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主要的原因是2008年大宗商品的價格上漲過快，日元套息交易減少所帶來的日元增值問題開始出現，而日本企業的價格轉嫁過程跟不上這些成本變化（有較高的「菜單成本」）的節奏，最終導致它們的利潤縮減。當然，我們也無法排除2008年上半年大宗商品價格的高漲對人們消費結構的改變所產生的影響，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日本企業的產品出口規模。
更糟糕的是2008年下半年當金融大海嘯導致全球流動性恐慌的時候，美國消費者的信用透支能力和隨之而來的消費能力都在大幅萎縮，尤其是對高附加價值產品的需求下降得更為明顯，再加上資本市場價格破壞所帶來的海外消費者財富效應的降低，更加惡化了日本製造業的利潤收入。
第三，日本跟中國一樣，國內消費在這次金融大海嘯中並沒有大幅減少的跡象，尤其是年輕的三人核心家庭的消費反而略有增長，但這絲毫不能挽救日本經濟下滑的態勢。因為從他們的消費結構中可以看出，生活必需品和兒女成長的必需品佔多數，而企業裁員集中在那些高收入的中高年齡層，對年輕人的消費並沒有實質性的影響。相反，價格下降所帶來的實際收入增加的效應，刺激了他們在前期通脹階段被壓抑的真實需求。但是，如果經濟陷入長期低迷，而日本的社會保障體系因為人口老齡化的制約而缺乏效率的話，那麼，年輕人的消費也是有限的，他們會更多地延續父輩們的做法，增加儲蓄。何況日本少子化問題正在日趨嚴重，通過內需來刺激經濟增長的可能性非常有限。
第四，與中國一樣，日本金融體系受到的影響是滯後於實體經濟部門的。因為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監管部門對高風險金融投資的限制在加強，而專業投資部門對風險厭惡的程度也隨著泡沫經濟的破滅而日益上升，所以，高風險的金融產品投資的比例就很小。與此相反，日本部分家庭的投資結構因為零利率政策的關係而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他們不得不開始去尋找和銀行存款不同的其他高收益的投資。這也是近來日本國內消費者參與海外套息交易活動比較旺盛的理由之一。儘管如此，日本家庭的總資產結構中銀行存款的比例還是要比美國家庭的比例高很多。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只要銀行體系健全，日本消費者的財富效應就不會受到很大的打擊。這一點與歐美情況完全不同。但是，當企業業績下滑，資本市場受到美國市場的連累，銀行的資產質量開始降低，就會影響到它們的評級標準和海外融資的能力，所以，近來日本銀行體系也開始出現流動性短缺的問題。這也是造成日本一部分企業無法生存的原因之一。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日本央行一方面要向這些困難銀行注入資金，另一方面也因為套息交易平倉回流的資金增多而不得不去市場進行「回收」。
第五，日本政府的財政能力經過泡沫經濟破滅的衝擊後疲軟了很多。日本政府想通過減少行政開支、調整稅收結構以改善阻礙日本社會消費能力和生產能力的社會保障體系，但這需要時間，不可能做到像中國政府那樣及時出拳，通過增加政府投資和消費的行為來遏制經濟衰退。
不管怎樣，日本經濟今天又再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們不能小視日本抵抗金融風暴衝擊的能力，甚至在某些方面日本的這種能力還高於我們這樣處在高速發展階段的大國。
這主要表現在：一是日本企業的存貨管理在泡沫經濟破滅後得到很大的改進；二是日本利用銀行的高負債來維持投資的融資結構也得到了很大的調整；三是泡沫經濟破滅的初期，日本銀行為了減少其壞賬的比例，對沒有還款能力的企業實施了「展期」的救助策略，而對有能力還款的企業則加強了收回流動性的做法，尤其是對增長潛力大而缺乏資金的企業放慢了貸款的節奏，結果使得「壞」企業擠出了「好」企業。但通過前一階段的痛苦調整，我們沒有發現日本銀行業因為害怕不良資產而「姑息養奸」的問題。缺乏流動性而倒閉的企業不是少數。也就是說，日本金融體系和產業的調整一直在進行之中，因為金融大海嘯而形成的「硬著陸」風險較低；四是日本國民的財富水平較高、貧富分化的程度較低，尤其是經歷了泡沫經濟破滅的鍛煉，其適應經濟增長放慢的自我調節能力較高，所以，日本克服危機所需要的「群眾基礎」和「平靜的心態」也較好。從這個意義上講，日本手上雖然沒有「中國牌」，但也有自己克服危機的比較優勢。
