人安慰和支撐，使他們知道自己要成為作家；但這個形象並不能為他們指明一條平坦的道路。
在索爾茲伯裡，我辭去了律師事務所的工作，並告訴別人我要寫一部小說。我不能總是光說不練，而且我也意識到，那些理想的條件——獨處，時間，無牽無掛——永遠也不會到來。寫什麼呢？我有很多想法。現在我饒有興致地回想著當時的情景。我在房間裡坐立不安，踱來踱去，胡思亂想（這是核心步驟），那些舉動完全出於本能。然後其中一個想法從眾多想法中脫穎而出，漸漸成長……我記起了陽台上的談話，那就是母體，可以演變出一千個可能的故事；我記起了多年來一直保存下來的從報紙上剪下來的報道。於是我寫了《野草在歌唱》。作家的處女作通常具有自傳性質，但《野草在歌唱》不是。
迪克·透納，一個破落的農場主，我這輩子見到的都是這種人。只有少數白人農場主經營得不錯，而大部分農場主都失敗了。有人苦苦掙扎了好多年，一步一步破落下去；有人討厭鄉村，也有人熱愛愛它，就像迪克·透納；還有人是理性主義者，就像我父親。如果讓我父親經營農場，他一定很討厭化肥、殺蟲劑和那些破壞土壤的作物，他喜歡家畜和家禽。瑪麗·透納這個人物的靈感來自運動俱樂部裡的一個女孩。我認識她很多年了。在四十歲之前，她一直都是一個溫柔的好女孩，周圍有很多男性朋友。
大家一起到叢林裡野炊，或者只是坐著吸收叢林的氣息——很多白人都這樣做，彷彿城鎮只是一種不幸的必需品，叢林才是他們真正的歸屬——當我們坐在草地上時，她坐在一塊岩石上，雙腳離開泥地，胳膊緊緊護住膝蓋，小心看著，不讓螞蟻、蜥蜴和甲蟲爬到褲子上。既然她那麼害怕叢林，為什麼要跟我們一起來野炊呢？因為她是個好姑娘，總是做別人希望她做的事情。她是個地地道道的城鎮姑娘，屬於整齊的街道和漂亮的花園……我望著她，心想，如果命運把她放置在一個農場，不是那種新興的富有的大農場，而是一個苦苦掙扎的小農場，就像我見到的那些，她會怎麼樣？那些貧窮的農場主的名字閃過我的腦海，我看到磚頭圍起的低矮的陽台，瓦楞狀的鐵皮屋頂在喧鬧的蟬鳴和灰塵中熱脹冷縮、碎裂……於是我抓住她，抓住瑪麗·透納，那個厭惡叢林和原住民、討厭一切自然過程、討厭性交的女人。她的裙子每次穿上之前都要熨得平整服帖，她那小女孩似的頭發出席派對時總是紮著緞帶。
我現在在倫敦，還是那個問題：寫什麼？
有一次我突然意識到，我的早年生活不同尋常，可以寫成一本小說。在離開南羅得西亞，來到英格蘭之前，我一直都沒有意識到它有多麼不尋常。我的第三本小說《瑪莎·奎斯特》多少有些自傳的色彩，儘管小說是從瑪莎十四歲開始寫起的，那時她的童年已經結束了。一位作家（尤其是女作家）最初的幾部小說往往是對自己的界定，無關其文學特色。我新遇到的每個人都會讓我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早年生活，因為一句不經意的話都可能讓我開始質疑多年來習以為常的東西，然而我沒有感到困惑。一方面我明確地「知道我是誰」（套用美國人的說法），但另一方面，我不知道怎樣界定作為「社會人」的自己。在此，我不得不插一句題外話，因為我們觸及到了問題的全局——「弄清我是誰」（美國人當時很關注這個問題）這件事總是讓我很迷惑。他們在說什麼？他們當然不可能沒有自我意識，換言之，他們應該能意識到「我在這兒，在裡面」。一個人如果連自己都感覺不到，那他會是什麼樣子的呢？
