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尼格教授不知道我每天文文雅雅地在受著這樣一份赤貧。他這才明白，美國最窮的人不叫乞丐，叫留學生。乞丐若肯忍受些管束，守點最低紀律，滿可以混成一條不錯的寄生蟲。他們不那麼酷愛流浪和自由，在哪裡有個稍穩定的住所，每月可以領一筆穩定的救濟金。就是說，那個非要請我吃晚餐的流浪漢不是拿我開心，他真請得起我吃頓漢堡或熱狗。他很可能吃、住不愁，有筆救濟金，乞討來的錢是第三產業。翰尼格告訴我，知道我這樣的生活狀況他又悲又憤，因為他曾在報紙上讀到一個有關美國社會福利的報道，有一家五代的單身母親，全是在十五歲前生了非婚子女，每月國家提供他們三層樓的宅子，共五間臥室、三個浴室，全部救濟金相加是五千五百元。他瞪著褐色大眼珠：五千五百元啊！全部免稅不要買任何保險，比我這樣一個教了幾十年書的教授工資高一倍——我工資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納稅！我們納的稅有一部分就給了這樣的「貧困階級」了！
他端起我為他倒的礦泉水，牛飲一陣，這才想起他怎麼跑了題。他該對我流淚的這個局面做點什麼才對。
他拿了張不太乾淨的餐巾紙，走到我面前，遞給我。跟李師長遞毛巾給我母親的動作基本相仿。
我接過餐巾紙，心想它不夠乾淨可別把我眼睛擦發炎了。
他五短地站在我面前，良久，又轉到我側面，屈下身，摟了摟我的肩膀。
這個動作是不必和他計較的，美國男人看見女人流淚，一般都是先遞面巾紙，然後上來摟抱一番，同時說：「會好的，一切都會好的。」
翰尼格五短的手指在我肩膀上拍了拍，說：「會好的，一切都會好的。」
我等著他結束這套成規的安慰動作。
他卻埋下臉，嘴唇在我頭髮上觸碰一下。他等著我的反應。我一點反應也沒有。碰碰頭髮，我如果能得到獎學金，也問題不大。他卻把手移到我臉頰上來了。我想，看來九千塊錢獎學金不會便宜我的。我用手抓住了那雙想往我脖子去的手，這手摸摸也摸得出多五短。
翰尼格教授卻以為我這雙手是迎合他的。他一下把我從沙發上拎起來，然後揣進他的五短胸懷。這油可揩得大了點。
我不傷和氣地掙了掙。翰尼格還是明事理的，也算老實，便放開了我。我偷偷瞥他一眼，他五十歲的臉羞臊得通紅。我的估計沒錯，他身上還是有美國中西部農民的質樸。
我母親這時在我心裡嘀咕一句：別把事弄得太僵。她通過我對翰尼格教授微嗔地看一眼，意思是：你也忍心下手？你還嫌我不夠慘？
翰尼格教授良心還是無可指摘的。他越發羞愧，低聲說：「我只是想安慰你……對不起，我忘了你是個東方人。我只是把你看成個晚輩，想給你些安慰和鼓勵。千萬別誤會我。」
他果真不那麼難看。
我說：「我不是責怪您的意思……我該向您道歉，我今天有點失控。真的，請您原諒。」
他抬起又長又密的深褐色睫毛。眼睛充滿真誠的感激，或許是感恩。每個教授都簽署過一紙文件：在任何情況下不做對學生有性騷擾嫌疑的動作，不講有同樣嫌疑的話。他在我這兒揩的這點油要真落在一個厲害角色手裡，說不定會讓他失去教書資格，至少也會讓他給她一學期的「A」。而我的案例不同：不用訛詐翰尼格我也一向吃「A」。我要的遠比「A」實質，我得要那九千塊。
他說：「系主任那裡，你放心。」
有他這句話，我放心了。他會把我發表的兩篇小說誇大地向系主任匯報，反正系主任不會瞎耽誤工夫去找那兩篇玩藝兒來讀的。系主任別人不信，翰尼格的話還有點作用。系主任那張嚴峻凜然的面孔會出現一種厭倦的笑容。他一般在核審學生獎學金資格時，都會有這樣的笑容出現。他是系裡出版書籍最多的人，認為這個系裡的學生沒有一個人是作家的料，即使有幾塊料也沒有作家必備的好屁股，根本不能好好坐著把一部作品嚴謹、精緻地從頭寫到尾。他卻對我吃不準。有次系主任來我們班上聽課，正碰上一個同學在讀我的書信體小說。他一舉手，翰尼格叫那同學停下來。
