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這個地方用「辯證法」三個字，好像很滑稽。其實，古今的道理是一致的。所謂辯證法，無非從這樣幾個方面來理解，一是事物彼此互相聯繫、互相轉化的；二是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至於任何事物都是由兩個矛盾的方面組成，我們姑且放下不談。如果僅就前兩個方面而言，我們的古人的確懂得了治國為政「辯證法」的精義。我們看看下面的一些事例和論述，就會知道古人在這方面無可企及的造詣了。
【事典】
孔子在漢代就成為聖人，在當時的影響已經很大，因此有很多人假托孔子來說明問題。據說，子路有一次救了一個溺水的人，那人為了答謝他就送他一頭牛。子路事後向孔子講述這件事。孔子說：「您這樣做很好，以後魯國的人就都願意救人於危難之中了。」子貢的家奴想要贖身，子貢放了他但並未收取贖金。根據魯國的法律，家奴贖身是要交納贖金的。孔子批評子貢的做法，他說：「以後魯國人再不敢贖人了。」孔子之所以稱讚子路，批評子貢，就在於子路做了好事而收了人家的謝金，這是鼓勵大家都與人為善，這樣可以幫助樹立良好的社會風氣。子貢不收別人贖金雖表現得慷慨謙讓，但別人做不到，因此就堵住了行善的道路，使得有家奴的主人不敢釋放奴隸了。所以，這樣做對於社會來講沒有任何好處。由此可見，自己的清廉高潔應在該表現的地方表現，不要在公眾面前故意炫耀賣弄。這樣做只會適得其反。
韓非子不僅是法家的代表，也懂得治國為政的辯證法。他說：「儒者以文亂法，俠者以武犯禁。」這是文化知識及武力的負面影響。曹操也曾說：「恃武者滅，恃文者亡。一個國家如果單純依賴武力立國，或者單獨依賴文臣立國，都會導致滅亡。」吳國夫差、魯國偃王就是很好的例子。吳起也曾說過：「上古時候承桑氏的國君崇尚以德治國，廢除軍隊建設，結果導致亡國之災；夏朝的有扈民，依仗人多勢強，軍事力量強大，窮兵黷武，忽略德治，結果也是國破家亡。賢明的君主以此為教訓，將『內修文德，外治武訓』作為立國之本，對內加強文明道德建設，對外則加強軍事力量建設。這樣則強敵不敢犯，百姓文明尚德，君主從容謙恭，哀傷懷念為國捐軀的烈士。雖鼓勵人民向英雄學習這種勇敢無畏的精神，但絕不損害到仁愛精神。」《玉鈐經》這本書中說：「文中多武，可以輔主；武中多文，可以匡君；文武兼備，可住軍事；文武兼闕，不可征伐。」
姜太公好像離我們很遙遠了，其實他的話今天聽來也是很有道理的。他曾說過這樣的話：「刑罰太嚴，民則畏懼，長久下去必生變故。這是刑罰嚴厲所產生的流弊。如果把任何事都弄得非常清楚，就會擾亂百姓，他們就要遷移。如果大家都想遷移就不能安心居住，這樣就容易出現變亂。這是明察的流弊。」姜太公還說：「獎賞過勤容易誘發人們不滿足的心理，心裡不滿足就滋生怨恨。賢明的君王治國理民，不管臣的喜好，而更在乎他們憎惡什麼；他不關心民眾為何來歸順，而更關注民眾為何要離他而去。如果讓百姓都安居樂業，這樣天下就真正太平了。」
如果從另一個角度講，那些被稱為聖人的人，也是在為大盜積蓄和看管財寶。從前，齊國在姜太公的治理下很強盛，城邑一座接一座，人丁興旺，到處都顯出一派繁榮富強的景象。方圓兩千多里都是齊國的天下，而國內的種種典章制度，城鄉規劃，無不是按照太公當年的做法。但後來田成子當道，殺了齊簡公，竊取了齊國的政權。他所竊取的，哪裡只是一個齊國呢？他把齊國先賢所制訂的好的政治制度一同竊取了。因而歷史上田成子雖背上了竊國大盜的罵名，但是他像堯、舜那樣，安安穩穩地統治著齊國，而且周圍的小國不敢對他有所微詞，大國也不敢來討伐他。他的政權竟然還傳了十二代。由此可見，田成子不但竊取了齊國的政權，而且還竊取了姜太公所制訂的聖明政治制度。難道不是這些聖明的制度保護了他這個大盜賊嗎？這說明，聖明的政治制度也有其不好的一面。
然而，田氏（陳氏）是怎樣得到齊國的呢？從前，晉大夫叔向曾問齊相晏嬰說：「齊國將來會怎樣呢？」晏嬰答說：「現在齊國已經處在末世了，將來怎樣我也不清楚。但齊國終將屬於陳氏家族。」齊國遺棄了百姓，百姓都投歸陳氏了。齊國原來有四種計量單位說：豆、區、釜、鐘。四升為一豆，依次按四進制遞升直到釜，十釜為一鐘。陳家則自設三種計量單位，每級只加一倍，進到鍾時，量就比齊國的鍾大得多了。陳家用自製的計量標準大斗向外借貸糧食，而收回的時候則用公家標準小斗收，這樣百姓都樂於向他那裡借貸。齊國的山貨木材堆積如山，海鹽魚蝦，堪與海比。百姓的勞動收入兩成歸公家，僅有一成拿來養家餬口，於是大家都拿偽劣殘次的東西交公，這樣負責公務的人，不得飽暖。貧富分劃極為嚴重，百姓窮得連鞋子都買不起，於是市場上鞋子越來越便宜；而那些富人則爭相購買綾羅綢緞，使得其價格飛漲。窮苦人大都貧病交加。陳家派人到處去慰問百姓疾苦。這樣百姓人心都歸於陳家，大家愛陳氏像愛戴自己的父母一樣，歸附陳氏亦如百川歸大海一樣。這樣陳家想不籠絡人心，也不可能了。
