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lovewaitsthereinSanFrancisco
Abovetheblueandwindysea
WhenIcomehometoyou，SanFrancisco
Yourgoldensunwillshineforme
——ILeftMyHeartinSanFrancisco（TonyBennett)
多少次從北京飛舊金山，這樣的旅程已十分熟悉。飛過太平洋上空時，我和Ketty用ipod分享王菲的《天空》。妻微微靠在我的肩膀上。妻的肚子開始大了，她決定讓二女兒生在舊金山。從一年多前她懷大女兒開始，她已經不能聽她喜愛的搖滾樂了，現在看來還要一年多。這次，她要在灣區住一陣子，生完Ashley再回來，我則留在北京和安妮一起生活。未來的幾個月對我們的家庭成員來說是個考驗。
看著窗外，天際漸黑，剛才燦爛明亮的天際變成了巨大的整齊的黑雲，黑雲之上又是清晰的深藍色的天空。在這一刻，所有的一切都顯得微不足道。唯一浮上腦海的竟然是12年前在舊金山舉辦的第一場演唱會——崔健1995年美國的巡演。那些故事和與之相伴的永恆的幾個感覺此刻就像一盞燈，唯一閃耀在這即將沉睡的世界。
我隨時把目光投向舊金山，都能清晰地看到她的一切。舊金山對我來說就是一部經典的電影，充滿音樂的城市，而我是主人。正如此時在萬米高空的一片寂靜黑暗中，我閉上眼亦能清晰地望見熟悉的街道。我看見，20多歲的我換掉了奔馳420的音響，換上了大功率音響和低音，把原輪胎換成寬輪胎，從19街駛往舊金山州立大學，一路呼嘯而過，聽著AC/DC、BeastieBoys、RageAgainsttheMachine、黑豹樂隊的音樂。黑豹樂隊《別去糟蹋》中李彤讓人眩暈的吉他Solo震耳欲聾。正是在這座城市，我實現了人生第一個音樂夢想，主辦了崔健1995年美國的巡演，這也是我第一次開始音樂事業。雖然當時我從事的是金融行業，連調音台是什麼都不知道，但第一次辦演唱會就獨自投資全部巡演。就幾個兼職幫忙的，卻做了這麼大的巡演，真是不敢想像。最幸運的事就是我通過黃頁找到了大韓航空洛杉磯辦公室的電話，在電話裡說服他們贊助了13張從北京到舊金山的國際往返機票。
在1995年8月17日的巡演發佈會上，崔健說：
「來到美國，我們真的很激動，很高興，特別要感謝陳戈。一年多前他和我們說要在辦美國巡演，我們也只是聽聽而已，沒想到真的成行了。在這之前，曾經有至少100多個機構說要為我們辦美國巡演，但都沒有結果，現在這一切就像夢一樣。」
第一場演出是1995年8月19日在舊金山市區海上的FortMasonCenter。我第一眼望去，就喜歡上了它。它實際是一個類似碼頭上的大倉庫，主體就在海上，高高的屋頂顯得整體高大而結實，場地可容納3000人左右，人們必須全部站著，沒有座位。這才是聽老崔搖滾樂的地方。租金也不貴，我跟場地管理者說了要辦中國來的搖滾樂演出，並給他聽了一首崔健的《紅旗下的蛋》，那個經理說這很新鮮，以前從未有中國人來演出過，可以打折。之後，我又懷著朝聖的心情去了BillGrahamPresents，請求他們做演唱會製作。
要知道BillGraham是美國演出歷史上的傳奇人物，他從德國移民到美國，年輕時做過侍應生，一次偶然的機會開始做演唱會推廣後不斷成功，製作了無數大型經典的演唱會和音樂節，同幾乎所有大牌樂隊和明星都合作過。他擁有灣區著名的演出場地TheFillmore以及同蘋果公司聯合創始人SteveWozniak以及山景城政府共同建立的ShorelineAmphitheatre，後者是硅谷一帶著名的露天演出場地。1991年他遭遇飛機失事去世，舊金山市政府為了感謝他對音樂演出的貢獻，把原SanFranciscoCivicAuditorum改名為BillGrahamCivicAuditorium。
