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院
四合院，顧名思義，四面都有房子，而且臉朝裡，背朝外，圍起來成為一個大的院子。以北京為代表，四合院在我國的華北地區和西北地區建造得比較多。北京四合院至少有700年歷史了。
20世紀50年代，由於建設的需要，北京湧進了大量的人口，住房成了最大的問題，四合院開始變成大雜院。起初進來的是兩家、三家，後來甚至多到十幾家，大量的老四合院被分割。
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罐裝煤氣進入了尋常百姓的家。於是，為了安全，四合院裡的住戶開始在自己的房前建造廚房，一般都是窩棚式的小房子。只要數一數窩棚的數量，你就會知道這個四合院裡住著多少戶人家。到後來，窩棚數量驟增，把原先的正規建築都遮住了，原本寬敞的庭院更是被擠得只剩下很狹窄的小道，只夠單人進出。
在20世紀最後10年中，北京的四合院聚集區又出現了一種新的景象：一些移居北京的僑民和在改革開放中先富起來的人們，抱著懷舊心理和對傳統文化的強烈追求，在四合院集中的地方買下舊院，重新翻建新四合院。這種新四合院大多採用傳統建築的外形和色彩，室內則是暖氣、自來水、衛生間、空調等現代化設施和高檔裝修，由多家居住的大雜院變成了一家一戶的私宅。
大雜院就是一個社會，是一個開放的社會。每家的大門都常常打開著。如果有誰家關著門了，這家人就不會招人喜歡了。
小柯（生於1970年代，音樂人）
北京胡同
胡同，是北京特有的一種古老的城市小巷。北京的胡同大多形成於13世紀的元朝，到現在已經經過了幾百年的演變發展。北京胡同的走向多為正東正西，寬度一般不過9米。胡同裡的建築幾乎都是四合院。大大小小的四合院一個緊挨一個排列起來，它們之間的通道就是胡同。
過去北京的胡同遍佈京城，老北京人說：「有名的胡同三百六，無名胡同似牛毛。」北京曾有胡同6000多條，若把這些胡同連起來，長度不亞於萬里長城。
北京的胡同寬窄不一，寬的敞亮，窄的幽深。最窄的胡同是前門外大柵欄地區的錢市胡同，最窄處僅有40厘米，僅能容一個身材苗條的人通過。
胡同是元朝的產物，蒙古人把元大都的街巷叫做胡同，據說這蒙古語的意思是指水井。水井可是深宅大院的居民抬頭不見低頭見的社交場所。在井邊與左鄰右舍談天說地、噓寒問暖，恰恰可以彌補四合院的封閉性所帶來的不足，又為鄰里之間提供了交流的機會。
我的童年記憶都在胡同裡，鄰里關係也特別好，感覺很幸福。
劉清池（生於1960年代，理髮師）
剛搬來一家人，很快的，整個胡同的人甚至連他們家的祖宗八輩都知道。可能住不到一周，大家全都會和他們交往。
小柯（生於1970年代，音樂人）
大院
大院文化是和胡同文化相對的一種北京特有的地域文化。大院是一種有北京特色的市民聚落。
通常說的北京大院分為兩類：一是黨政軍領導機構和中央各部委所屬機關部門；二是科學文教單位。這些大院通常都有綠化極好的小道，森嚴的大門、警衛，高大的院牆。一座大院就是一個小型城市，食堂、澡堂、操場、商店應有盡有。
從1950年代開始，軍隊大院開始在北京西郊出現，文教大院則在西北郊聚集。1982年，《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方案》提出「今後不能再搞大院，要打破自立門戶『大而全』、『小而全』的格局」。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城市規劃工作者發現，北京的各種大院已達2.5萬個。
大院裡的人有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大院文化的核心內容就是「文革」時期幹部子弟群體以哥們兒關係膠合在一起的「玩的生活」。
隨著北京的大擴張，大院作為居住區也衰落了。住房商品化改革，機關單位不再包建，從根本上終止了大院生長的動力。大院裡的幹部和幹部子弟們凡是買得起房的，尤其是年輕人，紛紛搬出了大院，只剩一些「難離故土」的老人們還守著老窩。大院裡沒了人氣，不但老樓房日漸破舊，而且氣氛淒涼。
筒子樓
