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歲的菲利普·羅斯又出了新書：《普通人》（Everyman）。書的封套上有作家的照片，雖然老，但精神不錯。這是菲利普·羅斯好幾十年來第一次允許照片隨書發行，據說是為了避免自傳的誤會。《普通人》是關於衰老和死亡的故事，主人公與作家一樣都生於1933年，簡短的小說開始於他的葬禮，然後回到9歲的疝氣手術，34歲的闌尾穿孔，56歲的心臟搭橋，和逐漸頻繁的住院治療、血管重建、心臟起搏器安裝……期間健康的數十年被省略了，因為那不是重點。菲利普·羅斯說，我怕朋友們看了這書紛紛致電問候：我們沒想到你病成這樣兒了。
新小說的主角叫Everyman，取自15世紀的英國劇本《普通人的召喚》。"一個偉大的敵人，"Everyman呻吟著，"我一直都在等待。"這個敵人是死神。任何一個在命運中手足無措的人，或多或少能從Everyman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是個適中、友善、理性的人，承擔著社會和家庭責任，是托爾斯泰在《伊凡之死》中大聲譴責的類型——"伊凡的生活是最簡單、最平凡的，因此也是最可怕的。"相比於伊凡，現代的Everyman是一個"好男孩"，他渴望成為一名藝術家，卻選擇了取悅父母，結婚生子，進入廣告業以撫養家庭。最終他因為一個24歲的丹麥模特拋棄了妻子和孩子，這都使得他更加平凡。在被拋棄的孩子無法平息的怒火前，他為自己辯解："我是成千上萬個美國男人當中的一員。他們離婚，他們家庭破裂。但他們打過他的母親嗎？他們打過他的家人嗎？"也許很難理解這個男人近乎牢騷的借口，在這出現代道德表演中，性仍然在同良心搏鬥，但好消息來了，"衰老和疾病伺機而動"，最後身體不得不同那生氣勃勃的主張斷絕關係，在沒來得及變壞，並享受變壞之前，Everyman被肉體挫敗。道德也許是每個男人戰鬥的對象，但衰老不是，衰老就是場屠殺。
1995年離婚後，10年裡菲利普·羅斯每一兩年出一本書，筆下的主題包括——猶太家庭，性，美國理想，美國理想的背叛，政治狂熱，身份認同……這個清單還可以繼續。男主角們雖然經歷不同，履歷卻越來越像：都出生於上世紀30年代的新澤西猶太家庭；都有個年紀小很多的兄弟（或兒子），他們之間有強烈的同胞競爭；都有過兩次婚姻，第二次因為婚外情而終結；都是文學教授或暢銷書作家。他們看上去都是菲利普·羅斯，都有一些漫畫式的滑稽場面：男孩堅持反抗強加於他的生活，老男人堅持著他已經遠去的生活，隨著時間的流逝，變成了一聲對天堂的號叫和一場向青春作別的悲傷展示。
《普通人》裡有一段，當Everyman打算在母親的墓地待一陣子時，他發現在此沉思是多麼愚蠢。在墓碑前，可以做太多事情，看上去彷彿死者又回來了：請求原諒，企求愛，穿上喪服，讀墓碑上的字句，甚至當四處無人時作出更加瘋狂的舉動。但菲利普·羅斯警告說，你還是會一個人離開，就像你一個人來一樣。所有的姿勢都證明，像他這樣的一個人，只有死亡才是真正的解脫。所以當天他什麼話也沒有對母親說，因為沒有人聽。墓地也出現在之前菲利普·羅斯的非虛構作品《遺產》裡。這是作家對患有癌症的父親的死亡記錄，當父子倆路經祖母的公寓時，更老的一個"指著她的房子，並不是在指她過去所住的地方，而是在指已經去世的她不再住的地方。她就葬在我母親的墓邊，而我父親打算自己將來葬在另一邊，那裡才是她現在'住'的地方"。
