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儘管新興大國的經濟反彈較為強勁，但是，我們必須看到的是，各新興大國都沒有完成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新興大國傳統的增長方式，要麼是靠出口廉價的商品和服務，比如中國和印度，要麼是靠出口能源和初級產品，比如巴西和俄羅斯。如果全球經濟陷入較長時期的衰退，發達國家難以走出危機陰影，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新興大國卻依然高度依賴外部需求和外國投資，那麼，發達國家和新興大國的經濟增長率都將下跌，而新興大國受到的衝擊可能更大，經濟下滑的速度可能更加猛烈，它們的相對經濟實力將受到較大幅度的削弱，國際地位也可能隨之下降。當前的國際經濟環境與20世紀90年代初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發達國家實施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導致全球流動性氾濫。這種情況下，不排除國際資本流入新興市場，催生資產價格泡沫的可能性。這種情況對新興大國的可持續發展也是一種打擊，新興大國的經濟增長也會遇到挫折。
其次，從長期的視角來看，儘管美國受到的衝擊較大，但由於其經濟活力較強，調整速度較快，在未來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可能不會出現明顯的下降。歐洲和日本的經濟遇到的挑戰則大於美國。這些國家體制較為僵化、人口老齡化嚴重，且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歐洲和日本的出口受到影響，對外投資收益將大幅度下降，因此，估計歐洲國家和日本的相對地位將下降，而新興大國比重提高，擠占的是歐洲和日本原有的份額。
最後，根據美國國際政治學者喬治·莫德爾斯基（GeorgeModelski）的研究，在國際政治歷史上存在著若干次霸權更迭，每個週期大約有100年的時間。先是葡萄牙，然後是荷蘭、英國和美國接連粉墨登場，扮演世界的領導者。但是，莫德爾斯基特別指出，在霸權的更迭中，全球政治中的「挑戰者」國家都失敗了，如西班牙、法國、德國和前蘇聯；而那些成功的世界強國，通常都是先前的世界領導者的同盟，如荷蘭取代葡萄牙，英國取代荷蘭，美國取代英國。
因此，新興大國的奮鬥目標不應該是挑戰美國，而應該爭取取代歐洲和日本，成為美國最重要的盟友，坐到第二把交椅上。美國一方面需要進一步拉攏新興大國，以便爭取新興大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支持，新興大國也不能不重視和美國之間的雙邊關係，另一方面，美國也不能忽視傳統上的盟友，即使這些盟友的地位可能逐漸衰落。因此，在某些問題上，美國可能會和歐洲、日本一起去排擠和壓制新興大國。新興大國在政治體制、文化傳統等方面與美國的巨大差異也會使美國和新興大國之間的結盟變得更加複雜而困難。
可以設想，未來全球政治經濟的主要衝突不是發生在美國和新興大國之間，相反，很可能是發生在衰落者和崛起者之間。由於歐洲和日本的地位相對下降，新興大國成為其直接的競爭對手。新興大國在國際事務中影響力提高，就意味著歐洲和日本的影響力下降，因此，對新興大國崛起最大的阻力很可能來自歐洲和日本。從這一角度，我們或許可以理解，為什麼歐洲的一些政治勢力在近期突然變得比過去更加反華。這種衝突或許才剛剛拉開帷幕。
此外，值得關注的是，新興大國之間也存在著競爭和制衡。新興大國在產業結構上往往具有相似性，有可能在貿易問題上產生爭端。2008年，巴西對原產自中國和印度的商品、阿根廷對原產自中國的商品採取了相應的反傾銷措施。另外，資源輸出國和資源進口國之間存在著利益衝突。比如俄羅斯和巴西都是能源輸出國，而以中國和印度為首的新興大國則是能源消費大戶，這既蘊藏著提供合作的潛力，也蘊藏著衝突的來源。最後，新興大國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政治矛盾。相鄰的國家之間，比如中國和印度、中國和俄羅斯之間往往會存在領土上的爭端和政治上的互不信任。作為拉丁美洲最為強大的兩個國家，巴西和墨西哥在許多問題上，包括聯合國改革的具體方案上也存在著許多爭端和分歧。