筒子樓的歷史大概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初期。那時候，為了給學生以及單身員工提供住宿，全國各大城市都興建了一大批簡易住房。這種住房普遍空間狹小，水池、廁所都共用。後來，人們把這種房子稱為筒子樓。
後來，由於建設的需要，大量人口開始如潮水般湧入各大城市。於是，有限的住房開始吃緊，其中就有不少家庭搬進了筒子樓，開始在這裡生活，洗衣、做飯、堆放雜物等，使得原本狹小的筒子樓越發顯得狹小。每天做飯的時候也是筒子樓最熱鬧的時候，鄰居們都在僅有的一個水龍頭前面排隊洗菜、淘米，閒聊著柴米油鹽、家長裡短的事情。然後，一部鍋碗瓢盆交響曲就上演了，油鹽飛濺、人聲鼎沸。整個樓道裡都是做飯的，一會兒過來了，一會兒過去了，很是熱鬧。
後來，一些單位開始為這些筒子樓修建單獨的廚房，從一樓開始造起，筒子樓便成了簡易的公房。但是，由於管道的配置跟不上，到了夏天的時候，常常能聽到水龍頭「絲絲」地叫，卻流不出一滴水來。於是，各家各戶為了抗旱，在自家的小廚房裡又添了大水缸，半夜起來接水，一道別樣的風景線又產生了。
隨著單位分房政策的開始，這些筒子樓逐漸成為臨時過渡的住所。結局大多是單位造了新房子，於是就把它讓給了後來的人。
我的鄰居做飯特別好吃，我基本上都是在他們家吃。誰家過生日，我們就會做一個很大的蛋糕，整個樓的人都會分著吃，這是我印象最深的。
姜培琳（生於1970年代，模特）
上海弄堂
有人說，沒有弄堂，就沒有上海，更沒有上海人。
弄堂和弄堂房子其實是上海開埠後的「土特產」，起初外國人只許中國人在租界裡工作，而不允許在租界裡居住。19世紀50年代，太平天國運動進入江南，租界才開始向中國居民開放。為了便於管理，就在指定的地塊上興建大批集體住宅。這些房子多為立帖式結構，像兵營一樣聯立成行，對內交通自如，對外只有弄口抵達馬路，弄口設鐵門，可以隨時關閉。
在隨後的幾十年裡，弄堂成為上海房地產業的中堅。弄堂房子不僅租界裡有，華界裡也有。至新中國成立前夕，上海近420萬的居民中，除了少數外僑和中國富人住著花園洋房，以及100多萬貧民住在城市邊緣的棚屋里外，絕大多數居民，包括中國和外僑的一些白領階層都居住在各式各樣的弄堂之中。弄堂和弄堂房子總面積估計達2000多萬平方米。居高俯瞰，滿目所及都是一片片櫛比鱗次、此起彼伏的弄堂房子的屋頂。難怪王安憶在《長恨歌》裡說：「上海的弄堂是壯觀的景象—它是這座城市背景一樣的東西。」
魯迅在《上海的兒童》裡對低級弄堂是這樣描寫的：「倘若走進住家的弄堂裡去，就看見便溺器、吃食擔，蒼蠅成群地在飛，孩子成隊地在鬧，有劇烈的搗亂，有發達的罵言，真是一個亂哄哄的小世界。」在這樣的弄堂裡，居民為了減輕房租負擔，往往把房子橫七豎八地劃分為許多小間，上面還要搭上閣樓，出租給外地到上海來謀生或逃難的人，自己做起了「二房東」。因而這裡人口密度高、成分雜、居住條件惡劣。
還有些大型的、擁有數百戶甚至成千戶人家的弄堂，儼然就是一個城中之城。裡面雜貨店、小吃店、理髮店、老虎灶、裁縫店，應有盡有，甚至還有工廠。上海的「弄堂工廠」大多由一兩個技術工人帶著幾個徒弟興辦，利用大廠扔下來的邊角料或下腳貨，因材施用，精心設計，竟製造出許多物美價廉的生活必需品，並在小商品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
而上海「弄堂生意」中最具特色的，無疑是那此起彼伏的叫賣聲。魯迅先生在《弄堂生意古今談》裡說，弄堂裡的那些叫賣零食的聲音既漂亮又具藝術性，使人「一聽到就有饞涎欲滴之慨」。除了有叫賣零食點心的，還有叫賣青菜、豆腐、瓜果、雞蛋的，時而還有活雞活鴨。每隔幾天還有修理棕棚、補皮鞋和彈棉花之類的人上門服務。他們各行有各自的叫賣腔調，讓人一聽便知道是什麼行業的人來了。此外，還有算命的、化緣的，晚上還有賣炒白果的。夜深人靜時，說不定還有令人毛骨悚然的為家中病孩招魂的長嚎聲……
弄堂裡賣什麼的都有，大家互相也都很瞭解，日子過得挺豐富多彩的。街上時不時會有耍猴的經過，每到這個時候，我們整個弄堂裡的小孩子基本上是傾巢出動。
李真惠（生於1940年代，配音演員）
上海老弄堂的照片，我拍了快兩萬張。
樂建成（生於1950年代，攝影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