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沒看出來，劉先生在聽我母親謊報年齡時，臉色一紅，眼睛一亮。我母親卻看見了。她基本上已給劉先生的人格批了分數，他人是不壞的，但本事中等，靠教些課，撰寫些文稿、劇本過活，不松也不緊，錢多的時候他愛錢，沒錢的時候他愛氣節。這樣的男人在我母親的生命中扮些角色，有時還會顯得是不可缺少的角色，但不是她的終極目標。她一提當年勇就說：我一個小包袱進大上海，靠過誰呀？她可能主觀上並不是存心要靠劉先生，但她一連幾十分鐘向劉先生發射魅力，劉先生儘管心裡有點嘀咕，認為這小姑娘有點來者不善，但他已經死心塌地地要給我母親舒舒服服靠上來了。
劉先生為我母親在上海租了房，領她剪了頭髮，給她找了大堆的文件來抄寫、複寫、刻寫。即便他明白他上了我母親一記小當：她在上海根本無學業，他對我母親的印象毫不受損。那個年代，脫離封建家族，投奔獨立自由的女性是受歡迎的，尤其在劉先生這樣的知識分子群落裡：獨立自由的女性多了，對他們就方便了。要他們去挖那些深宅大院的閨秀出來，第一是費事，第二很可能徒勞。他們對男女關係的新觀念，他們嚮往的新生活方式，建立在社會上飄流的新女性身上。剪了頭髮，同家裡不復來往的我的母親，很快成了個「密司」，落落大方，同她交往的男士都覺得不費事。她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坐在寫字檯前一筆一畫抄文稿，一坐十二個小時。她的律己，樸素，她的勤勞使劉先生覺得，她是個模範「密司」。
劉先生和我母親幾乎天天見面。她很清楚他對她懷有希望。我母親知道，對她懷有希望的男人可不少。但她懂得一個女人在這個時刻一定得好好把握時局，弄得好，所有那些暗懷的希望都可以任她驅使、利用；弄得不好，就會砸鍋。包括劉先生在內，所有男士中沒有一個完全如她意的。他們都沒什麼大本事，只能約了去一同看看電影，軋軋馬路，使她總有足夠的抄寫生意。她想，沒準哪天這幾個男人裡就出息出來一個呢。她的方針是，先拿他們將就著，時刻準備發現新目標。
劉先生寫的劇本被拍成了電影，電影打得又很響，一夜間就本事起來，來看我母親時黃包車也不坐了，坐了部轎車。他告訴我母親他已經是電影片廠的股東兼副廠長。我母親隨他坐進轎車，臉上雖淡淡的，心裡卻想：幸虧我沒得罪他，幫他維護住了他心裡對我的希望。她聽他談笑風生，講拍片中的荒唐事。我母親想，原來魏小姐也一夜間成了大明星！她和劉先生工作中往來緊密，只要她同我爭，我太不是她的對手了。
三個月內，劉先生一發不可收拾，不僅有車，房也有了。他對我母親的造訪，漸漸稀疏起來。我母親想：好了，時候到了。她打開櫃子，從角落裡拿出那個印花包袱布，裡面的十塊光洋絲毫未損。我母親很厲害，守她的財就像守她的身一樣，守得鐵緊。她遏制了自己的貪嘴，吃零食的習慣，每一文錢都花在節骨眼兒上。她多少次告訴我：好吃懶做的女人，下場往往很慘。她拿著沉甸甸的大洋進了布料店。她的對手是電影明星了，她不能在外貌上敗給她。她一塊塊料子往自己身上比，最後選了塊蘋果綠的薄呢。她穿上蘋果綠的半長大衣，剪了一排齊眉劉海，在下午六點來到劉先生辦公室樓下。
她看見劉先生走了出來，便把手裡的書打開，慢慢地邊看邊走。聽到劉先生的嗓音喚她，她倏然從專注的閱讀中冒出臉來，左顧右盼，像是沒看見喚她的人就在三步之內。她從劉先生的眼裡知道，自己的一切設計都很奏效。
我母親說：「怎麼這樣巧？」
劉先生說；「要不要去我辦公室坐坐？」
「這是你的辦公室啊？好排場。」
「這樓是我父親報館的。」
我母親想，千萬不能熱乎，不能粘上他。別跟他上樓。
她說：「我要去上課呢。」
「上課？」
「我在修會計課，還修了英文課。」
根據她對劉先生的瞭解，我母親曉得劉先生會喜歡一個好學上進的女孩。