我只是不知道如何在社會的大背景中界定自己、看待自己。不錯，我可以簡單地把自己界定為「英轄印度末期」長大的孩子，但當時還沒有人用這個詞組。或者我可以用「英帝國末期」來界定自己。是的，我屬於一戰喂大、二戰塑造的一代人。但這種界定有一條裂縫，或缺失，或模糊，那跟我的父母有關，尤其是跟我的母親有關。我曾經跟她進行了持續而冷酷的鬥爭。我不得不那樣做，但我們在鬥爭些什麼？為什麼？我當時無法回答，完全無法回答，直到我現在七十多歲了，才覺得能回答，但也許仍然不是最終的答案。
我還住在登比路時就開始寫《瑪莎·奎斯特》了，而且寫得比較快，但我不得不中斷，因為我必須搬出那座房子，搬出那條街。現在，那片街區已經變成了時尚地段。有時經過那裡，看著那些莊重舒適的住宅，我會想，今天的人們如果看到當年的景象，看到戰爭損失委員會怎樣漫不經心地把它們「處理」掉，會說些什麼呢？
問題是我的小兒子彼得在那棟房子裡住得很開心，我擔心，對他而言，很難再找到這麼好的房子了。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去參加一個派對。派對在一套公寓裡舉行，主人是一個南羅得西亞農場主的兄弟。那位農場主是白人社區的中堅分子，向來循規蹈矩，但他這位兄弟卻是左派，而且擁護蘇聯——當時的左翼人士基本上都擁護蘇聯。派對的主人有個上了年紀的女友，她曾經很漂亮，房間裡到處擺著她年輕時的照片，可以證明她當年的美貌。他叫她「寶貝」。寶貝用她衰老卻又不失風韻的黑色大眼睛，用她的褶皺花邊和蝴蝶飾帶，支配著全場。派對上還有一個焦點，那就是一個充滿活力、黑頭髮黑眼睛、體格敦實的年輕女人。乍一看，我還以為她是法國人。
她穿著一條黑色裹身裙和一件白襯衫，戴著一頂厚重的黑色貝雷帽。我們閒聊起來。她聽了我的生活狀況，立刻表示深有同感。她曾經帶著一個很小的孩子，住在紐約的一個客臥兩用的房間裡。後來得到一個女朋友的幫助，她帶著孩子住進了那位朋友的房子。「你不能這樣過。」她說。現在我知道她的名字叫瓊·羅德克。她告訴我，她正要攆走一個令人討厭的房客。她早就在想怎樣幫助帶小孩的年輕女人。她的房子最頂上是個小小的平層，只要她喜歡彼得，我就可以住在那裡。於是，星期天我帶著彼得去見她，結果她和彼得一見如故。所以，可以說是彼得解決了我的住房問題。
於是我搬到了肯辛頓的丘奇街，住進了房子頂樓的溫馨的小平層，在那兒一住就是四年。當時是1950年夏天。在我離開登比路之前，我看到了一個時代的結束，一種文化的消亡，因為電視出現了。那棟房子裡有電視之前，男人們下班回到家的時候，茶已經擺在桌子上了，火燒得正旺，角落裡的收音機傳出輕柔的話語和音樂。他們洗乾淨之後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身邊坐著女人、孩子和整棟房子裡所有能哄下樓來的人。食物從烤箱裡一盤接一盤飛出來，茶煮好了，啤酒端上來了。男人們脫掉套杉或夾克，穿著襯衫，散發著生命的光彩。他們一起聊天、唱歌，把一天遇到的事情講給大家聽。他們習慣性地說髒話、爭吵、大聲嚷嚷，然後互相親吻、和好，就這樣興致勃勃鬧上六個多小時，到了12點或1點，上床睡覺。我猜，這麼熱烈的感情在英國人家裡並不常見，我見到的屬於極端情況。然而，好時光一天天或者說一夜夜消失，因為電視機來到了這個家庭，像癩蛤蟆一樣坐在廚房角落裡。沒過多久，大餐桌就被推到了牆邊，椅子被排成半個圓圈，椅子扶手上裝著可以翻轉的晚餐托盤。就這樣，一種充滿活力的口頭文化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