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親
恐怕沒有人會把砍樹和結婚聯繫在一起，但是讀過《詩經》的人都知道這樣兩句：「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說的是如果沒有媒人就會婚事不成，就如同沒有斧頭就砍不了樹一樣。媒人後來又稱為冰人、紅娘、月老……他們是相親過程中的中心人物。
曾幾何時，相親是一個時髦的話題，無數的青年男女們篤信著「千里姻緣一線牽」，而把終身大事交付給那些熱心腸的紅娘們。「相親」幾乎成為20世紀60年代國人的集體記憶。充當紅娘的人物很多：老師、朋友、鄰居、親戚，居委會大媽……
早一些的相親傳統而隆重，紅娘的作用不可小覷。他會著重介紹雙方的優點，男女雙方對於對方的信息獲取基本上都來自紅娘。婚戀尚不完全開放的年代裡，雙方的戀愛不過就是幾次見面、談話而已。頂多就是訂了這門親事後，一直到結婚才算真正地在一起。在有的地方風俗裡，結婚後，還要給紅娘「謝媒禮」。
後來的相親相對簡單而開放，一般紅娘會將雙方約在一起，介紹雙方相識，便走開。被介紹認識的年輕男女，就會逛逛公園、壓馬路、聊天。不過，後面的事情還是要紅娘來完成。沒看上眼的就會跟紅娘說對方不是很理想，很簡單就了結了。如果看上眼了，想繼續下去，介紹人就會去打聽打聽女方的意思，然後女方就會開始問些條件。於是這就算介紹戀愛的第一步成功了。
相親看似很老套，信息時代，人們相識的手段和媒介簡直太多，何必再用這種老掉牙的方式呢？不過，這種古老的媒介方式，如今依然有著它獨特的魅力。近幾年來，很多人已經開始重新接受這種方式，去尋找自己的另一半。
邂逅
張愛玲說，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要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無涯的荒野裡，沒有早一步，也沒有遲一步，遇上了也只能輕輕地說一句：「哦，你也在這裡嗎？」
這就是邂逅的感覺。沒有「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的浪漫風景，也沒有「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唯美詩情，有的只是在平淡中不平淡地相識，然後靜靜地愛上。
20世紀70年代末，《廬山戀》上映，講述了一個發生在廬山的美麗愛情故事。在壯美的山川映襯之下，男女主角從邂逅到相戀，直至生死相依，透露出的都是那種激情飛揚的愛情。據說這部電影初映之時，觀者如潮，轟動非凡，許多人將之看了許多遍。除了片中時髦的裝束與美麗的風景，男女之間的自由相戀的清新氣質也打動了無數的觀影人。那愛情純淨清澄如湖水，羞澀朦朧如月下花影，沉醉迷人如空谷悠揚的回音。原來戀愛還可以這樣談。
相對於相親的目的性，邂逅通常與結婚無關，這樣的愛情更加接近於世人都嚮往的「純粹的愛」。而且，一旦走進婚姻，便是百年之約。也許是街頭，也許是運動場，也許是商店，也許是影院，即便只是到樓下買個菜，也許就會遇上那個等了你好久的「命中注定」，然後說一聲「交個朋友吧」。有人說，校園是邂逅的最佳場所。在這個遠離社會侵染的象牙塔裡，每個人心中都裝滿了詩情畫意。一個背影，一聲問候，都有可能成就一個故事，甚至是一段婚姻。
寫情書
書信作為情感交流的載體，在電話、網絡發明之前，它幾乎是戀人之間維繫情感以解相思的唯一方式。傳統的書信是一種有魔力的東西，它純粹的手工性質—書寫、貼郵票、粘信封、到郵局投遞，神奇的空間轉移以及那寫信和收信時候必需的等待過程，都有著足夠的時間讓情愫得以萌發。
20世紀的戀愛，有很多人選擇了用書信來傳情戀愛。很多經人介紹認識的戀人通常都會相互通信，用這種方式來進一步瞭解對方，以確定是否繼續交往。儘管相處在同一個城市，但是書寫出來的情感似乎比面對面的情感來得更加強烈而真摯。這種方式對服役的軍人來說，是十分穩妥與現實的方式，因而，那時候的軍人談戀愛，幾乎都是筆談。
不過，儘管相思難耐，但不是所有的書信之中都帶有強烈的情感色彩。由於政治環境與道德標準的不同，各個年代的戀愛信都有著自己獨特的方式與特點。20世紀50年代的「同志宣言」，60年代的「斗資批修」，沒有人願意被扣上「小資產階級情調」的帽子而在信中大談愛意，取而代之的是「思想鬥爭」、「談工作、談學習」。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書信中的稱呼才變得較為親暱，「親愛的」、「我愛你」這些字眼才羞澀地流露筆端。