演出很成功，現場很多人流下了熱淚。還有很多人衝到前面興奮地跳躍。畢竟對當時眾多的留學生，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上大學的人，崔健就是他們的精神偶像，而且這也是崔健第一次來美國巡演。當年「北大崔健後援會」的主要會員們都來了，包括老朋友曲南、沈中民等。那時我們但凡有崔健的演唱會必相約而去。《時代》週刊報道說，這些年輕人舉著「北大崔健後援會」的旗幟，隨崔健高歌，只要警察不注意，他們就站起來，隨後又被制止坐下。
當然，當我接到製作賬賬單時，不禁大吃一驚：「啊！為什麼會這麼貴，甚至是場地租金的好幾倍？」製作經理的回答給我上了關於演出的第一課：「是啊，Gary。你想你是在FortMasonCenter裡平地搭起一個演出場所，當然比現成的演出場地成本高多了。此外，工時長，而所有的工作都必須由工會成員來完成，最低工資可能要1小時50美元。」我慶幸在之後的演出都是租的現成的演出場地，如紐約演出是在著名的搖滾樂演出場地Palladium進行的，這個滾石樂隊等幾乎所有大牌樂隊演出過的地方，全部租金包括場地、製作、團隊甚至安全保衛全加起來才22000美元。
但是賬單並不能影響我們激動的心情。正好1995年的Lollapalooza音樂節在舊金山—站演出，我帶著老崔、劉元、張嶺、貝貝、Eddie等趕到了ShorelineAmphitheatre，正好趕上Hole樂隊在演出。Hole樂隊的主唱是CourtneyLove，就是中國樂迷熟知的大名鼎鼎的涅槃樂隊KurtCobain的老婆。當天還有SonicYouth、Beck、Pavement、CypressHill等，大牌雲集。
之後，我帶了老崔等去了我常去的兩個地方。一個是Haight拟Ashbury區，是20世紀60年代美國嬉皮士文化的重要地標。每次在週末,尤其是陽光溫暖的午後，走在這條著名的街上，凝視兩旁的維多利亞風格的二層樓建築,紅色的VictoriaRed小劇場就像一張歷史的風景片。偶爾會抱一下某個古老的柱子,聞聞它是否還殘留著1967年「愛的夏天」的味道。
1967年夏，這裡發生了著名的嬉皮士運動「愛的夏天」（SummerofLove）。隨著音樂人JanisJoplin、JeffersonAirplane和GratefulDead等主要成員的入住，大批的學生和嬉皮士在暑假期間來到這裡，最後全美嬉皮士都湧入Haight拟Ashbury。1967年的熱門單曲SanFrancisco就是號召來Haight拟Ashbury路上的人們，「如果要來這裡，就請在你的發間戴上鮮花吧」。
至1967年10月，情況已變得無法控制，已經有10萬人湧入，鮮花早已售完。1967年10月6日臨時組織舉行了一個「嬉皮之死」的儀式。組織代表MaryKasper說：「我們通過這個儀式是想明示『愛的夏天』已經結束了。不要再離開你們的家，待在你們所在的城鎮，把革命的火種帶到你的家鄉。不要再來這裡，一切都結束了。」
渴望愛、和平和兄弟之情的嬉皮士們互相擁抱，揮淚依依惜別。走在Haight拟Ashbury的街上，崔健時而問一些問題，時而若有所思。此時，我絕不打擾他。我們就這樣靜靜地走在有質感的老路上，感受1967年「愛的夏天」。
1967年是音樂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眾多的傳奇經典產生於這一年（參見下頁圖表）。
第二天，我和老崔等一干朋友又去了舊金山東灣的伯克利。我一直對伯克利大學充滿好感，堅持認為它和北大在精神上有很多相似之處。伯克利大學在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初是美國反戰運動和反世俗文化的大本營，也是「左派」和「新左派」的大本營。當時這裡曾有毛澤東和社會主義中國的很多崇拜者，全球研究「文革」歷史的一些專家也都住在伯克利。這裡眾多的地下演出場地都是我的最愛，經常來這裡看一些演出。