總之，這場危機讓日本社會上上下下都學到了很多東西，在與日本學者的交流過程中，筆者注意到大家談得最多的是「東亞增長模式建立在美國無節制的信用透支基礎上是危險的」這類話題。另外，他們也意識到，日本管理金融財富的能力還遠遠不如歐美國家，甚至在危機的現階段，日本海外投資的戰場主要也還是集中在成熟的歐美市場，而且多以存款和債券形式投資，結果收益率嚴重受到影響。而美國的海外資產則有不少是放在新興市場，而且投資的產品有很多是股權類的高收益產品，美國充分分享到了新興市場高速經濟增長所帶來的高收益。現在雖然在存量上美國還是債務纍纍，但是在流量上美國海外資產的成功運作確實讓日本感到「自慚形穢」。
日本學者還告訴筆者，日本家庭的資產結構主要還是銀行存款。日本國民還是仰仗終身僱傭時期依靠不斷增長的工資收入來維持生計的那種思維模式——放在銀行裡的工資收入不再進行進一步的理財規劃。但實際上，這是很危險的。由於日本企業經營模式的改變，人口老齡化和少子化問題的加劇，這種理財方式和金融文化使得日本家庭的財富萎縮問題日趨嚴重，這必將影響日本國內的消費能力和對外經濟的依存度。所以，日本家庭應該像美國家庭那樣，走出去，去充分分享全球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財富增長效應。雖然，日本有些家庭已經出現了這樣的主動性理財跡象，但這還是遠遠不夠的。最後，筆者認為，來自於日本社會的這些深刻反思，同樣會給傳承了東亞增長模式的中國經濟帶來很多有益的啟示！
「兩型社會」建設應該成為「東亞合作」共同的主題
2009年10月10日，第二次中日韓領導人峰會在北京舉行，時任日本首相的鳩山由紀夫再次力推其「東亞共同體」的構想，並希望此共同體應包括日本、中國、韓國、印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以及一些東南亞國家。而且，考慮到各國不同的政體，這個共同體目前應該主要致力於經濟合作。事實上，根據日本外務省的數據，上述國家在2008年世界經濟規模總量中所佔比例已經達到23%，同期美國占24%，歐盟占30%。
但是，由於各個國家對這個合作平台的功能和期待還存在不同的看法，因此無法在實施細節上達成能夠超過現有的「自由貿易協定框架（FTA）或清邁協議（CMI）框架」的更多可操作性方案。儘管如此，亞洲面對「後危機時代」的課題是共同的：那就是如何擺脫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如何從以美元主導的「全球化」過程拓展到另一個由亞洲自身的區域合作所建立起來的新增長模式。這種增長模式的主導權，將決定亞洲未來脫離美元經濟後的發展命運。
一、亞洲增長模式的缺陷。
回顧過去，亞洲，尤其是日本帶頭啟動的出口導向的增長模式，走出了與同時代歐美完全不同的繁榮景象。這種靠製造業帶動的經濟增長也留下了和美國靠金融業主宰的發展模式完全不同的後遺症——這可以用創造財富的產業「微笑曲線」理論來加以描述。
也就是說，對於上游產業而言，因為它具有控制「有形」（比如鐵礦石、原油等）和「無形」（比如技術、標準等）的生產投入要素的威力，所以，它能夠通過「定價權」從產品創造的全部財富價值中獲取可觀的大頭部分。這裡又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一些資源豐富的國家或地區（如中東、俄羅斯和澳大利亞、巴西等國）擁有「得天獨厚」的「天然稟賦」的資源優勢，只要經濟繁榮，它們就能搭上便車。而亞洲基本上沒有這方面的優勢。
另一種是擁有生產要素中的無形資產的「壟斷」優勢，比如，生產具有市場競爭力的產品所需要的高端技術、低成本的融資環境、世人青睞的品牌、發達的資源交易市場（定價權）和產品標準的確立能力等。比起上述單純要素出口的國家，它們更具有市場競爭力和財富爭奪的能力，所以，能夠從產品創造的全部價值中獲取非常可觀的大頭部分。顯然，這方面的優勢主要掌握在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儘管日本和韓國在某些技術和品牌上能夠與歐美企業不相上下，但是，它們的這種優勢缺乏下游產業的支持，主要是因為沒有一個消化產品的龐大市場和與之配套的具有競爭力的服務產業，所以，這次歐美金融風暴的衝擊同樣凸顯出它們這種「單邊優勢」的局限性。這也正是這次日本率先提出建立經濟共同體的目的所在。
