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由才和學再往下說。詩詞之後是曲，他不只也通也讀，還會唱。說到此，要岔出一筆，先說他的夫人許瑩環（名寶馴）。俞先生告訴我，許夫人比他年長四歲，那就是生於光緒乙未（二十一年，公元1895），二八年華是在清朝過的。人人都知道，裝備起來的人是時代的產物，所以這位夫人也是長髮纖足，標準的舊時代佳人。出身於錢塘許氏，清朝晚期著名的官宦之家。通舊學，能書能畫，又循江南名門閨秀的通例，會唱昆曲，而且唱得很好。俞先生很喜愛昆曲，不只唱，而且為挽救、振興出了不少力。俞先生和許夫人於民國六年（公元1917年）結婚，在昆曲方面更是情投意合。
記得30年代前期的一個夏天，我同二三友人游碧雲寺，在水泉院看見俞先生、許夫人，還有兩位，圍坐在茶桌四周，唱昆曲。我外行，不懂好壞，但推想必是造詣很深的。可以用勢利主義的辦法來證明。一見於《燕郊集·癸酉年（公元1933年）南歸日記》，10月1日唱《折柳》，吹笛的是俞振飛。另一見於北京市《文史資料選編》第十四輯，韓世昌說，俞先生等人組織谷音社，唱昆曲，以「俞平伯、許瑩環夫婦的《情勾》《游殿）最精彩」。俞振飛肯吹笛伴奏，韓世昌評為最精彩，可見是絕非等閒的。許夫人還能寫十三行一路的小楷，前幾年餘先生曾影印自己的一些詞作，名《古槐書屋詞》，書寫就出於許夫人之手。聽說許夫人還能畫，我沒見過。
俞先生大概不能畫，但字寫得很好。我只見過楷書（或兼行），不像曲園老人的雜以隸，而是清一色的二王，肉娟秀而骨剛勁，大似姜白石。40年代中期，我的朋友華粹深（名懿，寶熙長孫，戲劇家，已作古）與俞先生過從較密，其時俞先生住朝陽門內老君堂老宅，我托他帶去一個折扇面，希望俞先生寫，許夫人畫，所謂夫婦合作。過些時候拿回，有字無畫。據華君說，許夫人及其使女某都能畫，出於使女者較勝，也許就是因此，真筆不願，代筆不便，所以未著筆。也是這個時期，華君持來俞先生贈的手寫五言長詩《遙夜閨思引》的影印本。詩長近五千言，前有駢體的長自序，說明作詩的緣由。其中如這樣的話：「僕也三生憶杳，一笑緣堅（慳），早墮泥犁，遲升兜率。況乃冥鴻失路，海燕迷歸。過槐屋之空階，寧聞語屧，想荔亭之秋雨，定濕寒花。未刪靜志之篇，待續閒情之賦。此《遙夜閨思引》之所由作也。」（原無標點）我每次看到，就不由得想到庾子山和晏幾道。
是40年代後期，我受一出家友人之托，編一種研究佛學的月刊《世間解》，請師友支援，其中當然有俞先生。俞先生對於弟子，總是守「循循然善誘人」的古訓，除了給一篇講演記錄之外，還寫了一篇《談宗教的精神》。這篇文章不長，但所見深而透，文筆還是他那散文一路，奇峭而有情趣。俞先生很少談這方面的內容，所以知道他兼精此道的人已經很少了。
至此，我筆下的俞先生，好像是一位永遠住在象牙之塔裡的人物，其實不然。他是在「五四」精神的哺育下成長的，自然有時也就會情不自禁地走向十字街頭。所以他間或也寫這樣的文章：
勇者自克；目今正是我們自克的機會。我主張先掃滅自己身上作寒作熱的微菌，然後去驅逐室內的鼬鼠，門外的豺狼。已上床的癆病鬼不肯服藥養病，反想出去遊獵，志誠美矣，然我不信他能。我們應當在可能的範圍內，覓得我們的當然。（《雜拌兒·雪恥與禦侮》）
