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日本中小企業的創新能力也無法得到充分發揮，它們常常掛靠在大的企業下為其提供配件生產等外包服務。但是，一旦大企業的利潤受到影響，那麼，中小企業就會隨之而倒。夏普公司在個人電腦領域的技術研發由於沒有及時跟上世界的先進水平，最終不得不放棄轉變成創造利潤的產業的發展機會，這就是近期一個企業內部創新模式失敗的案例。而第三種模式就是政府主導的產業升級模式，其主要特徵在於產業政策先行，財政扶持計劃在後，企業從中受惠。只要政策方向把握得準，用人用得對，那麼，效率有時候會高於市場。但是，這種模式很容易形成產業同構現象（跟著政策走）和尋租問題（跑步「錢」進），尤其是再加上中央政府的考核標準如果側重於數量的話（比如國內生產總值），那麼，由此帶來的企業之間的惡性競爭以及地方政府與企業內部的道德風險就有可能會影響到整個創新成本的控制和創新企業自身的發展動力。
基於上述幾點認識，筆者在這裡提出兩方面政策建議：
第一，關於金融扶持產業創新的戰略。不管是什麼模式，科技創新都需要成熟的金融機制扶持，而金融產業的健康發展也需要以科技進步和企業發展（經濟增長點）為前提。美國納斯達克的繁榮和日本「主銀行體系」的強盛都驗證了這一點。所以，上海發展金融產業要以科技創新為切入點。在這方面我們可以採取多元化的方式：即在准入條件上，要政府引導、專家配合，不要光強調起步時企業的資信條件，而是要從寬口徑的企業的生產內容上判斷其未來成長的空間。至於最後哪家中小企業能夠獲得融資，只要發揮市場的識別機制就能挑選出真正有發展潛力的好企業。為此，筆者呼籲政府一定要培養和引入大批的專業化投資團隊。因為企業量大，成分不同，只有私募基金、陽光基金、風險投資家等專業投資者才有抗風險和識別創新企業的能力。否則，一般散戶的「進場」（直接對中小企業和創新企業投資），反而可能會影響這個市場的健康發展。
第二，關於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方面的政策建議。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最終目標就是要完成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對於在世界經濟舞台上越來越重要的中國經濟而言，如果創造的財富絕大多數都是以美元來保障的話，無論是從國家鑄幣稅的流失，還是從投資收益率和匯兌成本的角度來看，我們都要時時刻刻面臨無法擺脫並且又無法控制的市場風險。從這個意義上講，人民幣國際化作為大國發展的戰略勢在必行。但是，目前我們剛剛開始跨出第一步——正在「先行先試」人民幣的貿易結算業務，離人民幣完全國際化的目標還相差甚遠。
如果要跳過產業結構的調整，急於現在就將人民幣匯率市場化，並開放我國的金融市場，實行人民幣資本賬戶的自由兌換，以實現國際貨幣所需要的另外兩個重要功能——儲備和投資功能，則是完全不現實的，也是有很大風險的。所以，為了彌補人民幣的貨幣功能在世界舞台上流通的部分缺陷，充分發揮人民幣結算功能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上海市政府應該著力提高現代服務業的建設，通過航運、貿易和金融等多方位的高質量服務，甚至通過創造舒適的生活和工作環境，來促成人民幣貿易結算業務完全推向世界的宏偉目標。國家也應該從政策上多扶持上海，比如稅收政策的支持，這是發展現代服務業的關鍵因素之一。
當然，在目前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我們千萬不能忘記推進亞洲金融合作的戰略，只有當世界最大的經濟活躍主體——亞洲各國都參與到對它們而言也帶來雙贏的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中的時候，人民幣國際化的堅實基礎才可以說是真正形成。就目前而言，雖然人民幣國際化的條件並不成熟，但是，我們注意到亞洲擁有世界上2/3美元資產的事實以及亞洲各國都有改變美元投資的動向，這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有著非常積極的推動作用。只要人民幣國際化的條件隨著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不斷深入而變得日趨成熟，那麼，在我們積累了寶貴的國際金融業務經驗之後，人民幣的完全國際化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否則，如果沒有亞洲金融合作的基礎，忽視目前中國國內缺乏人民幣國際化的基礎（包括人才、制度和文化等），而貿然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就會造成得不償失、事倍功半的結果。同時，為了保證在現階段有條不紊地推進人民幣貿易結算業務，我們還要加強對國際資本進入和流出中國的時機和規模的監控，並要注意開放和改革的時機及順序；否則，眉毛鬍子一把抓，非但不能產生明顯的改革開放效果，反而還會不知不覺重蹈東亞危機的覆轍。
