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晉商是晉南人多，晉北人少。明朝山西鹽商雖以平陽商人為最，但在明晚期的邊貿市場上，晉中商人已經佔據重要地位。如果說開中制和屯田制讓山西南部平陽、澤潞商人成為當時山西商幫發展最高峰的代表，那麼，山西北部汾州、太原兩府的商人，在明末清初則逐步嶄露頭角，並形成自己的優勢，為清後躍居晉商首位邁出了重要一步。
泛山西化的北疆：山西貿易商人版圖
山西是唯一一個與蒙古有著漫長的商業貿易交往的區域。從山西人所活躍的北部邊疆範圍來看，從祁連山以東到北京以西的泛長城周邊地帶，是一個泛山西化地區，這也是由山西的位置及其商業力量決定的。
山西貿易商人是一個草根群體，他們中的絕大部分出身草根，因家境拮据，或遭遇災荒饑饉外出謀求生路，或受雇作傭，而成販夫走卒。
馬市中的茶馬互市與中俄茶葉貿易具有承接關係，但山西在明朝已經有所積累的鹽商與清朝中期外貿商人之間基本沒有傳承。儘管如此，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背景，那就是他們都與走西口、走東口有著一定的淵源。換句話說，鹽商與外貿商人都是走西口、走東口的山西商民中的一部分。
在明朝，走東西兩口首先源自戍邊軍屯和納糧中鹽的國家需要，其次才是為了生計；在清初，邊民已經沒有了烽火連天、號角長鳴的憂患，維持生計上升到第一位。雖然有此差別，但兩個時代商民「春來秋走」的候鳥式生存方式，以及風餐露宿的艱辛，卻是一脈相承的，此間建立和積累的對不同區域風土人情的瞭解、對區域間商品需求的發現與認識，以及由此建立的對商業機會的敏感，無形中成為山西商民在新的歷史機遇面前的一筆財富。
清朝統一內外蒙古後，長城不再是蒙漢往來的屏障，沒有了蒙古各部落大軍騷擾之虞，軍屯和中鹽已沒有如明朝那時的迫切和必要，所以鹽商風光不再，外貿商人則在一個安定祥和的環境中乘勢而起。
山西外貿商人由東口商、西口商和對俄羅斯貿易商人三大塊組成。東口商是在張家口或從張家口出走東北而發家的山西商人，他們的足跡遍及今遼寧朝陽、瀋陽（時稱奉天）、營口，內蒙古多倫、呼倫貝爾和黑龍江齊齊哈爾。前期代表人物是清初被清政府冊封為皇商的范永斗等8人，他們以張家口為大本營，承接了女真族首領從遼東遠道而來的物物貿易，這一時期的晉商具有外貿走私性質。後期代表人物是榆次常家和太谷曹家，他們分別在張家口和遼寧朝陽城發家。
西口商中的「西口」指殺虎口，位於山西省朔州市右玉縣西北部。西口商就是指從殺虎口向西在歸化（今呼和浩特、包頭乃至青海西寧，甘肅蘭州、敦煌以及葉爾羌（疆域包括今新疆吐魯番、哈密、塔里木盆地）等地經商的山西人，或者從歸化到庫倫、烏里雅蘇臺和新疆哈密、烏魯木齊、塔爾巴哈台（今塔城地區）經商的山西商人。
走西口的除了山西人，還有陝西、河北、北京、寧夏、天津等地的人。不過，山西人最多，陝西次之。2009年熱播的電視劇《走西口》就是再現了一代山西人走西口的艱難歷程，劇中故事發生在民國初年，但事實上山西人走西口的故事，早在明朝中期就已經開始。西口商人在路線上並沒有太多開拓，到達蘭州後，再往西所走的路線敦煌—葉爾羌—烏魯木齊—塔爾巴哈台，就是漢朝與羅馬帝國通商時形成的古絲綢之路。
「走西口」、「闖關東」與「下南洋」，並稱近代中國的三大移民浪潮。當時無數山西人為了生計離鄉背井，用一代代人不懈的足跡，開闢了一條溝通中原腹地與西北邊疆及蒙古草原的經濟和文化通道。
走西口是一部血淚史，也是一部民族貿易的開拓史。西口商群體，前期以在烏里雅蘇臺創辦商號大盛魁的太谷人王相卿，祁縣人史大學、張傑最為著名，後期以在包頭創業的祁縣喬家和渠家為代表。在阿拉善旗（先後歸寧夏、甘肅、內蒙古管轄）的商號則以平遙董家的祥泰隆最為出名。
時至今日，以山西商人字號命名的城市街巷，猶存在的有張家口的日昇昌巷、包頭的復盛西巷、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和寧武巷，烏魯木齊的山西巷子、蒙古共和國科布多的大盛魁街等。在東北、內蒙古、西北還流傳著「先有曹家號，後有朝陽縣」、「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先有晉益老，後有西寧城」的說法。
張家口的一些宅院還保留著當年的印記：四合院、高房子、單出水、無後窗，不僅防盜，而且私密，取「肥水不流外人田」之意。院中的排水口為銅錢造型，意為「水流錢留」，這些都是山西人留下的印記。
現在蒙古國人去世，下葬的時候總是在頭下枕一塊茶磚，這正是一種寄托和文化影響。蒙古的商品主要是用茶葉來標價的，1870年，在靠近今烏蘭巴托市中心土拉飯店的庫倫老市場，一頭羊的前半身值兩個半到四個黃茶。
在多倫，人們特別愛聽山西梆子，《十五貫》、《算糧登殿》等都是多倫人愛聽的曲目。當時歸化城共有十六大商幫，其中十三幫為晉商，此外還有蔚縣幫（原屬山西大同，後屬直隸宣化）、北京幫和回民幫。在山西十三幫中晉中地區佔據九幫。早年，內蒙古地區盛行山西的北路梆子，到清朝晚期，晉中一帶的中路梆子，即晉劇，佔據上風。中路梆子源於蒲州梆子，最早主要活動在太原周圍，清道光、咸豐年間盛行。