這憤激的話出於憂國憂民，是否可行是另一回事，就用意說，會使我們想到陶淵明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以下還得轉回來說紅學。與近些年相比，我上學時期的前後，紅學還不能說是很興旺。蔡元培校長的索隱派難於自圓其說，至少由旁觀者看，是一戰就敗在胡博士的手下。胡博士既有神通又有機遇，先後得多有脂評的甲戌本和《四松堂集》，有了考證的資本，寫文章，大致勾畫了考證紅學的範圍。考，考，賈府與曹家的關係就越來越密切。故事所寫是由榮華而沒落，作者的本意自然就成為表禾黍之思。思源於愛。可是時風一變，說是反封建，反就不能源於愛。看法不同，新興的辦法是力大者批力小者。靶子最好是胡博士，可惜他走了，鞭長莫及，於是就找到俞先生。其後的種種，中年以上的人還記得，用不著說。
單說俞先生，雖然法理上還容許爭鳴，但識時務者為俊傑，也就不爭了。《雜拌兒》式的文章不好寫了，只好到詩詞的桃花源裡過半隱居生活，寫《唐宋詞選釋》一類書。寶、黛呢，情意不能談了，退而專治資料，編了一本《脂硯齋紅樓夢輯評》，費力不小，對醉心於寶、黛本事的人很有用。間或也寫點紅文，重要的有《金陵十二釵》，相當長，我讀一遍，感到與一般口號型的紅文還是不一路。友人告訴我，前不久他往香港，又談一次紅學，可惜沒見到文字，不知道是怎麼談的。他還作詩，我的老友玄翁曾抄來幾首給我看。80年代前期，許夫人先走了；不知他是否仍唱《折柳》《情勾》，連我也沒有勇氣問了。
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他離開老君堂的被抄的家，也到干校；大概是為了生死與共，許夫人從行。日子怎麼過的呢？可惜俞先生和許夫人都手懶，沒有寫楊絳那樣的《干校六記》。不知，只好存疑。是70年代後期吧，俞先生二老都到建國門外學部宿舍去住了，聽說俞先生血壓高，患輕度的半身不遂症，我去探問。應門的是許夫人。俞先生已經漸漸恢復，但走路還是不靈便。到80年代，由於風向轉變，俞先生由反面教材右遷為正面大專家，就有了住釣魚台南沙溝高級公寓的特權。我曾去看他，顯然是更衰老了，走路要手扶靠近的什麼。我感到這會給他增加負擔，所以很久就不再去。我的老友鐵公也住在那一帶，近鄰，有時過門而入，略坐，表示問候。不久前他告訴我，曾國藩寫的「春在堂」橫匾竟還在，已懸在客廳中。這使我想到鹹、同之際，江南、北地，直到老君堂的古槐書屋和紅衛兵，又禁不住產生一些哭笑不得的感慨。
瑣瑣碎碎談了不少，對於這位老師，如果我大膽，能不能說一兩句總而言之的話？說，總是先想到「才」。自然，如車的兩輪，如果有才而無學，還是不能在陽關大道上奔馳的。但我總是覺得，俞先生，放在古今的人群中，是其學可及，其才難及。怎見得？為了偷懶，想請俞先生現身說法，只舉一篇，是30年代前期作的《牡丹亭》贊（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論詩詞曲雜著》）。這篇怎麼個好法，恕我這不才弟子說不上來，但可以說說印象，是如同讀《莊子》的有些篇，總感到絕妙而莫名其妙。關於才，還想說一點點意思，是才如駿馬，要有馳騁的場地；而場地，主要來於天時和地利，天地不作美，有才就難於盡其才。至少是我看，俞先生雖然著作等身，成就很大，還是未能盡其才。現在他老了，90高齡，有憾也罷，無憾也罷，既然筆耕大片土地已經不適宜，那就頤養於春在之堂，作作詩，填填詞，唱唱「則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