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政治家與藝術家是否可以統一，政治和藝術是否相容？藝術家能否當好政治家？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給予了否定的回答。
我們只知道對封建皇帝破口大罵，其實，有許多被命運推上皇位的人，卻不願做皇帝，他們寧願做一個藝術家，甚至做一個自由的普通人。
中國的絕大多數皇帝都是因血緣的「天命」關係而被推上皇帝寶座的，就他們個人的稟賦素質來講，卻不一定適合當皇帝。因此，他們就不是經過自然淘汰出來的，質量也就失去了保證。中國的歷史機制就這樣一批又一批地造就了無數的昏君。
但這樣的機制卻有可能造就藝術家皇帝，藝術家跟天生稟賦有很大的關係。在良好的教育條件下，當不了一個政治家，卻很可能成為一個藝術家，中國的藝術家皇帝真是不少！
例如，魏晉南北朝最後一位皇帝陳後主，就是一位天生的音樂家，他創作的《玉樹後庭花》在當時是極為流行的歌曲。唐人有詩說：「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後人竟至把陳後主的歌曲當作了亡國之音。北宋的宋徽宗也不是個做皇帝的料，而是一個天才的畫家。在他的開創和影響之下，宮廷畫院形成了中國畫史上獨樹一幟的既忠實於細節又強調畫境詩意的風格流派，其名作《聽琴圖》有很深的藝術造詣。在個人生活上，他也富有「藝術家的氣質」，他竟然出外遊逛，尋獵「野趣」，與當時的名妓李師師打得火熱，把三千後宮佳麗一概拋在腦後。
在中國歷史上，這樣的藝術家皇帝很多，如漢成帝、梁元帝、隋煬帝、宋寧宗等均是。
但必須指出的是，像魏武帝曹操寫出「東臨碣石，以觀滄海」、「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漢高祖劉邦寫出「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算不得藝術家的，因為他們寫如此詩篇的出發點不在於藝術，而是為了抒發他們建功立業的豪情壯志，他們僅是略有文采的帝王，而不是全身心投入藝術的真正的藝術家。
藝術家皇帝既把身心投入了藝術，肯定無暇顧及政治，其政治只會越來越腐敗，藝術家皇帝逐漸蛻變成一個昏君，那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其實，這還是淺層的原因，深層的原因在於，政治是一種理性行為，藝術是一種感性表達，一個完全沉浸在感性當中的人，在常人看來，尚且像瘋魔，更不用說把他放在朝堂之上了。因此，讓一個渾身上下散發著藝術氣息的人坐在朝堂上，一板一眼地做那些需要用冰冷的理性來處理的事，那結果只能是做壞，不會做好，中國歷史上的一部分昏君就是由此產生的。
五代時期的南唐李後主是一個極好的例子，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他都算是一個一流的詞人，對詞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但寫詞並不能幫他治理好國家，只能使他的國家一天天地腐敗下去。當北宋的軍隊打入都城的時候，他仍在吟酒賦詩，這些情意纏綿、悱惻傷感的詩只能感動才子佳人，卻嚇不退百萬大軍，於是，他最終做了俘虜。真是所謂「國家不幸詩人幸」，這位亡國之君，用傷感的筆調寫出了他的亡國經歷，從而使他成為一位真正的繼往開來的大詞人，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但是，他的詩詞不僅使國家滅亡，據說連他自己也因此遭害。
李煜的江山是繼文祖之業而來的，他工詞、善律、精於書畫，但唯獨對處理政事不感興趣，對日漸強大的北宋政權處處委曲求全。北宋建立十幾年後滅掉南唐，李煜被押往汴京。在離開自己的都城時，李後主有一首詞寫道：「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
