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主席代表中國政府在此次峰會上所作的重要講話，再次向世界傳遞了來自新興國家對主要發達經濟體危機管理的責任和義務的呼聲，並提出「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金融新秩序」的務實且有利於操作的改革措施。這些誠懇的建議，基本上都反映在這次峰會的最後宣言的內容之中。尤其是全面性、均衡性、漸進性和時效性的實施原則，充分體現了我國政府將自己改革開放30年所積累下來的寶貴的成功經驗毫無保留地介紹給世界這一坦蕩的胸懷，也是我們向各國政府闡明發展中國家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體系所需要注意的「立場」和「戰術」問題。因此，這些措施和原則對今後世界經濟的復甦以及更為平衡有序的健康發展，將發揮積極有效的推進作用。
二十國集團倫敦峰會帶來了信心和挑戰
2009年4月2日，二十國集團倫敦峰會在人們對它高度的關注和熱烈的期盼中落下了帷幕。從會後公佈的正式公告中，我們注意到，其內容比幾個月前華盛頓峰會時的內容要豐滿了很多。用英國主辦方布朗首相的話說，會議開得十分成功，「一個世界新秩序正在顯現」。但是，在筆者看來，這次峰會更多的是平衡了各方利益，除了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增資計劃和創立一家全新的金融穩定委員會的方案比較務實之外，其他都還停留在一些有建設性的救市理念上。所以，這次峰會的積極意義和今後世界經濟的復甦走勢以及未來發展格局的平穩變化，都需要各國政府在倫敦峰會後進一步加強對話和利益協調，把綱領性的救市理念轉變成切實有效的實施方案，否則，短期內被提振起來的市場信心會因為沒有後續基本面的實質性改變而變得越來越弱——以致世界經濟的恢復也會因為缺乏能夠改變經濟基本面的國際合作而變得越來越漫長。因此，這裡有必要指出二十國集團峰會公告中的建議在實施過程中可能會遇到的挑戰，這為中國政府進一步開展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有效溝通及高質量的合作，提供了有用的解決問題的視角。
第一，美國政府一直主張恢復金融機構借貸能力是推動當前實體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在市場缺乏信心和造血能力的情況下，各國政府都要加大財政支出力度和貨幣流動性供給能力，以緩解市場因缺乏流動性所產生的巨大經濟運行成本。雖然這一點得到了大家的認可，並成為共識寫進了倫敦峰會公告之中，但是，美國作為世界貨幣美元的發行主體，它的貨幣政策如果僅僅注意到自身國家金融機構和企業集團的流動性問題，而不顧美元疲軟的走勢和美國國債收益率的下挫對其他國家產生的嚴重負面影響，那麼，長期下去，世界各國的宏觀政策就很難與美國政府保持一致。結果，美國政府的救市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歐洲國家刺激經濟的手段無法像美國這樣做到高度獨立，於是，國際資本就會利用這樣的政策差異去尋找套利的空間，其結果也會干擾世界經濟的正常復甦。
第二，歐洲一些發達國家，如英德呼籲為了防止金融業進一步重大衰退，要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監管。尤其是在注資過程中要管理好資金的用途，避免救市資金流向那些應該對全球金融危機負主要責任的金融機構的高管手裡。所以，限薪制度的啟動和全球實行統一的高標準監管要求（比如進一步提高資本充足率和損失撥備比例等）雖然也寫進了這次公告的內容之中，但是，對於正在希望通過引進人才提高金融創新能力以推動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沒有差異化的高標準監管反而會增加落後國家金融機構的運營成本（如果得不到發達國家承諾的資金和人才的援助，情況就會更糟），並有可能會削弱它們恢復經濟的能力，也不利於它們改變對外依存的經濟增長模式。
第三，中國和一些出口導向的新興市場國家都一再呼籲，要改變目前美元壟斷的國際貨幣體系。因為在這場金融危機的風暴中，美元資產的債權國承擔了越來越大的匯率貶值、收益率下降和通脹率不斷高企的風險。雖然這次公告也強調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注資行為中應該更多地提高債權國的話語權，為它們提供更為開放的貿易和投資環境，甚至也強調了應該一如既往地履行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援助並幫助它們創造綠色增長所需要的技術支持，但是，對於國際貨幣體系缺乏美元貶值風險的對沖手段這一根本性的問題，大會並沒有形成決議。對於中國這樣的大債權國而言，這樣的決議是遠遠不夠的。同時，人民幣國際化的迫切感也會讓我們對經濟增長模式改變的問題投以足夠的重視。
