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居者 第39章
    我們往公園外面走。一個猶太難民小男孩上來給我們擦皮鞋,傑克布用德語跟他說了句什麼,男孩看看他,失望地讓開路,傑克布給了他一點零錢。

    走到一個街口,又有兩個小男孩上來,都是七八歲左右,要拉我們去理髮。

    傑克布跟他們對了幾句話,轉過頭來對我說:為了全家不餓死,學都不上了,出來掙錢,晚上由父母教他們簡單的功課和希伯來文。物價上漲得太可怕了,難民營有的老人得了腹水。

    他還是老一套,掏出零錢給那兩個男孩。但男孩不放過我們,硬把我們拉到一個新搭的棚子裡。棚子四周插滿色彩鮮艷的紙風車,表示開張大吉。棚子是石棉瓦搭的,支了一個大鐵皮灶,豎著長長的煙囪。灶上坐了四個鐵皮水壺,蒸汽在落山的太陽中成了粉紅的。

    這是難民們自己開設的低價理髮店。難民們試圖讓自己的錢財和技能形成個內循環。用中國語言,就叫「肥水不流外人田」。理髮師們是他們自己開設的職業訓練班培訓的。一個前律師穿的工作服就是一個完整的麵粉口袋,上端和左右兩端各掏出三個洞,成了領口和袖口,背後,一個紅艷艷的國際紅十字會徽章。另外兩個理髮師有六十多歲,背弓下來,從脖子下端到腰部凸出一根脊椎骨,清晰得可以去做人骨標本。

    年歲大的一個理髮師態度極其認真,目光直得可怕,嘴巴也半張開,吐露一截舌頭,每動一下剪子,舌尖就一抽,再一伸,毛森森的鼻孔裡的清鼻涕也一抽一伸。我在棚子裡站了兩分鐘,才認出那個老理髮師是寇恩先生。前銀行家對著密密麻麻的賬目,一定不會如此緊張。

    我趕緊從理發棚轉身。寇恩一家,過得遠比他們表現出來的要苦。

    傑克布跟上我,問我怎麼招呼也不打就走了。

    我滿腦子都是老寇恩那直眼吐舌的樣子,還有頂在麵粉口袋工作服下的那一串脊椎骨。他的昏厥症如果在他手持剃頭推子時發作,面前的腦袋會怎樣……

    我說我看見了一個熟人。傑克布問是誰。

    我搖搖頭,接著我來了一句不著邊際的話,我說:猶太人真的很了不起。

    感觸很多,是嗎?傑克布那種玩世不恭的樣子又來了,跟老寇恩默默的承受、極端認真的模樣相比,我特別討厭他現在這笑容。我原來想跟他感歎難民們的韌性,在「終極解決方案」的陰影下,該開張還在開張,暫時不被「解決」掉,總得理發呀。但我突然什麼都懶得說,老寇恩把他的形象侵蝕在我的腦子裡。

    到底是什麼熟人?傑克布又問一句。他稍微正經了一些。

    一個老頭,我毫無談興地說。

    那你為什麼逃了呢?他說。

    我欠他債。我說。

    傑克布突然煞住腳,愣了愣,然後哈哈大笑。

    太棒了,你怎麼跟我一樣,動不動需要躲債主呢?

    我本想說,誰和你一樣?賄賂行幫,把你從日本人手裡救出來,難道你不記得有人為你使了錢?但我又一想,我是想代彼得跟他清算嗎?那麼我是否應該代傑克布清算彼得和我自己?

    你怎麼會認識一個猶太老頭?傑克布問。他的笑容在那最後的淤青上舞動,縫針的小口子黑了,鼓出小小的線結,這個傑克布比舊金山的傑克布丑多了,但似乎是順眼的。某種力量使他天生散沙一盤的性格凝聚起來。

    我回答他,在上海住長了,保不準會認識誰。這話等於沒說。我的意思該這麼理解:我早就知道會有這一天,我和傑克布在一起,跟寇恩家的人撞上。日子一久,保不準你最怕撞上的都撞在一塊,所有冤家撞在一條窄弄堂裡。

    我們走到舟山路時,一個擺雜誌攤的中年男人坐在矮凳子上叫賣。他縮作一團,一巴掌寬的瘦臉上佈滿冷汗。破舊的襯衫領口還打著敗色的領帶。

    傑克布走上去,買了一份猶太社區報,輕聲和中年男人交談了幾句。我不懂他們的話,但我明白傑克布無非在問他的病情。果然,傑克布跟我說,中年男人得了瘧疾,在八月下旬冷得發抖。

    他剛來上海時辦過一份報紙呢,傑克布說,後來倒閉了,他就靠這個書報攤子養家。

    他站下來,回過頭,又長長地看了中年男人一眼。他大概在心裡說:這個倒霉鬼也可能是我。假如我父母沒在三三年把我帶去美國的話,守著這個書報攤在暑氣裡摟抱著自己御寒的傢伙也許正是我。我也可能是馬路對面排長隊領每天唯一一餐飯的任何一個倒霉蛋。我更可能是那些被丟在歐洲,陷入了神秘的沉寂的大多數猶太人……

    你和這人熟嗎?我問道。

    熟。傑克布說。

    我心想,反正只需三分鐘他就能把這條馬路上任何人變成熟人。

    他也是柏林人。他把視線從那個中年男人身上慢慢抽回。我是看著他被病魔、飢餓一點一點吃掉的。能相信嗎?半年前他還在足球場上當過裁判。

    我問他們剛才談了什麼。

    他說中年男人問他聽說「終極解決方案」事端的進展沒有。傑克布笑了一下。這個笑我現在也懂了。它一般發生在他要講一句殘忍的話之前。他說:他還擔心那個?好像他活得到那一天似的。

    我們走進一家糕點鋪。

    聽著,May,傑克布說,今天是我們的訂婚日。

    我打斷他,說假如那枚戒指是為了昨天夜裡那樁事的補償,大可不必。

    他又來了,裝得情場老殺手那樣一笑,說有補償比沒有補償好,不是嗎?

