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一個充滿機會的時代也是一個充滿智慧的時代，此言不虛。其實，不僅中國如此，外國也是一樣。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日本的經濟以神話般的速度起飛的時候，中國的智慧典籍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許多商人、企業家、政治家從中國傳統智慧中汲取了營養，獲取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在當代中國，應該說，傳統智慧已受到了應有的重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中國出版界掀起了一股介紹各種智謀韜略的「謀略熱」，其來勢之猛，真讓人應接不暇。然而，幾年下來，我們發現，這些所謂的謀略典籍的確有「誨盜」之嫌，因為它們往往只注重教人如何行權使術，卻忘了教人如何做人。於是，傳統智慧彷彿只剩下了赤裸裸的「術」，人也就隨之變成了權謀和利益的動物。這遠遠背離了中國文化的實質，也不能讓人有真正的智慧，不能助人成就真正的大業。
中國人似乎天生都是政治家，據說，政治的運作方式是「人治」，傳統文化的精髓就是「治人」，於是，人人也就都成了謀略家了。其實，在一定意義上講，中國人的學問往往被理解成謀略，「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就是很有代表性的話。有許多中國人不僅把自己的一生都花在謀劃、算計別人上，給社會帶來了極大的內耗，更為嚴重的是，謀劃和算計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早已上升為一種根深蒂固的為人們所認同和稱許的處世態度和人生觀。它已經不是一種「術」，而是中國人的人生之「道」，是中國人內在的處世哲學和難以改變的文化精神。一般所說的中國人善於「窩裡鬥」，就是由此而來的。
然而，中國的智慧究竟是怎樣的呢？中國的智慧定型於春秋戰國時期，而中國智慧中的道與術也定型於這個時期，從那時開始，就決定了中國智謀型文化的特徵。在這一時期，出現了一大批文化巨人，如老子、孔子、莊子、墨子、孟子、孫子、荀子、韓非子等，並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縱觀上述主要學派，我們會發現，儘管各學派之間有很大的差別，有的地方甚至針鋒相對，但有一點兒是共同的，那就是這些學派都非常關心政治，有的學派甚至其思想的出發點和終結點都在政治上。儒家要建立一個德化淳美的理想的王道樂土，是一個典型的為政治而建立的學派；即使是標榜最不關心世事的道家，「無為而治」也是它思想的重要側面。「無為」的目的是什麼？還是在於「治」，這「治」就是社會的安定，就是政治，所以，道家在骨子裡還是沒有忘懷現實政治。其他的幾個學派也是一樣，都是從不同的側面和各自的角度來考察現實並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
尤其有意味的是，這些主要的學派不僅都非常關心政治，而且學派政治觀更都不約而同地指向了「治人」，都是從治人出發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的。治人就必須講究方法，講究方法就是智謀，就是謀略，就是權術。同時還必須看到的是，如果智謀在當時僅僅是作為一種具體的手段而存在的話，那麼，這還不能完全形成智謀型的文化，而當時的實際情形是，智謀被系統化、社會化、規約化，被提升為一種牢不可破的社會制度性的規範和原則，不論是學者、帝王還是平民，都沒有對這種規範和原則提出懷疑。即使是在當時最為憤激的道家，實際上也是用反對一般謀略的方式來推行自己更為深刻的政治—文化謀略。各種學派和文化都在智謀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納入了謀略的範疇，成為智謀不同的組成部分。至此，中國的智謀型文化突破就形成了。
從春秋戰國時期的文化突破開始，中國的文化重鎮是以帝王之學為恆久不變的中心的。這裡不必列舉那些以供「資治通鑒」之用的「經、史、子」類的典籍，就是在思想比較自由的「集」類典籍中，又何嘗不是處處「載道」呢？各家的「治人」之術有顯有隱，我們讀《韓非子》，會感到驚心動魄，在數千年前我們的先人就已經有了這樣發達的「治人」智慧，無怪乎它幾乎成了數千年來封建帝王執政、「治人」的教材和手冊，確實會令我們這些愚蠢的後人無顏面對先人；讀《孫子兵法》我們會驚詫於我們的先人竟有那樣的鐵血理性；但讀《論語》、《孟子》呢？難道看到的僅是溫情脈脈嗎？其實，那才是一種更深刻、更根本、更有效，當然也是更具合理性的「治人」學說。
然而，魯迅先生早就說過：「搗鬼有術也有效，但成大事者，古今未有。」縱觀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史，不靠做人，只靠弄權而成功的人不得一見。無論是「聖人」還是小人，對於中國的智慧，如果一味地求其術而不求其道，最終會玩火自焚，這已為無數次的歷史事實所證明，並且無一例外。
實際上，中國的智慧首先是道而不是術，也就是說，術只是道的表現形式，是道的實現方式，道則是術的根本，是術的決定因素。只要掌握了道，術就會無師自通，就會自然而然地顯現出來。無論是儒家、道家，還是法家、兵家，他們都是正大光明的「陽謀」學派，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內謀謀聖，外謀謀智，都要求首先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加強自己的人格修養，然後才是智慧謀略。如果顛倒了這一關係，那就無論如何也弄不懂中國的智慧了。
因此，中國的智慧是學不來的，要用生命來體味！只有熔鑄了自己的整個情感與生命，才能得到中國智慧的活的靈魂，才能用中國智慧建立起自己高大的人格和傑出的功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