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居者 第41章
    他們把我們押到裡弄口,我還是跟世海乘一輛黃包車,彼得旁邊坐著那個雙槍好漢。

    車跑起來後,世海的手在口袋裡弄出一聲響。是金屬的碰擊聲。我用英文問他:你在幹什麼?!

    沒幹什麼。關上手槍保險。

    我用鼻子笑了一聲。

    我笑得他不自在了,解釋說不是他不信任我,而是他們同志之間也不敢完全信任。現在他真的把槍保險關上了。

    也就是說,剛才在弄堂口,他對準我的槍口,果真臥了一顆充滿殺機的子彈。假如我朝還沒出門的彼得喊了一句:別出來,這是個圈套!……那顆子彈也許已經在我正冷卻的身體裡了。世界上剎那間轉變的敵與友、親與仇、生與死還少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那個猶太青年在法國向德國領事開槍的剎那,給了希特勒完美的口實,導致了「水晶之夜」的大迫害。溫家小少爺的一顆子彈,險些劃時代地改變了我們的親、仇關係。

    到了畢勳路,我看見一輛馬車停在猶太醫院門外不遠處。車廂裡跳下一個人,動作麻利地把另一個人抱下來。彼得動作也飛快,上去就用手搭那人的脈搏,檢查他的槍傷。

    他對溫世海說:要手術。我沒辦法手術。沒有執照。

    溫世海跟那個雙槍大俠小聲嘀咕了一句,又回過頭對彼得用英文說:有沒有執照我們不在乎。

    彼得說:我在乎。沒有執照,就是技術不過關。

    溫世海又從大俠那裡討來了指示:過不過關都得做。

    然後彼得改口說了一句德語。世海猶豫了一下,讓彼得再說一遍。他聽德語的時候臉朝彼得的方向偏斜,似乎這樣就可以離理解力近一些。彼得又說了一遍,放慢了速度,加強了重音。世海的回答簡短而肯定:好的。或者:是的。

    門鈴被按響了。門房是個中國漢子,把門上的一個小方洞打開,問道:啥人啊?……

    雙槍大俠右手的手槍已經捅進那個方洞。常州話被他一說,毫不軟弱:出一聲就打死你!

    大門被拉開,常州人先進去把門房綁了,嘴塞住,又蒙了眼,然後把我們放進去。穿過冬青樹通道,就是主樓。樓上只有每層的醫護值班室亮著燈。雖然在槍口的逼視下,彼得依然冷靜地向這一行人打手勢,讓他們閉住嘴,放輕腳步。

    就在我們進入一扇大門之前,彼得站住了,再一次用德語問了世海一句話。和先前相同的那句話。

    溫世海這次是用德語回答他的。倆人達成了什麼協議。

    彼得輕輕地推開門,下巴向裡面一擺。人們一點聲響也沒有,飛快地沿著走廊小跑。

    我趕到彼得旁邊,拉住他的手。他看了我一眼。這樣就好了許多。我們非得這樣定定神,壓壓驚。

    手術室在一樓,門是無法開的。常州口音的抗日誌士向那個架扶傷員的悄聲交代了一句,那人把傷員往世海肩上一靠,就出去了。不一會兒,我們聽見側面的窗子輕輕響了一下。門從裡面打開了。彼得立刻說:不要開燈。

    走進手術室,彼得從門邊一個掛衣架上取下一隻巨大的手電筒。掛衣架上有七八隻同樣的手電筒,是為了常常發生的斷電準備的。他輕聲指示道,為了手術不被打擾,只能用手電的光源,所以每個人都必須做他的無影燈架。只要一開燈,馬上會引來值夜班的醫生或護士。