後來，宋朝的大文學家蘇東坡評論說：國破家亡之後，李後主應該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丟掉了祖宗創下的基業，應到宗廟前痛哭，並向百姓謝罪。但是他根本沒有這麼做，而是去聽教坊樂手演奏的《別離歌》，惋惜自己再也沒有機會與宮娥綵女尋歡作樂了。有這樣的國君，南唐不亡才怪呢！
不過，蘇軾在此是以政治家的標準來要求藝術家了。當代一位偉人在勸誡一位名士的時候也說：「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宜長放眼量。」其實，世上是本無「放眼」「風物」的名士和發「牢騷」的政治家的；發「牢騷」是名士的品格，「放眼」「風物」才是政治家的氣度。這是兩種不同的人格，各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事典】
藝術家皇帝雖然不能治理好國家，但卻很好侍奉，只要摸準了他的脾氣，比起政治家皇帝來，那可就好糊弄得多了。在中國歷史上，這一類的事例極多，宋徽宗時期的童貫，就應當算作是一個典型。童貫在太監中是個很特殊的人物，他雖是太監，但卻沒有一點太監的模樣。據說他身軀高大，聲如洪鐘，而且「其勁如鐵」，不知怎麼弄的，他的嘴唇上居然還長出了幾根鬍子。有這個得天獨厚的條件，就極容易討到妃子、宮女的歡心，再加上童貫生性豪爽，不惜財物去結納眾人，而且度量很大，一般不去計較小是小非，所以，宮廷內部上上下下都很喜歡他，他贏得了「良好的人際關係」。
童貫善於察言觀色、拍馬奉迎的本領直到宋徽宗即位後才發揮得得心應手，他瞅準機會，一拍即准，終於在徽宗時期發了跡。他主持樞密院，掌握兵權近二十年，他與宰相蔡京互為表裡，狼狽為奸，權勢之大，其實還在宰相之上。由於蔡京是男人，稱為公相；因為童貫是閹人，所以人們稱他為「媼」（即「母」）相。
宋徽宗趙佶即位之後，覺得天下再也無人能夠「壓抑他的藝術才華」了，就派遣童貫去搜羅天下名畫，以供他觀賞摹畫。當時，書畫藝術最為發達的地區是在東南沿海尤其是江浙蘇杭一帶，於是，童貫就來到了杭州。童貫去辦這趟差使，真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他知道宋徽宗酷愛書畫藝術，只要能投其所好，肯定會受到寵信。童貫不愧是富有經驗而又深諳人情世態的官場老手，他的分析是極有道理的，藝術家往往不顧其他理性因素，只要能在情感上相通，便置一切於腦後了。童貫在蘇杭一帶把先朝名畫和時人傑作源源不斷地送到宋徽宗的面前，徽宗在大飽眼福之後，對這位使者的盡心盡力也十分感激。
不久，童貫在杭州遇到了逐臣蔡京。蔡京是個奸詐狡猾的投機分子，在宋神宗時，他投機於變法派，後來，司馬光當權，罷除新法，當時知開封府的蔡京又積極響應司馬光，迅速廢除了新法，由此獲得了司馬光的賞識。在紹聖年間，哲宗又恢復新法，新黨上台得勢，蔡京就又積極支持新法。這條行為無一定之軌的政治「變色龍」終於在徽宗剛剛即位時被向太后趕出了朝廷，到杭州任知州去了。童貫此次來到杭州，便與蔡京交結起來，沒想到竟是一見如故，十分投機，童貫就想借此機會薦舉蔡京。
恰巧，蔡京也精於書法，還通繪畫。在中國的書法史上，北宋有蘇、黃、米、蔡四大書法家，蘇指蘇軾，黃指黃庭堅，米指米芾，蔡就是蔡京，只是後人因為蔡京是奸臣，不願把書法家這一桂冠套在他的頭上，往往把他換成姓蔡的另一個人。童貫就利用蔡京的這一特長，每次送給徽宗的書畫中都帶有蔡京的作品，並附上吹噓蔡京的奏章。徽宗見了蔡京的書畫，本就喜歡，再加上童貫的吹捧，就決定拜蔡京為相。正巧，朝內新、舊兩黨鬥爭不休，徽宗即借調和兩黨關係之因由，罷免了宰相韓彥忠，於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七月，任蔡京為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