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Introduction
中國對外依存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如果在目前的發展階段很難改變的話，那麼，伴隨著中國企業國際競爭力的不斷提高以及國際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不斷流入，就必然會在穩定的匯率體系和政府結售匯制度的保護下，給中國宏觀經濟帶來以「外匯占款」形式出現的「流動性過剩」的局面。即使中國政府也像發達國家所做的那樣，不斷採取緊縮型貨幣政策以沖銷這一「流動性氾濫」對中國實體經濟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比如加息，但是，這無法抑制通脹的增長趨勢和資本市場的泡沫膨脹。尤其是在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政府也像其他國家一樣，採取了寬鬆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雖然這在挽救實體經濟避免「硬著陸」問題上獲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但同時也給未來帶來了通脹風險和資產泡沫膨脹日益增加的「後遺症」。而且，這些問題在當前中國貧富分化格局較為嚴重、金融投資渠道相對較少的狀況下，給政府部門的宏觀調控帶來了極大的挑戰。
本書第二部分的內容就是向讀者闡述中國經濟所面臨的通脹和資產泡沫衝擊的「結構性原因」，並在此基礎上揭示高通脹率在目前中國收入差距較大的狀況下會使各種矛盾深化，影響社會和諧。同時也指出中國出現的資產泡沫現象，除了和西方發達國家一樣呈現出「共同」的貨幣因素以外，更為關鍵的是還反映出了中國大眾為了改善現在的生活質量和擺脫未來的「後顧之憂」所形成的較為強烈的財富積累和金融投資的願望，以及目前我國的金融市場無法承載這種大規模資金入場這一「特殊」的經濟結構。於是，筆者也就進一步向讀者展示了中國政府抑制股市泡沫、樓市泡沫的艱難性。
本書第二部分的寫作意圖是很直觀的，那就是「就事論事」地去抑制通脹的發展和資產泡沫的形成，往往是治標不治本。看上去市場會暫時呈現出收斂的跡象，但是，一旦緊縮型貨幣政策「退出」，市場就會出現更為強烈的「報復性」價格反彈和流動性氾濫的局面。而且，緊縮性貨幣政策用過頭，就會對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產生很大副作用。因此，中國政府首先需要解決的是引起中國市場「過度反應」的結構性障礙問題。比如，盡快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以緩解消費者的後顧之憂；盡快提升企業自主創新的能力以改善老百姓的收入水平；盡快完成增長方式的改變以推動匯率制度的市場化進程，從而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同時，也要盡快完善金融市場的建設、提高金融創新與有效監管的能力以保證中國大眾盡快完成原始財富的積累——從人均收入只有3000~4000美元的相對貧困程度發展到人均收入達到發達國家的一般富裕水平，從而真正激活中國潛在的消費能力、促進中國產業結構的技術性轉型與升級。
第一篇題為《論「流動性繁榮」的兩面性》的文章，向讀者展示了「流動性多」是中國經濟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的一個重要「特徵」，它在推動中國經濟走向繁榮的過程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不僅僅是大家所認為的「流動性氾濫」這一負面作用。所以，只要能夠順利引導「流動性」進入中國高速發展的實體經濟部門，能夠借助「流動性」完善多元化的金融體系建設，能夠強化流動性的有效管理，那麼，老百姓因為沒有投資渠道而集中往一個市場「鑽」的被動局面就會大大改觀，國際游資來華投機的套利空間也將大大減少，政府推動利率、匯率市場化的條件也就會逐步形成，從而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也因此會大大提高。
第二篇題為《什麼才是經濟發展的主旋律？》的文章，向讀者展示了中國既是「貿易大國」又是「金融小國」的經濟結構所面臨的各種挑戰。比如2007年上半年國際經濟環境還處於繁榮階段的時候，中國旺盛的出口不僅使國內整體投資水平日益上升，而且也帶來了讓宏觀調控左右為難的「外匯占款」（流動性過剩）現象。面對這種經濟過熱的局面，筆者在文中指出，抑制「過剩」產能的結構調整一定要基於改革開放的大方向不變的原則，而宏觀調控則是為創造中國經濟活力所需要的制度建設、產業升級贏得時間而已。
第三篇題為《治理通脹預期的三大政策環節》的文章，向讀者強調了在中國治理通脹是一項系統工程，並不是單靠貨幣政策就能夠解決的事情。文章強調在當時的經濟結構和發展狀態中數量調整比貿然採用價格調整效果要好得多。但是，若想保持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活力，則必須要改善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工資、福利和融資環境，為高勞動生產率部門提供不可或缺的「激勵機制」。
第四篇題為《非常時期應對「非常」通脹》的文章，向讀者回顧了2008年上半年中國經濟所經歷的國際大宗商品市場泡沫所帶來的「成本輸入性通脹」的衝擊過程。文中筆者提出了8種切實可行的應對措施，尤其強調了這些應對措施的效果還要取決於我們長期推進的結構調整、產業升級是否到位，並且指出後者才是「治本」的方法。
第五篇題為《政府應多給市場發「紅包」》的文章，通過東莞政府發紅包的案例，向讀者分析了通過轉移支付等收入再分配的手段來解決低收入階層在危機和通脹等不利因素衝擊下購買力嚴重下降這一問題的積極意義。同時，筆者認為簡單地進行收入差距的「調整」看似暫時解決了「不公平」的問題，但是，如果不解決機會不平等的問題，還會不斷產生收入不平等的結果。而且，如果支付轉移的標準和做法不到位，就會影響一個民族奮發向上的活力，效果反而適得其反。