總之，對中國政府和上海地方政府而言，最大的挑戰將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如何解決製造業發展和金融業發展之間的衝突問題；二是如何處理好「政府和市場、企業」之間的有效互動關係；三是政府對打破產業的同構現象的努力和幼稚產業的保護政策（避免其在創新的初期階段因為缺乏市場競爭力而夭折）之間的兩難選擇問題。只有正視並處理好這些阻礙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棘手問題，中國經濟才可以在一個產業結構合理的狀態下續寫改革開放前30年的發展奇跡。
論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條件及其制度安排
2004年年底，中國經濟經歷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人民幣幣值穩定的嚴峻考驗，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雙順差進一步擴大。2004年9月末，中國國家外匯儲備餘額為5145億美元，比2003年年末增加1113億美元，同比多增136億美元，再度創下了歷史新高。這意味著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受到了巨大的「外匯占款」的挑戰。在保持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的前提下，外匯儲備的急劇增加表現為人民幣的需求空前旺盛。為了保持貨幣供需平衡以求得人民幣值的穩定，中國央行不得不被動地放出本幣，即增加貨幣供給，但為了防止由此帶來的通貨膨脹，又不得不收緊國內的銀根。這樣一來，中國自身經濟建設所需要的正常資金就會受到很大的制約。
另一方面，美國政府奉行的弱勢美元政策所帶來的美元疲軟現象對實際上釘住美元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施加了不可低估的升值壓力。再加上一些日美企業的利益集團通過不斷升級的貿易摩擦也反覆對中國施加調整人民幣匯率的壓力，一時間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越來越強。香港無交割的遠期人民幣匯率不斷創下新的升值紀錄，大量的熱錢也通過各種渠道不斷地流進中國。為此，中國央行和外匯管理局在堅持穩定的匯率制度的前提下及時採取了三個有力措施：一是打擊地下非法的人民幣交易，嚴堵「熱錢」；通過對外匯存款調息增加人民幣轉換的機會成本；對大額人民幣交易進行監控等，這些措施都意在控制進行「套利」的資本流入。二是疏導個人與企業的民間資本流出，以緩解人民幣需求的壓力。三是加大披露能夠影響人民幣匯率預期的信息，使規模嚴重不對稱的資本流入對流出的失衡結構得以改善。
為什麼我國政府不惜代價要保持目前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今後人民幣匯率制度又會「走向何處」？以下，筆者將簡要地概述一下自己在這方面的研究結論。
一、人民幣升值會帶來中國經濟「虛假」的繁榮。
的確，「外匯占款」是一個不小的壓力，但這是否通過人民幣升值就能緩解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中國目前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兌換是受到管制的，而中國資本市場、銀行體系發展得很不完善，所以，隨著中國金融業不斷對外開放，外國資本會大量湧入，利用由此帶動起來的人民幣及其人民幣資產的泡沫尋找到無風險的「套利」機會；另一方面，雖然人民幣的升值提高了國民的購買力，帶來了消費的「熱潮」，但是，這種非理性的「繁榮」會擴大經常項目的逆差，而從東亞危機的教訓中可以發現，靠資本流入來補償經常項目的逆差是不可持續的。筆者認為在目前我國金融體系的價格形成、風險管理、公司治理和外部監管等機制很不完善的狀況下，先調整人民幣匯率很有可能會導致「非理性」繁榮，而這種繁榮是無法持久的。所以，目前，一方面要頂住外來「壓力」，一方面要加快國內金融改革，這才是取勝的關鍵。