對於接下來的位於產業中游的產品製造環節的國家和地區，如果沒有其他上游產業的優勢和下游產業的扶持，可能只能在單位產品的價值創造中拿到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比如，對於像中國這樣靠低廉勞動力成本的價格優勢獲得全球製造業加工廠地位的國家和地區而言，雖然這種增長模式使國內就業壓力得到很大緩解，但是所創造的單位產品的附加價值卻是有限的。中國人均收入目前還處在世界第105位就是這種增長模式的真實寫照。這也給中國帶來了社會整體消費能力無法再上一個台階、產業結構轉型十分艱難的「煩惱」。另外，更大的挑戰可能是這種增長模式給環境和生產資源也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如果處理不好的話，這種增長模式還會因為環境和資源成本的增加而變得不可持續。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亞洲經濟共同體能夠通過技術轉讓、資源共享的方式來降低中國製造的「生態成本」，那麼，以中國為製造中心甚至消費中心的經濟合作模式，就會使得亞洲各國都能夠從擺脫美元單邊主導的世界經濟格局中，分享到一個健康「多贏」的效果，從而在亞洲各國齊心協力的努力下，自然而然地就會形成一種「後危機時代」亞洲共同繁榮的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模式。
最後，當產品製造出來後，我們需要通過高質量的市場服務將產品轉化為我們所渴求的財富。一般而言，處於這樣的產業下游的國家和地區，因為它們位於創造「商品和服務」社會消費機會以及為社會保管後續財富的關鍵環節，所以，同樣能夠在產品的價值鏈中獲得更多的財富分配效果。許多西歐和北歐的國家，雖然地理環境有限，但它們利用自己人力資本的優勢，積極推動技術創新活動，大力發展服務業，在下游產業中具有明顯的國際比較優勢。
尤其是美國，還因為擁有強大的國際金融市場，發揮著管理全球財富的強勢功能，這也是即使美國引發了金融大海嘯也沒有撼動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反過來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也使美國金融市場站穩了全球價值鏈的最後端，這種壟斷優勢導致了美國的市場風險由全球共同承擔的這樣一個不合理的局面。不過值得慶幸的是，這也讓亞洲國家看到了自己增長模式的缺陷——靠美國市場過度的消費能力獲得的寶貴的美元財富（中國主要以外匯儲備的形式在積累，而日韓民間美元的規模也相當可觀），也因為缺乏流動性或美國資產價格的下降以及美元貶值的壓力而在經歷或承受著財富價值不斷「縮水」的巨大壓力。這也是亞洲經濟共同體今後需要挑戰的重要課題之一。
總之，亞洲經濟共同體基於亞洲國家「多贏」的基礎，有很多可以合作的空間。筆者也在各種場合建議，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應該為亞洲目前擁有的全球2/3美元財富的管理需求提供更多的機會和平台，以彌補亞洲債券市場目前過於分散、缺乏流動性的缺陷。同時，為了增強亞洲金融市場的流動性，筆者建議將現在主要用於防範東亞危機的亞洲貨幣基金注重流動性的運作模式拓展到亞洲共同基金的新模式（無論是政治意義還是經濟意義都比各國現有的主權基金運作模式強）。在「後危機時代」新一輪的「全球化」過程中，要充分發揮亞洲金融資源豐富的比較優勢，共同去投資歐美市場相對強盛的資源性龍頭企業和技術密集型的品牌企業，包括發達的二級市場所提供的優質的股票和其他定價機制透明化的金融產品，從而提高我們擁有的龐大的亞洲美元的投資效率和財富效益。一旦這種金融合作的基金運作模式在全球形成規模效應，那麼，亞洲共同基金完全有可能成為一個能夠跟華爾街媲美的「財富管理中心」。
二、降低「轉型成本」需要亞洲共同的合作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