第六篇題為《我們該如何應對金融大海嘯的影響？》的文章，向讀者介紹了中國政府若想擺脫外需和投資不足對中國經濟產生的負面影響所需採取的積極有效的應對措施。筆者在文中提出了五個建設性的政策建議之後，也強調了政府如果想盡快創造「有效需求」來支撐中國的增長和就業，就得在干預市場的過程中處理好「外需」和「內需」、「基礎設施建設」和「社保體制完善」、「國有企業」和「民間中小企業」、「銀行體系的穩定」和「金融市場發展」、「總供給能力」和「總需求政策」之間的協調關係。
第七篇題為《「疏」比「抑」好、「疏」比「抑」難！》的文章，向讀者描述了4萬億元投資計劃和近10萬億元銀行信貸的投放雖然挽救了中國經濟，但卻導致出現了一些產業資金大量轉向股市和樓市的「資源錯配」現象。針對這些不良的「後遺症」如果僅靠緊縮的貨幣政策來調控，如加息，可能就會影響經濟的健康復甦。所以，只有採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來「疏導」資金回到實體經濟中來，才是解決「虛火過旺」問題的關鍵所在。
接下來，就讓我們進入第二部分的「問題環境」，共同來思考中國經濟特有的「通脹」與「泡沫」的形成機制，共同來探索傳統的宏觀調控方法效果不佳的根源所在。
論「流動性繁榮」的兩面性
2007年，「流動性過剩」已成為描述中國宏觀經濟現狀的一個關鍵詞彙。事實上，當時世界經濟由於週期性的調整也出現了流動性過剩的問題，但是區別在於，這一現象是在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不斷改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還在延續的環境中發生的，而歐美和其他國家所經歷的流動性過剩是在實體經濟低迷、資本投資回報率下降的狀態下發生的。所以同是流動性過剩現象，兩者之間的機理卻有著本質的差異。為此，根據中國經濟目前的特徵，我把它叫做「流動性繁榮」，以區別於商品要素市場萎縮環境下的流動性過剩問題。刻意去區別兩種環境下的流動性過剩問題是因為「流動性繁榮」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有著鮮明的、正反兩種對立的影響。
首先，這種流動性過剩很大程度是衝著中國經濟發展的好勢頭而來的，而不是商品生產要素市場需求的委靡引起的投資資金的「閒置」現象所帶來的。所以，在目前這一階段，我們沒有必要像美國那樣去過多地擔心資本流出的風險。只要中國經濟的繁榮能夠持續下去，這種流動性在中國彙集的力量就不會有根本性的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講，如何在健全制度建設和培育良好的市場環境的過程中，引導和管理好充足的流動性為中國經濟的繁榮繼續作出貢獻將至關重要。
其次，如今中國資本市場多層次的開拓和發展需要充足的流動性作為保證。而且，中國資本市場的繁榮完全有可能和中國經濟的繁榮共存，不一定會像很多國家那般「流動性過剩是因為虛擬經濟擠壓了實體經濟發展」——這是一種非理性繁榮的狀況。但是，不得不承認的是，要保證這種雙贏的格局穩定地持續下去，我們面臨的挑戰已經變得越來越多。
最後，中國目前充足的流動性資源至少在很大程度上通過財政管理和外匯管理體系由國家掌控著，這為短期逐利型大規模投機資金的形成設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礙。儘管2006年年底金融業的開放增添了一些管理上的難度，但是，隨著金融監管和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強化，我們不必過於悲觀地考慮投機的負面影響。一句話，今天國內外市場普遍都是「看多」中國經濟。更重要的是，如果國家管理的資源運用得體，那麼，在轉型過程中的不確定性所帶來的風險就會大大減少。比如有效地在教育、醫療、社保等方面進行公共投資，鼓勵和培育企業以及機構投資者走出國門，依靠自身的競爭力去獲取中國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寶貴資源，這些措施都會緩解中國經濟發展所遇到的各種困難。
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經濟的繁榮是在對外依存度較高而經濟轉型不徹底的條件下形成的，經濟主體的差異性和貧富的差異性非常大。在這樣的結構下，出現流動性過剩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因為高速經濟增長需要制度的保障，而制度的保障很容易帶來伴隨著對外資產增加的流動性過剩的現象。另一方面，因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空間還很大，經濟轉型的漸進模式也不會輕易改變，所以，這種膨脹的勢頭不會有顯著的緩解。但這種「流動性繁榮」給中國經濟目前的發展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只要是中國經濟開始進入低迷發展的調整期，流動性過剩的負面影響就會與它在其他國家的特徵沒有什麼區別，而且危害程度遠遠高於資本流出給西方國家所帶來的負面衝擊，甚至不亞於東亞危機所造成的災難。強調全民提高這種警覺性的根據主要在於以下幾點：
第一，市場化的轉型過程暫時造成了目前相當一部分人的消費負擔，從而使得人們儲蓄意識和財富增值的衝動變得越來越強烈。由於計劃經濟的轉型而帶來的教育、醫療和住房等開支的增加，再加上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和社保體系及社會福利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很大一部分消費者的實際收入情況在惡化。這就使得中國即使在今天流動性過剩的環境中也沒有出現明顯的、由於商品市場消費興旺所引發的通貨膨脹現象。事實上，20世紀90年代的拉美國家，因為流動性過剩產生過「貨幣錯覺」現象。當時，那裡的居民是由於信貸能力的提高而產生了旺盛的消費衝動和超前的消費水平，於是，商品市場的通脹率明顯上升，實際匯率升值，經常收支惡化，經濟增長也明顯放慢，最終貨幣金融危機爆發。與此相反的是，從近期中國房地產泡沫和股價強勁上揚的現象中可以發現：這些市場的繁榮（甚至可能已經發展成一種泡沫）是廣大消費者在從基本面的觀察中建立了信心之後，出於財富增值的強烈願望而積極參與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