多數山西外貿巨商崛起的軌跡，基本上都是先從外出謀生、經商致富而起，之後回鄉建宅，設置總號，然後走向全國，遍設網點。清初，晉中商人以張家口和包頭為經商大本營。乾隆以後，張家口的地位未變，包頭的位置則被呼和浩特所取代。晉商一般將總號設在張家口或呼和浩特，然後將分號向北設到庫倫，向東北設到多倫，向西設到烏里雅蘇臺、科布多等地。
從18世紀晚期開始，晉商的大本營從張家口、呼和浩特等地回撤到以山西平遙、太谷、介休等為中心的老家，於是形成了今天大家看到的以平遙及喬家大院為代表的極具山西特色的古城、古村和院落。
當南北商道向南延伸、貫通後，山西商人的活動區域便不再拘束於張家口、北京、天津、陝西以及甘肅老西廟、新疆古城塔等北方區域，昆明金殿的銅鼎、揚州的亢園、亳州的花戲樓等，都為山西商人所建，著名的貴州茅台酒也是1704年山西鹽商僱用杏花村汾酒廠工人和當地釀酒工人共同創造的。從分佈在各省的山西會館來看，山西商人的足跡已經踏遍大半個中國。《晉商史料與研究》一書指出，歷史上，只要有山西商人的地方幾乎就有山西會館，全國共有200多處。
中國古代的商道大多數是東西走向，從隋唐到兩宋，都城從洛陽、開封到杭州的變化，以及用大運河連接起的洛陽—杭州的水路交通，都顯示了這種東西走向的貿易特點。從局部來說，山陝鹽商從山西河東鹽池到河北長蘆、兩淮販鹽的拓展以及從外商到內商的身份轉變，也體現了這種趨勢。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京杭大運河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南北貿易的通道問題。
到中俄將恰克圖開闢為陸路貿易口岸時，另一條莫斯格—張家口—蘇杭的南北貿易大通道形成了。這一通道的一頭連著俄羅斯的毛皮，另一頭連著蘇杭的綢緞、棉布。當茶葉貿易取代絲布而躍升為中俄貿易的主要商品時，福建武夷山，兩湖蒲圻、臨湘，江西河口等地，取代蘇杭而成為貿易的主要源頭，山西商人的勢力延伸到了南方各地。
當晉商在恰克圖對俄貿易如火如荼時，廣州海上一口通商的地位也引誘著福建商人、徽州商人紛紛南下，從而形成了一個以廣州為中心的經濟輻射區域。這是兩個逆向的輻射，分水嶺在武漢、蘇杭一線。儘管廣州—恰克圖的貿易通道形式上已銜接成為一條直線，但遺憾的是，恰克圖和廣州的貿易量能輻射的範圍，外半徑都只在福建、江西和兩湖的茶場，而從恰克圖到廣州的毛皮貿易成本遠高於從海路而來的同樣貨物。
換句話說，這一通道由兩條半截的通道拼接而成，人、財、物無法自然貫通，或者說兩者的輻射力到達武漢或蘇杭後都稍顯式微。而把華北平原和長江流域連接起來的運河又運力不足。直到民國之後，北京—武漢鐵路和武漢—廣州鐵路的先後開通，才真正讓這條大動脈南北貫通。
山陝商人：「術」字形的會館見證
最早的會館是接待科舉試子的「試館」，為招待同鄉應試舉子和來京官員、士紳所設置。之後，會館成為聯誼鄉情、溝通商務、唱戲娛樂、結交紳官的場所。山西商人到了一個地方以後，不許納妾，不許攜帶家眷，因此當他們在一個地方形成氣候以後，都會在當地建立會館，作為聽戲、聊天、聯絡感情的場所。
另外，商人離開父母而在千里之外營生，深感「身與家相睽，時與命相關」，在消除災患的樸素願望上，「唯仰賴神明之福佑」，所以，晉商會館中崇奉的關公，實質上是晉商共同的精神寄托。
清人抗世駿說：「會館之設，肇於京師。」前期的會館多由行業商人或者縣域商人所建。《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的作者李華曾對明朝時期在北京所建的會館進行過統計，有資可查的會館共有41所。其中，山西會館5所，占總數的12%，它們建於萬曆（1573~1619）以後，分別是山西銅、鐵、錫、炭諸商創建的潞安會館，山西顏料、桐油商人創建的平遙會館，臨汾眾商創建的臨汾東館，仕商共建的臨汾西館，臨、襄二邑汾河以東南人創建的山右會館。
在北京所存的55個商業行會中，山西會館佔據15個。李華的調查顯示，建於明朝的有5個，年代不詳的有2個，其餘8個全部為清朝雍正、乾隆、嘉慶時期所建，占27%。光緒（1875~1908）時，儘管有些山西會館或倒閉或為公所所取代，但尚存45所，占當時會館總數387所的11%。其中，省館9所，在各省數量中位居第一，占總數61所的14%強，這說明在京晉商的數量之多規模之大；縣館24所，占總數174所的13%，也是數量較多的一個，這表明崇商、經商不是個別縣府的地方特色，而是已在全省範圍內形成氛圍；行館6所，占總數23所的26%，也是數量最多的一個。此外，還有府館6所。
素為京城人稱道的六必居醬菜園、萬全堂藥店、洪吉紙號、都一處飯館等，都是留傳至今數百年的老店。六必居是臨汾趙氏於明嘉靖年間（1522~1566）開設的，萬全堂則設於永樂年間（1430~1424），比同仁堂藥店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