歌者專輯名披頭士Sgt.Pepper𠖥sLonelyHeartsClubBand同年2張專輯MagicalMysteryTour大門樂隊TheDoors同年2張專輯StrangeDaysJeffersonAirplaneSurrealisticPillow同年2張專輯AfterBathingatBaxter𠖥s平克·弗洛伊德ThePiperattheGatesofDown滾石樂隊TheirSatanicMajestiesRequestTheWhoTheWhoSellOutTheVelvetUndergroundTheVelvetUndergroundandNicoProcolHarumProcolHarumTheJimiHendrixExperienceAreyouExperienced同年2張專輯Axis:BoldasLove
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柏克萊和Haight拟Ashbury交相輝映，成為歷史上稱為「舊金山之聲」（SanFranciscoSound）音樂運動的重鎮，代表音樂人有JeffersonAirplane（主唱GraceSlick）、感恩至死樂隊、偉大社會（TheGreatSociety）、大哥及控股公司（BigBrotherandtheHoldingCo），主唱（JanisJoplin)。他們深受BobDylan、JohnLennon以及舊金山復興運動中同城詩人艾倫·金斯堡（AllenGinsberg）、傑克·格魯亞克（JackKerouac）、加裡·辛德爾（GarySnyder）等影響，站在反主流文化和詩意一面創作音樂，追求和平、愛、同情、兄弟之情與自然和諧，內省的智慧以及個人和群體的和諧與滿足。他們經常在柏克萊、舊金山、金門公園等各種演出場地演出。1970年，作為一代文化代言人的音樂人JanisJoplin香消玉殞，標誌著「舊金山之聲」從此走向結束，這些在《活埋藍調裡》或有記錄。
我們去了Telegraph街上的兩家著名的獨立唱片店Rasputin和AmoebaMusic。寬敞的店裡四周牆上貼滿了眾多音樂人的唱片海報，還有他們當時演出的海報。有些上面還有當時樂隊的簽名，充分顯示了唱片店歷史的悠久和店主的收藏。老崔有時會看很久。是啊，誰不會呢？這些曾影響過我們的音樂人，有些尚生，有些已死。誰能想到，若干年後，會有兩個中國人站在他們曾站過的地方，在同一個建築裡，聽著同樣一段音樂，感受著歷史長河中同一個片段呢？
這時，Ketty問我：「想什麼呢，發呆？」
我說：「啊！想起1995年辦崔健美國巡演的事了。想想還是挺幸運的。記得1989年剛去美國時，穿了一件北大崔健後援會會衫『一無所有』的T恤，帶了一把吉他和4個箱子，懷揣45美元就來了。我那時就決定，將來有錢了，就在美國辦一次崔健演唱會，沒想到7年後就幸運地辦到了，而且還是在舊金山、密執安、波士頓、紐約等地共7場演出的大巡演。哈，當時什麼都不懂，最後賠得一塌糊塗，花掉所有積蓄不說，還刷爆了所有信用卡。不過當你看到老崔他們在紐約Palladium演出時，3000觀眾全部站立和唱3個小時，樂隊3次返場，真是演瘋了。我就覺得那是我30歲前花的最值的一筆錢了。幸虧當時我還單身。」
1984年9月，我穿著中山裝，背著鋪蓋卷，從山西坐火車一路站到北京，來到了夢想中的北大。有一天，陽光透過民主樓古老的窗戶進入英語系的圖書室，塵埃慢慢行走，時而落在一些英文書籍上。我不知所以，問我的同學、一個大知識分子的女兒該看什麼書；她輕啟朱唇，說FarFromtheMaddingCrowd（《遠離塵囂》），我頓時懵了。如果不是音樂給了我一些盲目的自信，不是因為我們組建了小樂隊，我不知道我是否會在自卑和壓抑中度過那青春成長的4年。
對很多像我這樣的人來說，音樂曾給過年輕時的我們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