一個新的合縱連橫時代已經到來。這個時代的行動指南仍然是現實主義，但是，我們需要的是更加靈活善變的現實主義。
中國到非洲做什麼？
中國的身影重新出現在非洲大陸。20世紀六七十年代是中國和非洲的蜜月期。中國對非洲國家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以及其建國之後的經濟建設提供了很多支持。20世紀80年代之後，中國經歷了外交政策的調整，更加強調大國外交和睦鄰關係。到了最近10年，中國重新發現了非洲。這是因為中國和非洲都發生了變化。中國從一個封閉和內向的國家變成了在國際舞台上日益活躍的大國，而非洲經濟也在最近10年持續增長，進入了一個難得的「黃金時期」。非洲大陸資源豐富、土地廣闊、人口年輕、具有高度的成長性。現在是非洲復興的前夕。中國之所以到非洲，是為了幫助非洲實現經濟起飛和可持續的增長。非洲的可持續增長對中國來說收益最大，非洲對於中國不僅僅意味著資源和礦產，也不僅僅意味著潛在的市場，非洲將是中國在政治和經濟領域全面而平等的合作夥伴。
中國要到非洲去做什麼？重商主義不應該是中國非洲政策的導向。中國的非洲戰略越來越以經濟利益為主導，這種務實的風格受到了非洲國家的歡迎，但也在國際社會中遇到了很多質疑。尤其是西方言論指責中國幫助非洲完全是出於自己的利益，而並不關心非洲人民的福利。所以中國應該在其非洲政策上高擎「道德旗」。中國到非洲，就是為了把「和諧世界」和「共同發展」的理念帶到非洲。如果非洲國家歡迎中國，中國就一定能夠在國際社會中贏得支持；只有讓非洲的人民得到實惠，非洲國家才可能誠心地歡迎和接納中國。
因此，中國對非洲的援助首先應強調民生問題。尤其是在糧食生產、工業化、就業和疾病防治等方面中國應發揮更大的作用。
非洲大多數國家儘管有廣闊而肥沃的土地，但是卻一直被饑荒困擾。只有解決非洲的糧食問題，才能給非洲帶來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中國在糧食生產方面具有很大的優勢。中國的糧食畝產能夠達到1500斤，而非洲的畝產量只有100∼200斤。妨礙非洲糧食產量提高的原因往往是基礎設施投資不足。儘管包括世界銀行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在內的國際援助幫助非洲進行了不少基礎設施投資，但是西方援助項目的建設成本和維護成本都太高，道路漸漸失修，農田漸漸荒蕪。中國之所以能夠實現非洲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一個主要原因是因為中國的基礎設施投資成本低、效率高。
如果中國在對非洲的官方援助上能夠加強對農村的農田水利、交通通信等方面的投資，農業企業便可以後續跟進。以非洲的自然條件，加上中國的技術和資金，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解決非洲的溫飽問題。據說，尼日利亞總統在訪問中國的時候曾經感慨，只要中國的一個縣到了非洲，就能夠解決整個尼日利亞的糧食問題。在解決非洲國家自身的糧食問題之後，增加的糧食產量可以向中國出口。對於非洲國家來說，這樣就會增加出口種類，改善貿易條件，能夠帶來更多的外匯收入，促進經濟增長。中國目前從非洲進口多種農產品，比如中國是尼日利亞最大的木薯進口國。中國向非洲國家開發農產品市場，與歐美國家實行高度的貿易保護政策、拒絕對非洲開放國內農產品市場形成鮮明對比。對於中國來說，由於土地和水資源稀缺，進口農產品可以幫助中國節省有限的土地和水資源。
非洲的礦產資源對中國來說是非常關鍵的。在中國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對資源和能源的需求仍然會持續增長。但是，過分強調開發和投資非洲礦產資源，既片面理解了中國目前所面臨的資源和能源安全問題，也容易給其他國家渲染中國在非洲的「殖民主義」授以口實。中國需要穩定的能源和資源供應，在這一點上，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利益並不衝突。如果僅僅強調獨佔所有權，其實是難以保障能源和資源安全的。所有權是脆弱的，一旦投資國出現政局動盪、政策調整（如將海外投資收歸國有）、恐怖主義、綁架、搶劫以及罷工等事件，中國在該國的投資就可能會受到傷害。