系主任問那同學：「這是你寫的？」回答說不是，是他代我讀，因為我一在課堂上大聲朗讀即席寫作，英文發音就變得很差勁。系主任請那同學繼續讀。讀完後他問全體學生：「有沒有讓你們誰打瞌睡？」同學們說：「沒有。」系主任說：「為什麼沒有呢？」沒人答得上來。系主任說：「因為她不寫陳詞濫調。她不寫陳詞濫調的原因是什麼？」一個同學說：「因為她還沒學會陳詞濫調——她不是美國人。」系主任說：「有一點道理。但更重要的是，她拿寫作很當真，拿她的教授的要求很當真。這所藝術學院給不了你們任何人天賦，但拿教授當真的人，至少能從教授那裡得到技巧和品位，把一樁事講完而不會把別人屎都煩出來。」
翰尼格教授把我的申請信和我的成績單擺在系主任面前，又把他親自起草，精心修改的兩頁紙的推薦信展開，擱在那張黑色的大辦公桌上。系主任讀著，一面聽翰尼格講述我即將喝西北風的經濟絕境，那個厭倦的笑容消失了。系主任的表情凝重起來，滿頭殘存的銀髮間隙中，露出赤裸的頭顱，表層有點濕意。震驚使系主任竟出了微汗。他始終是美國的公眾良知的象徵，對貧苦階級和第三世界有著豐富的同情。他在五十年代遭到右翼的政治迫害，受到FBI的審訊，書稿被查抄。因而在他聽說就在他的系裡，竟存在著一個我這樣的赤貧階級和第三世界，他「噌」地把皮轉椅轉向窗外。他受到震驚的時候往往就這樣，「噌」地一擰身子，讓皮轉椅載他去看芝加哥鉛一樣沉重的天空以及它下面的芸芸眾生。在系主任七十歲的視野中，在他憤世嫉俗的心情裡，芝加哥的市容陡然變得滿目瘡痍。尤其正對著他窗口的是一座世紀初的建築，它背面荒涼得令他想到舞台背景的後面——那是永遠不打算示人的一個剖層。系主任在這時會蹙起濃眉，他的長眉須微妙地抽搐，他這副面容使他酷像白求恩。
翰尼格等他把轉椅再轉回來。一般他轉回來時心情會好一些。他畢竟還有一點權力對窗外千瘡百孔的芝加哥和由此延伸的全人類做點什麼。他至少可以消減他系裡這份赤貧。然後他抽出老式派克筆，在我的獎學金申請表上簽上名。他那白求恩胸懷至少可以在我這裡是具體化的。這時他見翰尼格臉上出現欣慰，他也感到十分欣慰。八十年前，那個寫偵探小說寫得吃穿不愁的威廉姆·福克在臨終前將一筆不大的遺產捐到這個系來，他在遺囑裡闡明他的錢只由這個系自己支配，接濟天分不壞的貧窮學生。系主任慶幸系裡一任又一任系主任的頑韌，怎樣也沒讓錢落到學校的魔爪裡，因而他可以有最高權威來救助我這樣的人。
我在聽見翰尼格說「你放心」時，就完全能想像出以上的畫面。此刻我走出翰尼格的辦公室，就像四十多年前我母親走出李師長的居處，心裡有種慘烈的美感。
我母親的名字叫恬菁。因為她是家裡最小的孩子，小名就是菁妹。我父親幾十年一直叫她小殷。
我在美國著陸時，來洛杉磯機場接我的是一個七十歲左右的老人。他看上去只有五十幾歲，長著女性的細皮嫩肉，眼鏡是三十年代的式樣，金絲框架。頭髮黑黑的背向腦後，也是三十年代知識分子的髮式。我當然知道他頭髮的顏色是假的，他長相年輕有一部分也歸結到他的眼鏡上，那種極淡的茶色遮去了眼睛周圍的皺紋。
這是個只差一毫米就做了我父親的人，他是和我父親暗中較量過好一陣的劉先生。劉先生是除了殷家人之外惟一叫我母親菁妹的人。我設想母親的細皮嫩肉再加上劉先生的細皮嫩肉，出來的我不知會什麼樣。說不定挺恐怖，想想看，那麼半實半虛的一具人體。很可能就不會有我了，沒有我可能會讓今天許多人失望，會讓牧師夫婦有一份施捨心而無處去施捨，會讓FBI缺乏一點事幹，會讓一切有心救援我的人都添一點兒空虛。
劉先生住在一所巨大的房子裡，花園修得整齊，游泳池裡一片枯樹葉也沒有。劉先生的老伴去世有五年了，把原本很大的空間騰得更大更空。倒時差的當夜，我在凌晨醒來，以我母親的目光打量這原本該盛著她的豪宅。我完全沒有了白天和劉先生在一塊兒的侷促，放手放腳地在冰箱裡翻東西吃喝。冰箱是不銹鋼面的，有種富人低調的樸素，它大得足夠讓劉先生去開一個肉鋪子。我從裡面找到一盒未啟封的咖啡冰淇淋，搬出來挖下一大塊，又找到一包蜜汁火腿，用刀切下幾條。然後我端著盤子走到巨大的起居室，把電視打開。我四仰八叉地半躺在皮沙發裡，得為母親享受享受，為我母親把這麼好的冰淇淋吃夠本。
