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筆者將就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問題（實際上就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實踐，因為它更多地先從「中心」這個實驗田開始起步），從四個必要性、五個障礙、六個努力方向來闡述筆者個人對中國政府「貨幣主導權」戰略的解讀。筆者得出的結論是，從戰術上講，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眼下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但從戰略上講，如果忽視了貨幣主導權，那麼，我們在整個世界經濟的產業鏈上會處於非常被動的地位，無法「對沖」外部危機對中國實體經濟的滲透作用，更不用說讓分享到中國經濟發展豐厚收益的外部經濟體也來承擔中國經濟調整所產生的各類風險。而且這常常會造成「收益別人拿得多，風險自己兜著走」的被動結果——而這種格局恰恰是由於我們競爭力結構的失衡所導致的。所以，儘管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任重道遠，但為了使中國在世界舞台上形成有利於國家財富保值的「貨幣主導權」，我們應該從現在就開始去努力構建一個「人民幣國際化」所需要的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
一、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人民幣國際化）的必要性。
第一，中國目前擁有全世界最大規模的美元資產，我們越來越意識到：資產收益和風險的背離造成了我們這些委託美國來管理外匯財富的國家承擔了和自己收益不相匹配的風險。無論是危機發生給我們帶來的直接損失，還是美國自身利益至上的注入流動性的救市政策對我們產生的負面影響，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到缺乏一個對沖「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所產生的風險的工具。中國的經濟規模未來會不斷增大，中國市場會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因此，未來實體經濟的強大完全可以支撐起今天為我們對沖市場風險提供有效工具而在努力推進的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
第二，目前，我們在動用國家整體的高儲蓄來緩解世界經濟失衡結構的同時，更應該要重視「人民幣走出去」的市場培育。雖然任重道遠，但是要做到讓海外市場都能夠完全接受人民幣結算，那還是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它不會在未來的某一天瞬間形成，所以，今天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不是一個空喊的口號，而是刻不容緩要啟動的工程。
第三，東亞國家，包括日本和韓國在內，其金融體系都還有很多缺陷，正是因為彼此之間不分上下的緣故，才使得具有全世界2/3外匯儲備的亞洲國家，它們之間爭奪金融主導權的競爭變得如此白熱化。東京、首爾、新加坡都有把自己打造成亞洲區域國際金融中心的具體計劃。而且，各國都意識到，金融發展不僅是提高本國對財富價值的定價權的能力，而且更有利於促進本國產業升級、產業結構轉型以及產品和企業走向世界舞台。所以，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開展的美元離岸業務、人民幣國際化業務都有利於提升我國整體的競爭力。
第四，世界需要中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中國政府採取了主動應對的方法，而不是過去那種韜光養晦的策略，這主要是因為中國政府意識到，順應世界的呼聲做強人民幣的思路，比被動接受人民幣升值和資本賬戶開放的壓力要好得多。當然，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在實際推動過程中，一定要量力而行，採取非常謹慎的步驟。否則，過於衝動，效果反而適得其反。
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人民幣國際化）任重道遠。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需要我們去克服的障礙確實不少，這也是我們實實在在需要努力去解決的問題。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五大方面：
第一，制度障礙。由於中國產業結構的轉型還沒有完成，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式抵禦外部衝擊的能力還很脆弱，所以，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推進和人民幣資本賬戶的開放不可能馬上到位，這就給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業務開展帶來了制度性的障礙。再加上我們缺乏保證國際業務健康發展所需要的一整套成熟的法律、會計和監管體系，要想把上海打造成像倫敦、紐約、新加坡和香港那樣的國際金融中心，我們需要走的路還很長。
