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再沉吟之後才寫下這樣一個題目。沉吟，是因為幾個月之前已經寫了一篇，題目是《葉聖陶先生二三事》，為完成紀念文集編者交下的任務而拿筆的。名二三事，那篇文章開頭曾有解說：「一是他業績多，成就大，寫不勝寫；二是遺體告別儀式印了《葉聖陶同志生平》的文本，一生事業已經簡明扼要地說了；三是著作等身，為人，以及文學、教育、語文等方面，足以沾溉後人的，都明擺著，用不著再費辭。」這樣說，所謂二三事，是想寫史傳大事之外的一點零碎，與我個人有關，並且我認為值得說說的。那麼，這裡又有什麼必要再拿一次筆呢？原因有外向的，是對於某某生平那樣的送行文（或頌行文），依時代框框，千篇一律，取（所謂）重捨（所謂）輕，我，推測也會有別人，興趣不大。還有內向的，是以前那一篇，雖然非高文典冊，也總是板著面孔寫的，喜歡聽聽閒話的諸君未必願意看，為了照顧另一方面的讀者，就不能不把筆由書齋移到籬下，再閒扯一些。
葉聖陶先生是我敬重的師輩，交往近四十年，可說的事很多。所以更宜於閒扯，因為只有閒扯才可以把取輕捨重、掛一漏萬的挑剔頂回去。推想葉老有知也會諒解，因為他不只寬厚博大，而且幽默自謙，聽到別人講自己，不管怎樣不得體，也總會含笑接受的。但就是這樣一個人，上天卻不睜眼，——也許是睜眼，那是1988年2月16日，正是舊歷丁卯年的除夕，神州大地到處響著鞭炮聲，所有的人送舊年，一部分人兼送神，也把他送走了。
我第一次見到葉老是50年代初。知道他這樣一位知名之士卻早得多，大概要提前二十多年。那是上中學時期，讀新文學作品，散文、小說都看，接觸的作者不少，其中當然有他。那時候他還不是以字行，所以50年代之前，我只知道他的大名是葉紹鈞。印象呢，大概是覺得，如周氏弟兄，一位長槍短劍，一位細雨和風，各有各的風格，好；如郁達夫，有才子氣，也確是有才；葉靈鳳，以至徐枕亞之流，有時難免如影片中人的哭，眼淚是借什麼藥之力擠出來的。葉老的風格，以及推想其為人，是平實，用力寫，求好，規矩多於自然。現在回想，當時是無知的牛犢不怕虎，傲而近於妄，幸而只是想了想，還不至於貽笑大方。
且說我能與葉老相識，也是時勢使然。其先我是在某中學教書，本來，據旁觀者清的旁觀，我還是站在前列的，而忽然，形勢有變，大家（包括教師和學生）快步往前趕，我則原地踏步，落後了。落後的結果當然是被遺棄，幸而有校長陳君的厚意，讓我換個地方，於是到葉老的屬下去做編輯工作。往謁見是第一次見面，印象與讀作品時有不小的差異：彼時只是平實，這次升了級，是厚重懇切，有正統的儒者風。其後交往增多，是共同修潤書稿。起初是當面商酌式。這費時間，他忙，其後就改為由我閉門造車，他複閱。不久又刮來推廣普通話的風。葉老是既非常重視語文，又非常擁護推廣普通話的，可是他的話，跟家鄉人說還是吳儂軟語，跟一般人說也只能南腔北調。他雖然未必是王陽明的信徒，卻一貫知行合一，嚴格律己。
他還常寫文章，希望印成鉛字，句句是普通話的味兒。這自然不是毫無困難，至少是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他希望我這生在北國的人能夠協助。長者所命，義不容辭，但附帶個條件，是提出修改意見，請他考慮。他說這樣反而費事，不如直接動筆，如果他不同意，就再改回來，也附帶個條件，是不限於語言方面，看內容方面有不妥，也動筆，不要客氣。我遵命。可是他卻很客氣，比如有一兩處他認為可以不動，一定親自拿來，請我看，問我同意不同意。我為他的謙虛很不安，請下次不要再這樣。他答應，可是下次還是拿來商量。文章發表了，讓他的秘書送來一部分稿費。我遵「弟子服其勞」的古訓，不敢收，附信奉還。又送來，也附信，說他勞動得了酬，我也勞動，得酬是天經地義。我堅守古訓，還是不收。再來信，動了真刀真槍，說再不收，他將理解為我不願幫忙，那就只好不求了。
我無可奈何，只好說收，但附帶一個小條件，是不得超過十分之一。他又來信，說核算了，是七分之一，以下說：「恕我說句狂妄的話，尊敬不如從命。並且希望，這是為此事的最後一封信。」我看後很感動，也就只好從命，不再為此事寫信。稍後，根據這個君子國的協定，還有個後來居上的大舉，是為他整理一本《葉聖陶童話選》，仍是我起草，他複閱，定稿。書於1956年出版，我又看一遍，發現第18頁《稻草人》那一篇，寫牛「揚著頭看天」，覺得遷就語音（yang）不顧字面（仰），錯了，是受人之托未能忠人之事。幸而不久之後翻閱《紅樓夢》，第二十八回寫寶玉說完「女兒悲」的酒令，眾人都說有理，只有那位呆霸王「薛蟠獨揚著臉」，知道這位曹公早已先於我自我作古，心裡才安然了。這時候，葉老的普通話本領已經滿可以過關，因而共同修潤文章的工作就心照不宣地結束。
以上是說他的為人，認真，有德。關於德，以前那一篇也曾提到，大致說了以下這些意思。《左傳》說不朽有三種，居第一位的是立德。在這方面，就我熟悉的一些前輩說，葉老總當排在最前列。何以這樣說？有大道理為證。中國讀書人的（指導行為的）思想，漢魏以後不出三個大圈圈，儒道釋。攙和的情況很複雜，有的人儒而兼道，或陽儒陰道；有的人儒而兼釋，或半儒半釋；有的人達則為儒，窮則修道（或道或釋的道），等等。葉老則不攙和，是單一的講修齊治平的儒；或者更具體一些說，是名副其實的「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的躬行君子。這也很容易舉證。先說常人像是也能做到的，是以多禮待人。