二、改革我國目前不健全的金融體系需要穩定的匯率制度。
合理的匯率制度的選擇也不能忽視我國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尤其是我國這樣一個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尚不健全並正處於改革的關鍵時刻的國家，人民幣升值只能是弊多利少。因為，首先如上所述，大量的資本湧入，由此很可能帶來資產泡沫現象，造成短時間的虛假繁榮，掩蓋銀行的脆弱性。一旦外資感到「無利可圖」，就有可能導致金融體系的崩盤。另一方面，即使資金是看重中國中長期經濟發展的潛力流入的，但他們也會選擇在現階段質量明顯好於中資企業的外資金融機構和外資企業，對中國自身的改革不會帶來實質性的變化。
其次，我國央行幫助國有銀行改制注入的450億美元資本，也會因為人民幣升值而縮水。另一方面，升值帶來的加息壓力會影響國債市場的價格，從而影響銀行的資產質量，使得剛剛達到上市條件、吸引外資戰略夥伴的銀行因人民幣升值而「泡湯」。再次，目前資本市場的發展沒有能為企業提供充足的規避匯率風險的工具。所以，一旦國際外匯市場上匯率出現波動，企業就會蒙受不可忽視的損失，銀行的不良資產就有可能增加，最終會影響銀行的信貸能力，從而破壞以銀行為主導的中國金融體系的發展。最後，在中國的資產價格體系還沒有完全市場化的前提下，尤其是利率沒有市場化的情況下，人民幣升值所帶來的資本流入會給市場帶來錯誤的價格信號，從而惡化資源的有效配置，不利於中國可持續的發展。
三、BBC+1的構想和今後我國匯率制度的安排。
顯然，目前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需要人民幣幣值穩定，但外部的壓力又使得中國政府為維持人民幣的穩定付出的成本越來越大，甚至成本的加速增加也可能會反過來不利於我國經濟的發展。因此，人民幣匯率制度的調整時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對內外壓力的調控能力。但是，即使要對人民幣的匯率機製作一個調整，我國的現狀也不容許我們將人民幣匯率的決定權像歐元那樣完全交給市場——採用浮動匯率制度，而會採取一種中間匯率制度形式，即BBC+1制度。它包括一攬子匯率（Basket）、目標區匯率（Band）、爬行匯率（Crawl），再加上政府干預下的浮動匯率制度。
所謂目標區匯率，就是央行制定一個浮動區間，當匯率波動超過這一範圍時，央行就動用外匯儲備進行干預。但是，當人民幣的投機行為過強時，目標區的設定就會難以把握。而爬行匯率制度，是將匯率作階段性的調整，但調整後還是保持固定。這種制度的弊端在於它會激發市場投機行為。所謂一攬子匯率，就是將人民幣釘住多個貨幣（比如美元、歐元和日元這三種貨幣），而不是僅僅釘住美元。就目前人民幣投機勢頭比較強烈的前提下，採取較為浮動的一攬子匯率制度，可以通過增加匯率風險來更好地抑制投機。但不利之處在於，我國的出口企業也將面臨一定的匯率風險，而且央行對一攬子匯率的貨幣權重調控所帶來的管理成本也會增加。當然，如果企業的匯率風險可以通過銀行所提供的更多的避險工具來加以克服的話，它是最有利於我國這樣一個外需依存度大的國家的一種較好制度。
四、匯率調整是一種制度，而不是宏觀調控的工具。
在這裡，筆者想糾正一種錯誤的認識，那就是近來有一部分經濟觀察家認為，現在當石油價格節節攀升的時候，調整人民幣匯率對我們這樣一個能源需求大國而言是一個有利的時機。但要注意的是，石油價格的調整機制是市場行為，而人民幣匯率是確保本國經濟健康發展的一種制度安排。即使是採取相當靈活的基於市場機制的匯率制度，只要中國經濟還是外需拉動型的經濟發展模式，而且，在金融體系的發展還很不平衡，自己的本幣又沒有完全國際化的前提下，就不可能完全根據市場行情的變化以及時機對我國經濟有利與否來肆意地調整人民幣匯率。如果人民幣匯率被人為地上下調整，非但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反而會大大增加投機的成分，從而約束了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