因此，上述這些問題的緊迫性雖然在各國之間存在差異，但是，如果在具體救市計劃實施過程中，各方都只強調自己的利益，而不顧及他人的利益，那麼，倫敦峰會的公告會因為缺乏進一步有效的國際合作條件和激勵機制而無法產生實效，歐美市場的流動性恐慌問題和隨之而來的實體經濟活動的不斷萎縮今後就會變得越來越嚴重，同時，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出口導向的國家，就會因為缺乏良好的外部環境和自身產業結構升級及轉型的動力和耐力，而出現不可避免的失業和經濟增長放慢的困境。所以，只有加強國際間的理解和合作，我們才能真正解決這場從未遇到的在世界經濟失衡狀況下所爆發的金融危機。
八國集團峰會探索世界經濟協調發展的「新」模式
2009年的八國集團峰會和往年不一樣，增加了「金磚四國」的其他三個成員國——中國、印度和巴西，還有從地域發展的角度上看不能忽視的南非和墨西哥。於是，從六個來自規模較大、增長動力強勁的新興市場國家對原來的七國集團的七個發達國家的成員國這樣「力量相當」的結構上看，2009年的八國集團峰會在會議的討論「內容」、會議的「導向」和會議的「影響力」上都會產生一些「新」的看點。
第一，也許從現在開始，八國集團峰會不僅要關注發達國家經濟穩定和政策協調這些「傳統」的問題，同時，也要爭取六大新興市場國家在解決世界經濟發展失衡問題上所應發揮的積極作用，從而緩解發達國家國內民眾對本國政府資源（納稅人的財富）投入國際事務「過多」的抱怨。為此，發達國家也必須作好傾聽新興市場國家訴求的心理準備，最大限度地摸索出「雙贏」的解決方案。否則，就可能會兩敗俱傷，事倍功半。
事實上，今天世界經濟發展失衡的問題不僅反映在宏觀經濟的消費和投資結構上，而且也反映在產業結構的定位和由此產生的國家競爭力問題上。所以，今天的發達國家要想解決金融泡沫破裂對本國實體經濟造成的巨大負面影響，就會千方百計地希望具有潛在增長能力和動力的新興市場國家通過政府的強大力量去開創市場的發展活力，同時堅持自由貿易的理念，進一步開放本國市場，從而一定程度上分擔發達國家經濟調整的負擔。另外，發達國家還想主動修正一些產業標準（低能耗、低二氧化碳排放等），用自己擅長的技術創新能力來率先開拓一些新的產業，以彌補自己在傳統製造業上的劣勢地位。所以，這次峰會也會涉及2009年年底在哥本哈根所要解決的氣候變化問題。
另一方面，新興市場國家的聲音也會通過這次參會的六個國家政府首腦的發言來加以體現。主要涉及的問題包括：對自己外匯財富構成威脅的西方國家的金融機構和金融活動要進行透明化的監管，遏制由虛擬經濟發展過度所形成的扭曲的「定價權」對新興市場國家實體經濟發展所造成的危害，比如金融投機資本利用發達的市場環境，炒作原油和鐵礦石等大宗商品的價格，由此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無法迴避的輸入型通脹問題等。另外，以中國為代表的六國新興市場國家首腦，會就自己關心的糧食安全問題、「後危機時代」發達國家可能產生的流動性過剩問題（由「退出機制」選擇不當所致），呼籲發達國家首腦拿出具體措施來加以積極應對。
第二，這次八國集團峰會拓展到8+5模式是歐美國家尋求「後危機時代」世界經濟新格局中保持自己話語權的一個新嘗試。二十國集團峰會儘管能夠聽到更多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聲音，但是，權利和義務可能很難在這樣的平台上加以調和。也許，歐美國家希望利用二十國集團獲得更多的信息，而通過八國集團——在發達國家為主導的這個發揮世界領袖作用的平台上和新興市場國家進行「實質性」的、效果也許更快的「經濟合作」！
眾所周知，這場美國引發的全球金融大海嘯，讓更多的新興市場國家意識到和發達國家之間存在日益明顯的「利益衝突」和「實力不平衡」等嚴峻問題，由此它們對發達國家的信賴也在迅速下滑。而且，這也反映在這次出席會議的六個新興市場國家裡，它們的相互之間都在尋求「脫髮達國家」的各種全新的經濟和政治合作模式。在俄羅斯聖彼得堡剛剛結束的「金磚四國」會議就是其中一個典型的案例。這些動向對現在世界經濟潮流由歐美主導的格局當然是一個巨大挑戰。因此，這次八國集團峰會的擴大模式就是希望能夠把國際事務的推進和解決模式再次重新納入到歐美國家的體系中來。
第三，歐美國家主動包容新興市場國家加盟的這種國際合作的新格局必然會對「後危機時代」世界經濟的發展產生實質性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一方面，可能會推進區域經濟發展的加速，發達國家，新興市場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根據自身利益協調的便利性，會更看重自己所在地區的合作，而不是以往美國所倡導的全球化模式；另一方面，可能會產生大國之間的經濟合作模式，也就是像本次會議這樣。但這種模式的競爭程度要遠遠大於區域經濟合作模式中的國家間的競爭。合作得好，會推動世界經濟迅速擺脫金融危機的嚴重困擾；合作得不好，會加大各國貿易和金融保護主義的程度，也不利於世界經濟和諧穩定的發展。但到目前為止，這兩種「新」的合作模式和探討新話語權平台的嘗試，都在同時進行。中國政府已經非常務實地意識到在世界經濟合作模式還沒有完全定位的前提下，「積極參與」各種合作，要比「袖手旁觀」或獨來獨往的「保守」模式更好，這對中國在世界經濟舞台上提高國際威信和爭取話語權以及由此產生的國家利益的保護，都會產生更加積極和深遠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