太多的東西提醒，死亡就在我們身邊，卻沒有比親人的老去更能加深對它的理解，就在那一刻，自身也又向衰老邁近一步。再往前的《垂死的肉身》、《人性的污點》，菲利普·羅斯雖然還是"色慾老教授"的調調，但年輕姑娘在側不過是對青春的幻想，有點像另一個猶太作家艾薩克·辛格的《童愛》：花花公子閱盡女人後，選擇了幼時的女友。不解地問："你在她身上發現了什麼優點？"回答很乾脆："發現了自己。"菲利普·羅斯甚至連這幻想也要擊破："不是說通過一個康秀拉你就可以自欺欺人地認為你還能再一次煥發青春。你從未感到自己與青春的差異。而她的精力、她的激情、她年輕的無知、她年輕的所知，每時每刻都戲劇性地表現出了這種差異。一切都準確無誤地表明24歲的是她而不是你。假如你感覺自己又年輕了，那你肯定是個笨蛋。你絕對不是感覺到年輕，而是痛切地感覺到她的無限未來和你的有限未來，你甚至更為痛切地感覺到你的每一點體面都已喪失殆盡。"
1997年，索爾·貝婁尚在人世，諾曼·梅勒也還矍鑠，菲利普·羅斯和前面兩位一同推出了新小說：《真實》、《聖子的福音》、《美國牧歌》。《沙龍》一篇文章說，如果《波特諾的怨訴》（菲利普·羅斯1969年作品）現在出版，一定是部幽默小說，因為連女作家都會寫在門後手淫了。這三個頭髮銀白、沒有子嗣的老傢伙已經到了退休年齡，他們被年輕姑娘和五花八門的文學時尚拋棄，但他們就是不閉嘴。這三位都是猶太人，作品主題可以歸類；而前兩位比菲利普·羅斯還要大一輪，連帶上另一個筆耕不輟的厄普代克，成為美國老一輩作家的主要分支：他們除了滿足孩子氣的炫耀慾望而搞點兒花樣之外，畢其一生都在寫啊寫，揭露人性、衰老或死亡，以加深我們的悲哀。與不知生死藏起來的塞林格形成強烈對比。
與索爾·貝婁的友誼是菲利普·羅斯最公開的私事。貝婁去世後，他寫的《重讀索爾·貝婁》被反覆引用："貝婁這個移民的兒子是真正意義上的哥倫布，我們追隨他成為美國作家。"貝婁是菲利普·羅斯的領路人，後者剛從芝加哥大學畢業就被領進了文學圈。但據說也有代價，菲利普·羅斯的學生和女友蘇珊·格拉絲曼後來成了貝婁的第二任妻子。菲利普·羅斯拿小說《捉刀人》將此事譏諷了一下，但他們的友誼並沒受損，去世前的貝婁舉薦菲利普·羅斯競爭諾貝爾文學獎。作家的其他私事卻諱莫如深，他很少接受採訪，難得對《紐約時報》談論過作品人物與個人經歷的關係："過分關心是不是寫實會讓人錯失小說的魅力。如同一個聽故事的小孩，非要打斷問：'那是不是真的，爹地？'"
塞林格假借霍爾頓之口說，世界上有兩種好作家，一種讀完了作品之後你不會產生任何感想，另一種卻會讓你特別想去見上一見。菲利普·羅斯屬於後一種，除了他還活著，他小說裡的似是而非讓人有太多疑問：他離婚的原因是不是婚外情？是不是真有個24歲姑娘讓他難忘？他的確為那些不顯眼的人體器官開始變得顯眼，最惹人注目的器官開始毫無用處而感到煩惱嗎？光有猜測還不夠，還要從他的小說裡找出那句替自己說的話。2004年7月《譯文》上登了《垂死的肉身》，隨後一個中年人抄下："一個男人如果不曾涉足性冒險，他一生就少掉了三分之二的問題。正是性弄亂了我們本來正常有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