    彼得突然又想起一件事,說:沒有麻醉師,手術還是做不了。溫世海把話翻譯過去,雙槍大俠一口常州土話,叫彼得少找借口。

    彼得說麻醉弄不好會出性命。

    傷員突然開口了,說:出了性命再說。他基本沒有聲音,就剩下氣了。

    彼得仍說他不敢做。常州人說:你有意拖時間!做盤尼西林的地下買賣,你膽子大得很啊!他的槍朝上升了升,槍口和彼得的太陽穴平齊。

    彼得從櫃子裡取出消毒手術大褂,讓每個人都穿上。然後他讓每個人都去洗手,戴上膠皮手套。

    雙槍大俠就像沒聽見,仍然握著雙槍,槍口仍然把彼得和我照看得很緊。

    彼得問我能不能替他遞工具。我有什麼辦法?只能點點頭。他把刀、鉗、鑷子、剪刀……的名稱一樣樣告訴我,說:親愛的,用力氣記,會記住的。

    手術在三隻手電筒的照射下開始。麻醉,切口,止血。彼得的手很忙,卻不亂,不時說:燈光近一點!左邊!右邊!我一手拿手電,另一隻手還要給他遞工具。有時我兩隻手弄錯,把手電筒遞給他。他也不吱聲,自己伸手在工具盤裡飛快地揀出他要的工具。

    手術室是一間大屋,中間拉了一塊白布簾,大約以此來隔開另一張手術床。

    我舉手電筒的胳膊開始還覺得累、酸,漸漸就好了,完全失去了知覺,化成了那只巨大手電筒的支架。

    直到最後一針縫合,我都沒感覺自己只換了一隻手術鞋,另一隻腳仍穿著半高跟涼鞋。整個手術有兩個多小時,我始終這麼一腳高一腳低地站著。

    彼得把兩隻血淋淋的手套摘下來,然後各個櫃子裡去找消炎藥。但一顆藥也沒找著。他想到布簾子的那一邊,說不定會有個藥櫃。

    剛一拉開布簾,就聽見木板撞擊的聲音。雙槍大俠在我們沒反應過來的時候已經衝到了一個壁櫥前面,同時槍聲響了。彼得一把攔住我。我朝他轉過臉。

    彼得的大眼睛在手術帽和口罩之間大得離奇。

    持雙槍的常州人自己也愣了。他的槍射出子彈就像猛獸的撲和咬一樣,純屬條件反射,他對此也沒辦法。我們的耳朵在剎那間恢復了聽覺,聽見被擊中的人在低聲嗷嗷叫。

    所有人迅速架著傷號往外撤。彼得兩隻大眼睛瞪著我。我的頭向布簾的方向一挑,說:快去看看!

    他不動。

    常州人又跑回來,看著我們。突然,他一揮槍把,打在彼得頭上。他用嫌煩的口氣耳語說:不要躲呀!……

    彼得不懂他的意思,我突然懂了,低聲對他說:他在幫你,讓你脫開干係。

    彼得明白了,又往常州人跟前湊了湊,希望這回能給他個好些的角度。

    常州人揮起槍把就往彼得頭上砍,彼得被打得退了好幾步。

    好了,見血了。一道血柱從彼得的手術帽下面流出來。

    彼得對我說:你跟他們一塊兒走!

    你呢?我說。

    他指指壁櫥的方向,那裡的號叫成了呻吟。我說我等他。他說難道你還嫌麻煩不夠大?

    我鬆開他血跡斑斑的衣袖,用力看他一眼,跟著常州人跑出去。

    剛剛跑出醫院,就看見一輛送魚到市場的板車過去。早晨就要來了。不久馬桶車、牛奶車都要出動。

    我看著那輛載著傷員和抗日誌士的馬車走遠。城市在清晨是淡灰色的。我孤零零走在馬路上,漫無目的地走了幾個街口,又匆匆地走回去。我都不知道這樣胡亂走動是為了驅蚊子還是為了等待彼得。