第二，市場約束。由於中國金融體系的改革和發展起步較晚，中國金融機構的業務大量集中在傳統的信貸業務上，所以，雖然我們沒有在這場危機中受到致命打擊，但是，我們大而不強的弱點經受不起完全開放後帶給我們的衝擊。另外，中國資本市場發展更為單一，市場的投資文化和金融產品的缺失很容易引起追漲殺跌的格局。這也是非常不利於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人才約束。我們缺乏一批能夠勝任國際金融業務的人才團隊。造成這次金融危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金融創新的濫用。而制約人民幣國際化的因素卻是我們缺乏金融創新的能力。這從我們主權基金的投資業績不佳和中資企業外匯管理虧損的報道中就可見一斑。當然，我們在重視人才團隊建設問題的同時，也要防患於未然。吸取美國的人才激勵機制存在漏洞的經驗教訓，盡快建立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做強做大所需要的健康而又充滿活力的人才管理體系。
第四，文化約束。從本質上講，美國長期以來的金融創新打破了消費者購買力的約束，支撐了美國貿易逆差的格局。將來中國如何接受貿易逆差（有悖於我們勤儉節約的文化）的格局、輸出人民幣而不至於導致本國金融體系和經濟發展出現不安定的因素，這是需要我們努力探索的問題。它給我們帶來了改變消費觀念、建立新的消費文化等從未有過的價值觀挑戰。另外，美國通過金融創新來強化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大量的外資即使在如今美國金融體系動盪不安的格局中還依然選擇去持有美國國債，從而導致美元指數大幅升值。而亞洲國家更多地強調金融監管，通過控制金融風險，甚至是抑制金融創新（管理匯率和利率等影響金融資產價格的關鍵指標），來保證自己的實體經濟部門獲得低成本的資金和高額的生產和出口收益。所以，未來當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過程中遇到挫折時，我們是選擇消極地關閉這種產生高風險的金融創新環境，還是選擇強化制度建設以提高應對風險的能力，這也是關係到中國能否做強金融、提升經濟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五，增長模式的約束。如今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之所以在危機中也能表現出它的強勢，其中關鍵一個要素，就是美國的核心競爭力沒有出現本質上的動搖。美國依然以它擁有世界一流的品牌、技術以及超強的標準制定和研發能力，甚至沒有遭到重創的金融風險管理能力吸引著國際資本，並沒有出現市場用腳投票所帶來的美元超跌的狀況。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中國不能加快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轉變，固定投資、加工貿易和就業保障目標客觀上依然是維持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和諧所不能擺脫的「重中之重」，那麼，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就不可能有實質性的變化。於是，它的利用價值就會因為其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所發揮的基本功能無法體現而變得越來越小。
三、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關鍵在於「神似」而不是「形似」。
紐約、倫敦作為全球的國際金融中心有一套成熟的運作機制，雖然金融大海嘯暴露了它們很多的缺陷，但是，這幾十年來它們所積累的寶貴經驗值得我們好好地反思和學習。我們不應該只滿足於「進口」它們的人才、金融產品和工具，甚至包括它們正在使用中的市場運作架構等；我們也不要簡單地模仿它們的社會全體偏好風險的態度和應對風險的做法。筆者認為，更關鍵的是，我們要學會它們利用「人才、金融創新和金融文化」（三位一體）所構成的「金融生態環境」，來充分發揮一個全球型的國際金融中心所應具備的實現金融資源有效配置的六大基本功能：
第一，在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過程中，要盡快和有序地建立起人民幣合理水平的發現機制（價格發現功能）。
第二，逐步建立起人民幣交易和投資的外部網絡。這就需要我們進一步拓寬人民幣輸出的渠道。如果沒有人民幣多元化的市場，就不可能給使用人民幣的海內外投資者帶來低交易成本的便利性（流動性保障功能）。
第三，通過「人才、金融創新和金融文化」所構成的中國金融生態環境的不斷改善，來提高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我們應對金融風險的能力（風險分散能力）。
第四，通過真實、有效、適度、及時的信息披露機制的建立，來促成人們形成基於經濟基本面的合理預期，從而實現人民幣投融資活動的高效率運行（信息披露功能）。
第五，建立健康而有活力的人民幣投融資體系的治理機制。這是這場危機給我們帶來的一個最大的反面教育意義。如何改善我們的監管和法律體系以充分發揮市場參與者互相之間的治理和約束機制，從而使得收益和風險相匹配、業績和獎懲相匹配，以保證金融資源公平有效的配置，也是我們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公司治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