然後我發現地上擺了一摞相簿，茶几上擱著一個雞尾酒淺漏斗形的杯子，裡面只剩了個酒底。這些相片簿的深處，藏著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女——我年輕的母親。
五十年代初的一天晚上，劉先生反剪雙手在我母親住的那條弄堂裡踱步。一輛軍用吉普車開進弄堂，弄堂兩邊每個窗子都開了條縫，看那輛解放軍的車裡鑽出始終討他們歡喜的少女。少女雖然講話帶江北口音，但氣韻卻是寄宿女校好學生的，她似乎張張口便會出來一句英文或法文。他們中有很少的人知道她叫什麼名字。他們從她房東的老媽子那裡聽到她的名字叫恬菁，姓殷。起初他們弄不清是哪個「恬」哪個「菁」，但幾次有人見她從自己亭子間伸出一根竹竿。搭在上面的總是一件白布圍單，腰間打褶子，肩上背兩根帶荷葉邊背帶的那種洋娃娃穿的圍單。她的胸前繡了個紅十字和藍色的姓名「殷恬菁」。藍色名字招展在早晨太陽光裡，樓下的人也看得清楚。跟白圍單晾在一根竹竿上有一個口罩，一頂白色小帽，一雙白帆布鞋，一雙白細紗長筒襪。所有物件都像殷恬菁這個藍色名字似的，素素的很衛生。解放軍吉普車如同解放這條小弄堂一樣，轟轟烈烈地從一戶戶小門前開過。
在窗子裡的人們就說：「解放軍車子停了！解放軍車子停了！」過兩秒鐘，便又說：「殷恬菁下車了！殷恬菁做了解放吉普女郎！……」
人們在窗子後面應該能清清楚楚看見背著手站在路燈下的劉先生。他給吉普車讓路，眼睛在金絲眼鏡後面瞇起，躲避著刺眼的燈光。但弄堂兩側的窗內，沒一個人看見劉先生的。一旦人們認為誰不重要，就可以從注意力中模糊掉，那個人便真的可以像此刻的劉先生那樣被模糊掉了。劉先生蠻大一個人竟被溶解在人們廣漠遼闊的無知覺裡。
他在人們把偵察火力都集中在殷恬菁身上時，從西服褲袋裡掏出一方潔白的手絹，彎下身來擦拭吉普車輪濺到他皮鞋上的泥水。他從稍低的位置抬臉來看少女在司機替她拉開車門後輕盈地下車，動作流暢地順手一揣旗袍的前擺，順著這動勢直起身向司機道了謝，再順著同一股慣性向已轉身向車的另一側繞去的司機揚了揚手，收回的手又去一撩面頰上的短髮。劉先生手捏著擦皮鞋的白手帕定身在那裡：她這一連串動作是流淌的波紋，中間沒有一絲斷裂，一個好動而動作雅致的青春軀體。她這時的好看成了一股疼痛讓劉先生險些發出呻吟。
他看見她身上裹了件軍用雨衣，尺碼過分大，看起來她像是穿了一頂軍用帳篷。假如劉先生知道鄰居中有叫她「解放吉普女郎」的，他一定會認為這略帶惡意的稱呼很形象。她的確有了種曾經沒有的氣勢，不是官太太的，比官太太高級許多的氣勢。劉先生找不出適當的詞來形容這個英氣勃勃的女郎。他善良懦弱的心裡當然產生不出我這樣的詮釋：一個女仗男勢的女子的氣韻。我在我腦子裡給我母親下結論時，從來不給她留情面。
她開始在她那個勾針織出的鏤花小包裡摸索鑰匙。小包裡的東西太雜太碎：一個小粉盒，一管口紅，一把小牛角梳，一捆織了一小截的銀灰毛線衣，一個記英文單詞的小本，四個用鋼子彈殼做成的小笙（是李師長送她玩兒的），還有一小包松子糖。大概比這還多，但我不能一一數出來。她的手在裡面翻來抄去，把零七八碎的東西兜底抄起好幾次，卻找不著那把銅鑰匙。
劉先生其實已經全都明白了，已經不必再去向她面對面討實情。她才十九歲，十九歲的女孩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撒謊、在誤人的事、在害人。你跟她較真兒：你為什麼不乾脆告訴我，你不想見我的原因是你看上了新政權的掌權人物？你為什麼推三推四，害得我什麼打算都不敢做，是去是留都無法決定？但她會清亮地看著你，眨動著無辜的睫毛，最多說一句：「哎呀，都是我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