他和她就在路燈初亮的馬路上分了手。果然不出我母親所料，劉先生第二天便到她的亭子間來了。他和她交往上的銹跡，立刻被除去。她對他承認，她曾經瞞了自己年齡，她到現在也還不滿十八歲。劉先生聽了，顯出很傷感的樣子，伸一隻手擼著她的頭髮：這是個多麼潔身自好、意志如鋼的孩子。我母親講到應家三十幾口為守著五百兩黃金，外面的生意、學業，樣樣可以丟棄，他們讓她一天也不願多忍，寧願冒受窮挨餓的危險獨自闖蕩，她以那種孩子式單純直接的語言講述，而劉先生卻慢慢流下眼淚。他抱住她，說：「和你相比，那些女人多麼低賤，多麼沒有尊嚴。」我母親明白他指的是成了明星的魏小姐。
劉先生買了鑽戒，打算向我母親求婚時，解放軍大隊人馬開進了上海。我母親被夜校的女同學拽上街去，看這支穿上布軍服、生著農民面孔的隊伍浩蕩進城。我母親對我說：「開始你覺得這支軍隊很奇怪，像是走錯了地方，但是過了一會兒，你就會覺得，這支軍隊有種氣勢，有股勁頭，任何軍隊都沒有。」我母親在敘述這一段時，眼睛像在看電影：在隊伍裡一位長官不苟言笑地坐在馬背上。學生們在街道兩側打著腰鼓。一隻腰鼓槌兒不知怎樣就飛起來，飛到那位長官頭上。長官眼都沒眨。然後他跳下馬，拾起鼓槌兒，遞給學生們。學生們既害怕又驚喜，竟沒人伸手去接。大約有兩三秒鐘的僵局，一隻細白的手伸出去，接住了鼓槌兒。那是我母親的手，無名指上閃著鑽石的光。
我母親和長官的眼睛一下子撞在了一塊兒。我母親說：「那一下子，你突然明白什麼是男人。」
「讓我們看看……你父親最高的職位……相當於一個美國的州務卿？」便衣福茨從卷宗裡抬起眼。他眼睛總是比我印象中的要大，裡面兩江海藍的無邪。
「大概是吧！」
「你的母親也是共產黨員？」
「是的。」
「你們家只有你是非共產黨員？」
「所以我父母覺得我不孝順。」
「為什麼？」
「因為我要參加了共產黨，他們就不必為我操那麼多心了。」我父母從來不****的心。他們眼中的我，生存能力像條螞蟥，剁成幾節，眨眼就能癒合如新。我母親看著我，目光裡總有潛台詞：行，不比我當年差。當我二哥發現我和他的同學開始相互傳遞不明不白的詩歌時，他給了我一頓臭罵，中心內容是：你有一個男朋友了，幹嘛來招惹我的同學？最後他伸出食指點了我半晌，掂量他嘴裡那句話是否太惡毒，他把那句惡毒的話壓低好幾個調，說：「你知道你是什麼嗎？你這是腳踩兩隻船！！！」沒等我反應，母親從浴室伸出滿是肥皂沫的臉。她說：「不腳踩兩隻船，她怎麼比得出好壞？她這個年紀腳踩兩隻船怎麼了，腳踩十隻船也不過分。」她眼睛給肥皂辣壞了，齜牙咧嘴地對我說：「我當時要腳踩兩隻船踩長些時間，就不會受你爸蒙騙。」
「你父母的關係怎麼樣？」理查問。
「你父母呢？」我反問。
「他們離婚三十年了。」
「我父母……」我懶得同這便衣解釋什麼叫「風雨同舟，生死與共」，什麼是「相德以沫」。我只說：「他們是那種老式夫婦，離婚這樣的詞從來沒進入過他們的意識。」
「你的父親，在『文化革命』期間，被批鬥過？」
「當然。」他有三年時間被非官方囚禁。母親在那三年中突然變得極其沉默，眼睛失神卻有種淒慘美麗的光亮，像是相思病患期的少女那樣的目光。她的內心時光逆流，她回到了一九四九年初秋的那個傍晚。
我母親和十幾個女同學戴著紅十字袖箍輕盈地走在醫院長長的過道裡。病房內外全是傷號，見了這些年輕的義務看護立刻垂下眼皮。等她們走過去，他們卻扭過臉，追看她們背影。年輕的士兵們從未見過如此單薄、蒼白的少女，他們印象中的女性是紅撲撲的，有著圓滾滾的四肢和脹鼓鼓的胸和臀。而這些穿素色旗袍的女看護全是一汪清水似的，似乎那一層淺藍、竹青色的棉布下不存在一個具體的、物質的女性，只是一股仙氣、一個精靈。這些農夫的兒子們還說不上喜歡她們，除了新鮮感的刺激，他們甚至有些害怕她們。彷彿她們和他們不屬於同一人間，儘管她們蒼白細瘦的手也做出些潑辣的動作：把他們扔在床墊下血污發硬的土布軍裝扯出來，扔到一掛推車裡。第二天，軍裝被送回來時，已洗淨熨平，帶著一股太陽光的暖意和一絲清淡的漿衣水香氣。經過她們細瘦蒼白的手，一切都整潔得令人生畏；綁腿、布襪、繃帶，一切都潔淨得成了她們素淨苗條身影的延伸，令農夫出身的士兵們不忍也不捨去觸碰。