漢朝的匡衡很愛進諫，他曾經說：「孔子曾感歎道，禮讓可以用來治國嗎？天下有這樣的例子嗎？孔子之所以這樣感歎，是因為，若將國家比喻成一棵大樹，那麼朝廷就是其主幹之軀，其舉動將直接影響天下百姓。朝內的公卿大臣相互間如果都很禮讓謙恭、上行下效，百姓也不會彼此爭鬥不止；朝廷上的人好善樂施，下面的民眾就不會粗暴犯上；朝廷上的人品德高尚、仁義守節，社會上也會出現這樣的良好風氣；朝廷對民寬厚溫和，於民有惠，那麼百姓之間也會很友愛。上面所提到的四種好風氣，並不是靠聖明君主嚴厲的命令而形成的，而是靠其自身的實際行動感化教育萬民而形成的。為什麼這樣說呢？如果朝臣相互爭吵不休，影響到百姓就有可能產生毆鬥的禍患；朝臣若獨斷專行，民眾中就會出現彼此爭惡，互不相讓的局面；朝臣若趨於爭名奪利，下面的百姓可能為了私利而傷害別人；朝臣若唯利是圖，下面的百姓就會偷盜成風。朝廷是影響社會風氣好壞的根源。所以說，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鬥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人。」
戰國時法家的慎子說：「忠誠雖好，但若是在政治混亂的時候，卻未必能救治這種混亂，相反還正是這種混亂的一種表現。」怎麼理解這種道理呢？舜的父親瞽對舜很壞，曾多次想置他於死地。但他卻生了舜這樣一個孝順的兒子，每次大難不死後都原諒了父親。夏桀暴虐無道，他有很多忠臣進諫都被殘殺了，這更顯示出他罪惡滔天。因此，孝子不會生在慈父之家。
漢朝的京房與石顯同在朝廷為官，他們因政見不同而產生矛盾。後來京房被貶到魏郡做太守，而石顯仍在中央為官。京房害怕遭石顯陷害，就上書給皇帝說：「我的學生姚平曾對我說，我對您只是小忠而算不得大忠。因為從前秦始皇在位時，趙高掌權，他的狼子野心被正先覺察到。正先就對他進行非難、譏諷，結果被趙高假以罪名殺害了。從此趙高在朝中樹立了自己的威望，一手遮天，飛揚跋扈。後來秦朝出現混亂，可以說正先負有一定的責任。現在我奉命出京為官，希望陛下您不要讓我落得忠臣正先那樣的下場。如果這樣，我的學生姚平就要嘲笑我了。」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正是由於正先的這種所謂的忠誠，才最終導致了秦朝後來奸臣當道乃至亡國的禍亂。正先的這種忠誠有什麼可好的呢？
晉朝的名臣劉頌曾說：「負責監督稽查的官吏往往只注意大案要案，而對那些細小的違紀違規現象不予過問，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那些小過失、小缺點，產生於人偶爾的疏忽，這是人之常情，在所難免，如果把這類微不足道的瑕疵也都歸於違法亂紀，依法嚴加制裁，那麼朝野上下就沒有一人能免罪。這樣做，目的雖為社會安定，實則造成社會的混亂。」
春秋時齊國的名相晏嬰曾說：「大臣對國君過於忠心，就會變成專權，反倒不忠；兒女孝順太過頭，只顯出自己的孝心，反倒顯示不出其他兄弟姐妹的孝心，這就成了不孝；作妻子的如果太愛戀自己的丈夫而獨專其房，容不得其他妻妾，這就成了嫉妒。」因此，「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妒」這是忠孝走上了其反面。《呂氏春秋》中說：「陰陽和合，化育萬物，不遺一草一木。甘露雨水，普澤天下，不棄一溝一隅。一國之君，恩被萬民，對男女老幼，同等對待。」申不害曾說過說：「一婦擅夫，眾婦亂。一臣專君，群臣皆蔽。因此，嫉妒心太重的妻子很容易導致家破人亡，權力慾太強的臣子很容易使國家滅亡。因而，賢明的君主，對待臣下，就像車輪上的輻條一樣，平等對待，從不讓其中的某一根單獨起作用，這樣專權的事就可以杜絕了。」
【評議】
實際上，無論是治國為政，還是齊家做人，都要懂得這個辯證法。老子言說：「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就是說只有在家庭出現變故時，孝行才能充分體現出來。忠臣不會出現在明君時代。只有在國家出現昏亂時，忠臣才能充分表現出來。因而聖明的君王對其臣下，既要求他盡忠，但這種忠心只能限在他的職權範圍之內，而不能超越其職權去管理別的事務，來顯示其忠誠，而他的職權範圍又不能超過其官位。如果超越了這一限度，就走向了忠的反面。這恐怕是十分符合所謂的現代辯證法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