    我瞪著他說:我不要補償!

    他才不生氣,說:那我要補償。我的肩膀險些就讓那些牙咬穿。

    又是那副可親而討厭的自家表兄模樣。他把你逗急,為的是撈到把你哄好的機會。

    我說:你把我當什麼人?福州路上「鹹肉莊」女人?讓個小毛孩來打發我走!

    他說:我跟他說,你去叫我太太起床,把她送到渡口去。他笑嘻嘻的,把傑克布惹生氣不大容易。

    接下來的對話我記不清了。大致是那樣的,我們表面在拌嘴,實際上呢,在掩蓋我和他對一個事實的認清,就是我們的關係已經過渡到另一種性質的事實。對話大致是這樣的——

    我說:誰會把太太丟在那個臭烘烘的圈裡?

    他說:你們中國話說,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我住在圈裡,你只好跟著住。

    「鹹肉莊」站馬路的都不會跟你去那裡,賣肉的也會挑個好點的地方!

    別這麼說她們。

    你跟她們來往過?

    不是在上海。

    在哪裡?

    他聳聳肩。

    你真讓我噁心!

    男孩子很多都是從妓女那兒變成男人的。

    你髒得像豬!

    那是人對豬的誤解。其實豬更喜歡在雪白的天鵝絨裡打滾。

    我惡毒地瞪著他,嘴唇繃緊,一鬆口就會朝他傷疤纍纍的臉啐過去。

    請不要剝奪一隻豬對一隻天鵝愛的權利。

    我繃緊的嘴唇噴出的是一個哈哈大笑,連我自己都意外,我的火氣怎麼就被洩了出去。

    走出糕點鋪我們步行去劇場。我用不著認路和辨別方向,傑克布走在這一帶駕輕就熟,就像走在他少年時期的柏林社區。

    愛爾考克區有一座猶太難民的收容所,今天的話劇演出就在那裡舉行。一間巨大的寢室容納了幾百張床,因此就有幾百人相互做室友。現在上下鋪排整齊後,變成了劇場的座位。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猶太人的大集會。一個青年男演員走上台,站在幕前,領誦經文。我轉過臉,悄悄注視傑克布,他微微抬起下頦,雙眼緊閉,不是在聽經文,而是在嗅經文。

    誦經結束後,他對我耳語,說他是個不虔誠的猶太教徒,在德國和美國很少去猶太會堂。在上海卻不一樣,他第一次感到跟猶太種族產生了強烈的同胞認同感,也許他感到寄居客必須緊相依偎。寄居者們要靠人多勢眾壯膽,所以他第一次感到如此需要自己的集體。

    不止傑克布一人到這裡來壯膽,大多數人都從別人均等的恐懼中找到了安全感。均等的不幸,加在一起,也是溫馨。這樣的集會上,大家熱切交流著各種消息:有一個中國人的秘密組織,正在猶太難民中徵集志願者,逃亡到內地。儘管路途上凶吉未卜,生活環境和文化環境跟上海相比,更難以適應,還是有千餘人悄悄報了名,因為這是唯一能逃出「終極解決」的途徑。

    一直到現在,我還清清楚楚記得那天晚上的話劇演出。台詞是德文的,旁邊豎起的白布簾上打出英文字跡,所以我完全能看懂劇情。彼得母親的朋友(那對開餐館的夫婦)扮演劇中的男女主角,讓你想到納粹有多活該,讓奧地利戲劇損失了這兩顆明星。

    傑克布把我的手握在他手中,每到一個精彩片段,我們的手就熱切交流一番。我們的座位是一張上下鋪的上鋪,和我們同坐的一對男女四十來歲,一面看戲一面從一隻扁酒瓶裡呷威士忌。「終極解決」說時遲那時快就要來了,但該喝威士忌還要喝,該看戲還得看。奧地利的話劇明星毫不因為莫測詭異的命運而省一點嗓門,減一點動作。這是一個習慣在末日前照常過活的民族。死亡和災難留下一個個縫隙,他們在其中獨善其身,學十八般手藝。

    話劇演完後,傑克布看見了羅恩伯格一家,把我拉過去。我眼睛盯著從後台走出來的男女主角。一大群人圍住他們,獻的花層層疊疊。女主角走到觀眾席,跟一個女觀眾擁抱起來。那個女觀眾穿著黑色長裙,戴黑色小帽,稍稍一轉臉,我看出那跟彼得一模一樣的側面輪廓。緊接著,彼得的妹妹、父親都從人群裡一一浮現。裝束講究的寇恩家成員在昭示著每一個人,他們有過怎樣輝煌的往昔。彼得晚上在醫院值班。不然所有冤家真的要聚頭了。

    我在人群裡東鑽西鑽,怕五米外的寇恩一家發現我。這個難民大營地對我有利,幾百張上下鋪可以障眼,所以他們陪著男女明星往外走時,沒有看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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