她們和他們隔著一層口罩，她們在口罩的那一面對他們施捨恬淡的笑容。她們的手指清涼如露珠，每一記觸碰都在他們身上留很久很久，像一種奇特的、好受的傷痛。士兵們將眼睛閉起，羞得無地自容，感受著這群仙子一般的女看護細瘦、蒼白的接觸：她們將他們的腳一遍遍擦洗，捏住每根足趾，細細剪去趾甲；或者將他們靠在她們單薄的胸前，把一勺一勺的粥或湯餵進他們嘴裡，那真是讓他們一秒鐘也忍受不了的好受。她們有時也在雪白的口罩後面講一兩句話。本來就細而柔軟的話音給雪白口罩的紗布篩得更加細而柔軟，到達他們的知覺時，同樣地觸傷了他們一樣，留下異樣的、好受的疼痛。這疼痛包括她們和他們之間的不可能性——不可能縮減的距離，不可能建立的熟識，不可能將她們挽留住，哪怕是短暫的挽留。而只有一個小女看護是例外的。她總是來得早，走得遲，偶爾會問幾句士兵們答得上來的話，比如：家鄉主要種麥還是種稻？高粱收成好不好？今年是旱是澇？大軍南下了，可給家裡老人捎過信？知道你受了傷，他們會急壞了嗎？……
這個跟士兵們頗談得來的姑娘穿件月白旗袍，烏黑的齊耳短髮被一根白色髮帶箍在耳後。士兵們認為她戴口罩的臉非常好看。他們認為每個戴口罩的女子面孔都很好看，而這姑娘又是尤其適合戴口罩。口罩襯得她眉眼、頭髮更黑了。她兩隻眼睛在口罩的上端，不笑的時候也是笑的，沒話的時候也在說話。
九月這天傍晚，幾位首長來看望傷兵們。那個「月白」少女正要離開，這時站下了。她黑而亮的眼睛這一刻不笑了，目光黑森林似的掃向首長們，最後停留在最年輕的首長臉上。她聽士兵們稱呼他「李師長」。她分析著，很快發現這位年輕的首長實際上是一行首長中官銜最高的。他極少開口，偶爾有話，只是一兩個字。他挎著精巧的小手槍，軍服是種粗毛料，但給腰間的牛皮帶一扎，顯得很合體。他的軍裝口袋裡插著一本書。
年輕的李師長回過頭，發現小女看護緊緊盯著他。士兵們中有個傳說，說是李師長打仗勇敢，但從來沒掛過花，是因為李師長後腦勺上長著眼睛。假如士兵們在這一剎那看見李師長如何鬼使神差地突然回頭，他們會進一步相信李師長腦後確實有眼。
所有的傷兵們這時都不去看首長們了，全去看那小看護，因為她摘下了口罩。農民的兒子們第一次看見上海小姐的面孔赤裸裸出現在他們眼前。原來口罩很該死，它遮去的是她更美的一半：小巧的鼻子，乾淨的臉頰，最精彩的是她的嘴。他們形容不來它怎樣好看，他們只知道他們從來無法想像這樣的天然淺紅、天然濕潤的嘴唇微微一彎，露出的牙像剛除了殼的新米。
士兵們沒注意的，是她恰在李師長回頭的瞬間一把扯去口罩的。她的果敢、大膽，讓三十多歲的長官眉頭一皺。
我母親說：只要你自己曉得你本錢好，別怕他——他哪裡是對你沒興趣？他越有興趣越會做出沒興趣的樣子。我母親就這點好，她很懂自己的本錢：年輕、貌美、有點兒文化。
首長們來到一個重傷號床邊。李師長把他惟一沒受傷的左手拿起，輕輕握一下。他彎下身，把嘴湊到傷員臉旁邊，問他家住哪裡，家裡都還有誰。然後他把耳朵湊過去，一面聽一面點頭：婆姨、孩子、老娘……
這時候他對跟在身邊的小衛兵說：「去，找個能寫字的人來，他有話要捎給他婆姨。」
站在門口的我母親，對正要向外跑的小衛兵說：「給我一張紙一枝筆。」
首長們抬頭看她一眼。我母親穩穩拿住架式，不卑不亢。她知道首長們一直在留神她，這個時刻都裝著眼一亮，剛發現她似的。她感覺到李師長馬上抽出口袋裡那本書，書裡夾著幾頁紙，稀落地寫了些字。我母親一看便知，那是他把書裡的生字摘抄下來，練習讀寫的。
李師長沒有把書和紙遞給我母親，而是對小衛兵說：「沒有桌子，請她墊著書寫吧。」
我母親倚窗站著，把重傷號的話通過李師長的臨時整理，口頭編輯，一字一句落實到紙上。傷號有一陣子喘息粗重，全屋的人都不敢喘息地等待著。在這空隙中，李師長再次回頭，看著我母親。我母親背襯著窗外的傍晚，白色裝束和白皙皮膚使她看上去像個半透明的玉人。
然後是傷號的嚥氣、一個醫生兩個護士進來。我母親見李師長毫不動容，反剪雙手，帶頭走出了病房。
我母親趕上前，把寫得半滿的那張紙交給李師長。她說：「首長先生，請您過目。」
李師長一看見那一行行極有工夫的字跡就呆了。我母親她們那個時代，一筆好字是復加在年輕美貌之上的本錢。
李師長又轉回去念那些字的內容，可那些字已經沒了內容。他腦子裡轉來轉去的話就是：真看不出，她還是個秀才……
我母親說：「首長先生，信沒有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