海外投資的目的應該以對沖價格風險為目的，在這一點上中國應該借鑒日本在巴西等國鐵礦山投資的經驗。日本也是一個資源匱乏的國家，尤其對鋼鐵的需求很旺，所以其對巴西、澳大利亞等國的鐵礦山進行了投資。如果鐵礦石價格上漲，日本的進口成本固然會提高，但其投資收益也相應增加，這就對沖了價格上漲的風險。因此，中國在非洲的能源開發和投資應該不求擁有，但求參與。儘管經濟學中有所謂的「資源詛咒」，即資源最豐富的地方，經濟發展反而受其拖累，但是，對非洲國家來說，能源和初級產品開發應該是其發展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一個歷史機遇。中國應幫助非洲國家在開採的基礎上就地深加工，幫助非洲國家在開採礦山的同時，建設出一座座新興的城市。
非洲市場對中國企業來說是一個新的領域，但是，把非洲視為中國廉價產品的出口市場是片面和短視的。廉價產品無序地衝擊非洲，將導致非洲國家的製造業受到較大衝擊，失業問題加劇。中國企業之間在非洲陷入惡性競爭，擾亂了市場秩序。如果非洲自己的製造業無法發展，非洲人民的收入水平無法提高，非洲所能夠為中國產品提供的市場容量就是有限的，而且會逐漸萎縮。中國的製造業正處於產業結構升級的過程中，中國企業必須切實提高產品的競爭力，但是，如果企業都去非洲傾銷廉價產品，就會延緩中國企業的技術進步。中國企業應該效仿20年前到中國投資的外資企業，更多地和當地的企業合作，僱用當地的勞動力，幫助非洲發展製造業，幫助非洲企業加入全球分工和價值鏈條，為非洲經濟提供「造血機制」。對中國來說，這有助於減少國際上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緩解中國和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當非洲的經濟發展、人均收入提高之後，會為中國的出口產品提供更多的市場。
通過發揮在糧食生產方面的優勢，中國可以幫助非洲國家擺脫饑荒，改變落後和貧窮的生活方式；通過中國企業和非洲企業的合作，擴大中國在當地的投資和雇工，中國可以幫助非洲提高就業；通過發揮在傳染病防治方面的優勢（尤其是治療瘧疾），中國可以幫助非洲人民提高健康狀況。如果中國幫助非洲國家解決了糧食、工業化、衛生和就業問題，當地人民對本國政府的支持程度就會提高，非洲的政局會更加穩定，政府治理逐步得到改善，經濟發展自然會更快更好。民心所向，中國在當地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就會有顯著提高，因為他們能夠切身感受到中國帶來的實惠。非洲國家的政府在民眾的支持下，則會更加支持中國——中國不僅僅能夠給它們提供緊迫的資金和現代化的國會大廈，還可以幫助它們得到本國人民的選票。
人口漲落國家浮沉
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將帶來全球化的退潮。即使是比較樂觀的估計也認為，美國至少需要2∼3年的時間才能走出危機的陰影。最悲觀的預言可能是吉姆·羅傑斯（JimRogers），他說，美國復甦可能「在我們的有生之年都看不到了」，於是，他帶著女兒到新加坡定居了。20世紀90年代之後，全球經濟之所以能夠高歌猛進，是和信息技術革命分不開的。托馬斯·弗裡德曼（ThomasFriedman）的《世界是平的》一書中，講述的就是信息技術革命對生產方式乃至我們的社會生活帶來的衝擊。如今，信息技術革命已經式微，如果說還有什麼能拯救美國經濟，那就只有再爆發一次新的科技革命了。
技術的突破會發生在哪個領域？可能會是在環保、新能源，也有可能是新型材料，但我更感興趣的是生物技術和醫療革命。如果生物工程能夠出現商業化契機，醫療技術能夠出現突破性的革命，將會對人類社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