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智慧謀略一類的書十分走俏，但遍觀此類書籍，似乎總是脫不了一種嫌疑，那就是誨奸誨詐。
據說，中國人的劣根性之一是善於「窩裡鬥」，如果今天再去有意無意地讀這些權謀教科書，人人都想成為智多星、神算子，人人都想傚法奸雄曹操、梟雄劉備，那結果可能會弄得天下大亂，個人也必定會身敗名裂。實際上，智謀的根源是文化，智慧原是文化的一種表現方式，如果智謀僅僅是一種方法、一種技術，那麼，帝王之學人人可講，只要照本宣科，豈不是人人都可以君臨天下？而縱觀歷史，沒有一個人是僅靠權謀的「技術」就可以成功的。
對於中國傳統政治，批評者總是這樣說：上焉者王霸雜之，下焉者不堪聞問。意思是說，在傳統社會，即使是好的政治也僅是王道與霸道相混雜，真正的王道政治從來沒有實現過，至於壞的政治，那就連說都不用說了。其實，這樣的評價已經夠高了，儒家的「王道」政治本來就不可能完全實現，至於法家的「霸道」政治，那也是在現實中不可缺少的。
實際上，對中國的智慧、謀略、政治有影響的學派有十幾家，但影響最大的主要是儒、道、法三家，中國的智慧和政治雖然常常呈現出紛紜複雜的狀態，其實是萬變不離其宗，只要掌握了這三家的思想精核，對中國的智慧就會有深刻的把握。
儒家的智慧是極為深刻的，這種深刻就在於儒家智謀是一種非智謀的大智謀，它的運謀的方法不是謀智，即不是像法家或兵家那樣用強硬而直接的智慧迫使對方服從，而是謀聖，即從征服人心著手，使人主動地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以一種審美的態度來為王道理想獻身。
如果用今天的現實來闡釋當年儒家的智謀的話，那就是儒家並不首先向人們宣揚法律的尊嚴和權威，不要求人們被迫執行，而是非常注重做「政治思想工作」，首先為人們描繪一幅美好的藍圖，並百折不撓地到處宣傳這種理想，直到人們心悅誠服，把儒家的價值觀念內化到自己的靈魂之中。由於儒家的王道理想是最富有人情味、最溫情脈脈的，所以它也就最富有感動人的力量。即使有人明智地認識到自己是在被別人所謀，被一種觀念所謀，也是心甘情願的。但這已經不是儒家謀略的高明，更不是儒家謀略比別的學派的謀略狡詐，在這裡，它已經上升到了人性、人道的範疇，這說明人家的智謀在其最深處是符合人性和人道的基本原則的。這就是儒家智謀的合理性之所在，也是其成為真正的大智謀的根本原因。
儒家把個人的修養看成是實現王道理想的基本出發點。所以，在修、齊、治、平四項當中，修是放在第一位的。以修身為中心，逐漸向更大的社會範圍衍射，從理論上講，衍射的幅度－－也就是一個人所取得的現實功業的大小－－完全是由個人的修養水平所決定的。儒家為人描繪了一幅無比誘人的藍圖：沒有等級的差別，沒有門第的限制，沒有權力的干擾，總之，只要肯加強自己的修養，世界上沒有做不到的事情。的確，儒家學說為人的發展在理論上提供了無限廣闊的天地和美好的發展前景。這就是儒家智謀作為一種無與倫比的大智謀為中華民族所鍾愛的內在原因。
道家的智慧是極為聰明的，黃老道術最突出的特點就是以心智王天下。在黃老的論述中，我們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它處處流露出智慧的優越感，處處顯示出對別的學派的愚蠢的鄙夷。黃老道術自以為是最聰明的學說，它認為天地萬物都受冥冥之中的道支配，道是絕對的，永恆的，是不可改變和褻瀆的，只可以體味、尊重和順應。那麼如何體味和遵循道呢？那就是順應自然，無為而無不為，所謂「聖人無心，以天地之心為心」，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如果不能體察道，就不能「知常」，施之現實就容易招致禍害。
法家之法與當今意義上的法律是有本質的區別的。法家之法作為人君王牧天下的手段，法、術、勢都是建立在非正義、非公正、非道德的基礎上的。在法家那裡，沒有平等和正義可言，「法」的實質是強力控制，「勢」的實質是強權威懾，「術」的實質是權術陰謀。這些法律都是直接為維護封建王權服務的，法之為法，就在於它「公之於官府，著之於憲令」，而不在於是否符合道義，更不管是否符合人民的權益。而今天的法律，是由平民通過鬥爭爭取過來，它的目的在於保護人民的權益，限制特權的存在和發展，並進而培養全民的奉公守法的精神。總之，法家之法與現代之法的本質區別就在於平等與不平等。
其實，在具體的使用過程中，這三家的智慧從來沒有單獨存在過，總是相互融合，甚至進而吸收其他學派的思想，只是在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背景下，各個學派的思想所佔的比重不一樣而已。
歷史上的任何智慧謀略，都是以上述思想為基礎的，有了這樣的文化底蘊，便是大謀、正謀，否則，只能淪入沒有根底的陰謀詭計。魯迅早就說過：「搗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成大事者，古今未有。」面對這二者之間的天淵之別，我們不可不深思而慎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