    醫院對面有一家麵包店,老遠就聞到熱烘烘的烘麵包氣味。我一文不名,憑著還算像樣的穿戴走進去,要了一杯涼開水。我發現十個指尖都在抖,腿肚子繃成了兩個鐵砣。我不斷向站櫃檯的俄國小伙子打聽時間,他也沒有手錶,必須到後面的作坊去替我看鐘。就在他第七次或第八次去後面看鐘的時候,我看見彼得從醫院出來了。

    他纏著繃帶的臉向我轉過來。這是早上五點多鐘,但夜色還沒褪盡,他的臉和繃帶白得刺眼。我朝他跑過去。

    我們一句話也沒有,一門心思往前走。走了十來分鐘,我伸出手,想去握彼得的手,他觸電似的渾身一抽。他轉過臉,似乎剛發現他身邊不是空的,有個女人,是與他親近之極的一個女人。我可憐的彼得,居然魂飛魄散。

    我問中了雙槍大俠子彈的人傷勢如何。他說傷得非常重。那人的槍法真夠準的。沒錯,夠準的。那一槍打在哪裡?打穿了動脈。他怎麼會在手術室裡過夜?哦,一個清潔工,最後一個手術做完,他清掃過後,太晚了,偷偷留下來,睡在長椅子上。我們進了手術室就把他的出路給堵住了,他撤到後面,拉上了簾子,以為可以躲過去。

    我問:那他聽見外面做手術的整個過程了?

    我站住腳,彼得已經走出去好幾步,才發現身邊空了,猛地站下來,回頭來找我。

    彼得!……我驚恐地看著他。清潔工一定聽見了常州人的話——他用什麼脅迫彼得就範的。

    你怎麼了?彼得心力交瘁地看著我。

    你為新四軍走私盤尼西林的事,他會告訴別人嗎?

    彼得聳聳肩。他無能為力,或者聽天由命。

    我記得那時我們已經完成了去澳門的一切打點,該付的錢付了,該買通的人買通了。我和彼得在畢勳路口告辭,還有一些事情要去分頭準備。我必須馬上去江西路上的銀行取出傑克布保險箱裡的護照,彼得要去收回投機大米的一筆錢款。我們將在無邊自由(但亦是無邊未知)的將來漂游,錢是唯一的救生圈。彼得在說到錢的時候,臉上有一種飢餓,鼻孔略略撐大,嘴唇繃得很薄。只有在這個時候,你才會注意到他的喉結有多麼大,多麼尖。曾經打球、騎馬,把他的脖子塑造得很美,幾乎和頭顱一樣粗細,而現在肌肉萎縮了,喉結頂起薄薄的皮膚,讓你誤以為他從小到大都營養不良。

    到江西路等了兩個多小時,銀行才開門。我把鑰匙交給一個五十多歲的職員。他請我稍等幾分鐘,他去把保險箱抱出來。我開鎖時,發現他不知迴避到哪裡去了。保險箱塞得又亂又滿:兩件我見過的男性首飾,純金的領帶夾和一對鑲小鑽石的袖扣是傑克布祖父的遺物。然後就是一堆名片,一沓發黃的照片,祖祖輩輩寄居全世界各地的記錄都在這些照片上。我送給他的一套犀牛角梳子也被保險地收藏在這裡。這個保險箱像世道一樣亂,我趁亂把護照拿走,大概連他自己都不會發現。

    我離開銀行,走進八月底的上海。傑克布的護照封面有一點潮,似乎剛剛還挨著他出汗的胸口。

    我從小皮包裡抽出手。手指頭有種奇特的空虛。那個戒指呢?小皮包裡面零碎不少,我兜底翻檢了幾遍,什麼也沒找到。手術的時候我的手指什麼感覺?也是空的。後來呢?我跟彼得最後握了握手,那時候手指頭上絕對沒有戒指……

    我不知怎樣把自己塞上了一部開往虹口的電車。一車上班上工、投機倒把做生意、當差跑腿的人都給擠得奇形怪狀。戒指只能是丟在小客棧的房間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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