只說我親身經歷的，有事，或無事，到東四北八條他的寓所去看他，告辭，攔阻他遠送，無論怎樣說，他一定還是走過三道門，四道台階，送到大門外。告別，他鞠躬，連說謝謝，看著我上路才轉身回去。晚年，記得兩次是他在病中。一次在家裡，不能起床了，我們同去三個人，告辭，他伸出兩手打拱，並連說謝謝。一次在北京醫院，病相當重了，也是同去三個人，告辭，他還是舉手道謝。我走到門口，回望一下，他的眼角像是浮著淚。還有常人難於做到的，是50年代前期，一次開人數不很多的什麼會，談到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問題，他說，這，他只能做到一半，是自我批評；至於批評，別人的是非長短，他不是看不出來，可是當面指摘人的短處，他總是說不出來。這是儒家的「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從某種觀點看也許太過時了，但我總是覺得，與一些時代猛士的背後告密、當面揭發相比，力量會大得多，因為能夠促使人自重，努力爭取不愧於屋漏。
與葉老的交往，中間斷了一些年。那是文革的大風暴時期，我自顧不暇，還見了一次給他貼的大字報。我很驚訝，像葉老這樣的完人，舉過，居然也能貼滿一堵長席牆。幸而這有如日月之蝕，一會兒就過去。其後，推測是借《莊子》「佚我以老」的常情的光，沒聽到他也到干校去接受改造的消息。我呢，到干校，改造結業，卻因為妻室在都市只是家庭婦女，不得回城，兩肩扛著一口，奉命到早已沒有一個親屬的故鄉去領那一份口糧。大概是70年代中期某年的春天，風暴的力量漸減，我以臨時戶口的身份在妻女家做客，住西郊，進城去看他。他家裡人說，很少出門，這一天有朋友來約，一同到天壇看月季去了。我要一張紙，留了幾句話，其中說到鄉居，說到來京，末尾寫了住址，是西郊某大學的什麼公寓。第二天就接到他的信。他說他非常悔恨，真不該到天壇去看花。他看我的地址是公寓，以為是旅店之類，想到我在京城工作這麼多年，最後淪為住旅店，感到很悲傷。我看了信，不由得想起《孟子·離婁》篇的話：「禹思天下有溺者，由（猶）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心裡也很悲傷。悲傷，是因為這使我想到水火、聖賢、遇合等等問題。
葉老的寬厚和躬行，據我所知，也表現在家門之內。只說說他的夫人胡墨林女士，她，我也很熟。人於寬厚之外，還加上蘇州婦女特有的精幹。通文，如對我這樣健忘的人有大用的《十三經索引》，就是以她為主力編成的。可惜天不與以壽，於50年代後期因不治之症逝世。葉老很悲痛，寫了一些悼亡詩。我分得一份刻印本，覺得風格摯而無華，與潘岳、元稹、納蘭成德等人的氣味不一樣。我想，這才真是所謂「行有餘」，然後「文」。記得葉老說過他們的結合經歷，是沒有現在年輕人那些花樣，但一生感情很好。這話確是實事求是，果然，胡女士逝世之後，葉老就獨身度日，依舊平靜勤懇，比胡女士晚走了約三十年。
以上說的幾乎都是身教方面的，這像是模稜，其實份量很重，如我這心有餘而力不足的人就常常感到扛不動。不得已，只得轉為說言教。這「言」是借用，實際是指範圍大大縮小的語言或語文。這方面的言教，共兩類，我聽到不只一次。一類是關於行文應該用什麼樣的語言的，這，很多人都知道，葉老是主張「寫話」。他說：「寫成文章，在這間房裡念，要讓那間房裡的人聽著，是說話，不是念稿，才算及了格。」行文用語的問題是個大問題，這裡不宜於岔出去多說。只說葉老這個主張會碰到二難。一種難是認識方面的，尤其近些年，有不少以寫作為事甚至以作家自居的，是或有意或無意，以為既然成文，就應該不像話。另一種難是實行方面的，有大量的印成品為證，是寫得像話不是算不了什麼，而是非常之難。
我基本上是葉老的信徒。說基本上，是因為寫話之「話」究應何所指，其中還有不少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這太複雜，與閒話的情調不合，只得從略。另一類是關於行文應該求簡的，他說：「你寫成文章，給人家看，人家給你刪去一兩個字，意思沒變，就證明你不行。」這與用什麼語言相比，像是小節，只是求乾淨利落，不拖泥帶水。但是做到也大不易，因為時下的文風是樂於拖泥帶水。比如你寫「我們應該注意」，也許多數人會認為你錯了，因為流行的說法是「我們應該引起注意」。同類的情況無限之多，從略。這情況表明，時下的文裡有不少廢話廢字，而有不少人偏偏欣賞，因而就成為文病。對於文病，葉老是深惡痛絕的。這，有的人也許會說是小題大作。大也罷，小也罷，我覺得，這種恨鐵不成鋼的苦心總是值得偏愛「引起」的諸君深思的。
閒話說了不少，應該總括一下，是與葉老交往近四十年，受到的教益太多了。慚愧的是感激而未能躬行，甚至望道而未之見。勉強可以自慰的也許只是，還知道感激，還知道望；並且寫了紀念文章，不是一篇，而是兩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