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1930年代。
作家。
2000年中央電視台邀請蘇叔陽先生參加新年晚會，並朗誦詩歌。先生在家排練節目時嗓子裡咳出了血，開始還以為是用嗓過度，後來才知道是癌症轉移。蘇老先生回憶說：「第一次發現癌症時，有兩個多星期不是很愉快，想不通。後來一想通，發現哭啊鬧啊都不現實。那時候我就天天爬樓梯，病房在6樓，上上下下鍛煉身體。」在精神上，蘇叔陽的一位鄰居給了他很大的啟發：「這位老大姐也得了重病，她說她是倒計時活著的，這個月做一件自己能完成的事情，下個月再做一件。我也想倒計時活著，每個月都做一件能完成的事情，這樣會有成就感，會覺得沒有虛度年華。」
涸轍之鮒，相濡以沫
20世紀50年代的鄰里關係，就像我在《夕照街》描寫的那樣，有一種良性的習慣。因為當時解放了，大家生活都一樣，所以彼此互通有無。你買的醬油多了點就給我點，家裡缺鹽就到鄰居家要點，如果來了賣大白菜的，大家互相通知去排隊買白菜等等。你在大街上，年輕人碰到老年人總會問候一句：「老爺子，您遛彎兒？」或者說：「您吃了嗎？」沒有一個年輕人會說髒話，當然不能說一個也沒有，反正只有極少極少的人會說髒話。
總之，50年代鄰里間是非常親熱的，北京人那種良好的習慣，今天實在是很難再見著了。那時候可以說是「涸轍之鮒，相濡以沫」，彼此關係都很好。這種關係，在老捨先生寫的《四世同堂》裡也有表現。
別把心門鎖起來
當時如果哪家孩子買醬油沒買成，家家給送點醬油，表示同情和慰問。有人問我說，北京有這風俗嗎。我說，這不是風俗。北京人確實是這樣的。比如端午節到了，要吃粽子，有的人家手頭緊，買不起粽子，別人包粽子的時候，可能多包一兩個給送去。這家送一兩個，那家送一兩個，沒買粽子的人有時吃得比別人還多一點。還有包粽子時沒有粽葉了，別人可能多買了，就馬上送給你。這個關係在我少年的時候，感覺到很親切。
20世紀60年代就比較僵化了，有人人自危的感覺。到了70年代「文化大革命」就更厲害了，家家閉門鎖戶，誰也不和誰來往。「文革」的時候，我每天早晨起來就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心裡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