幾乎是一夜之間，這種古老的傳情模式就被「信息化」所吞沒。現代人的戀愛，早已經拋卻了鴻雁傳書的旖旎，電話、電子郵件、短信讓情感傳遞變得更加高速，那種日日等待來信的焦急已經消失無蹤了。然而，那些塵封許久的情書，那種明明滿腔話語，卻又提筆難落、字斟句酌的心情，那種妙不可言的幸福，卻依然在人們的心間……
寫信的內容都是講政治，「你愛我，我愛你」這些話根本不講。結婚之後才會談談生活上的事情。
廉清賢（生於1920年代，勞動模範）
畢業兩年後我們就結婚了，但是4年之後我們才調到一起。20世紀80年代，有了打印機了，我設計了信紙、信封，把稱呼和落款都印上，專門用來給她寫信。
毛衛寧（生於1960年代，導演）
送信物
每個年代都有屬於它們不一樣的精彩。
社會風氣尚未開放的20世紀50年代，給自己的心上人送一方手帕，都是一種甜蜜溫馨的場景。這方手帕，飽含著珍貴的愛情誓言，禮輕情義重，往往會珍藏一生。在「紅色」的潮流中，又實用又革命的《毛主席語錄》成為戀人之間最好的定情信物，如果一方是軍人，往往還會送給對方毛主席徽章。帶著「同志」一致的人生信仰，這些有著時代特色的定情物，顯得格外珍貴。
在紅色浪潮過後的20世紀七八十年代，定情物變得十分簡單、隨意。不過，樸素的定情物並非漫不經心，往往也費了一番苦心去選擇，那裡面藏著說不出口的愛意，筆記本、鋼筆等成為首選。也有的人選擇用情書作為定情物，纏綿的詩句以及浪漫的話語更是任何一種實物都不能替代的情感慰藉。
近30年的時間裡，西方文明傳遞給中國的不僅僅有經濟模式，連戀愛的方式也在悄悄變化，玫瑰花和巧克力在情侶之間開始風靡。捧著玫瑰花的男孩站在風中，溫柔地等待心愛的女孩，或是牽著手，一起去吃甜蜜的巧克力。愛的情緒被風吹散，融化在空氣裡。
我平時不戴首飾，唯一戴的就是當年我先生送給我的一塊手錶，戴了20多年了，這是我們愛情的紀念。
鞠萍（生於1960年代，主持人）
看電影
Ilovemymotherland,Ilovethemorningofmymotherland.（我愛我的祖國，我愛祖國的清晨。）
這句台詞出自於電影《廬山戀》。男女主人公在說出這句台詞的時候，坐在觀眾席上的戀人們的心也不由自主地蕩漾不已。
看電影，是城市中男女戀愛的一種方式，也許自有電影以來，就沒變過。電影院最火的那些日子裡，看電影是一種時髦的戀愛方式。儘管很多時候，他們所看的電影都與愛情無關。電影票炙熱搶手，談戀愛的小青年，往往要排很長時間的隊才能買到。碰上大家都愛看的電影，有時候托人才能買到。拿到好不容易搞到手的兩張電影票，都會興奮半天。帶著電影票約人，成功率幾乎是百分之百。下班後，甩開一天的疲憊，戀人牽手走進電影院，買上些話梅、爆米花、冰棍，一邊看著銀幕上的悲歡離合，一邊肆意享受屬於自己的甜蜜。兩張小小的電影票，幾乎能夠囊括戀愛時期的所有回憶。
一般都是比較進步的電影，《上甘嶺》之類的。看完電影之後，就出去走走逛逛，當時也不談什麼，大家都覺得有些羞澀。
廉清賢（生於1920年代，勞動模範）
有一次我們去青年宮看電影，他騎車馱著我，花一毛錢給我買了瓶汽水，五毛錢買了一袋餅乾。冬天的哈爾濱路面結冰，地上很滑，一個不穩，我們倆都摔到了地上。汽水打了，餅乾也撒了一地。
袁晶（生於1950年代，列車長）
我和老婆談戀愛看的第一部電影是《李小龍傳奇》，1989年，在淮海電影院。
施振華（生於1960年代，上海第一百貨公司員工）
情人牆
上海外灘從外灘公園至金陵東路，有一條長約1700米左右的防洪牆。這條看似普通的牆還有一個十分浪漫的名字—情人牆。這也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上海戀人們的集體記憶。
上海人普遍住房條件窘迫，一家七八口人擠在十幾平方米的斗室司空見慣。男女青年到了談戀愛的年齡，如果到對方家裡去，就必須在家人的目光關注下呢喃低語、眉目傳情，其尷尬程度可想而知。如果到戶外，那時沒有什麼咖啡館、酒吧、茶坊，因而，情侶們便只好「蕩馬路」，可是人跡稀少、燈光灰暗的地點又不夠安全。於是，這些情侶們便不約而同地來到了外灘這條防洪牆。
每當夜幕降臨的時候，成百上千對青年男女，就會悄然出現在外灘，開始上演如今的人們無法想像的「集體戀愛」的話劇。一對對熱戀中的情人，在這裡整齊地排列著，各自耳鬢廝磨。1978年的某一天，有好事者在黃浦江外灘北京東路到南京東路一段200米長的江岸邊做過統計，有600對情侶在談戀愛，平均一米距離就有3對戀人6個青年男女。當年有個《紐約時報》的記者記錄了當時外灘情人牆的情形：「沿黃浦江西岸的外灘千米長堤，集中了一萬對上海情侶。他們優雅地倚堤耳語，一對與另一對之間，只差一厘米距離，但決不會串調。這是我所見到的世界上最壯觀的情人牆，曾讓西方列強陶醉的外灘，在現代中國，仍具有不可估量的魅力。」
這裡確實是一個很好的戀愛場所。沒有人打擾你，也不用擔心會碰見熟人，因為大家來這兒的目的都很明確，就是談情說愛。於是，旁若無人，一門心思也不怕別人笑話你。即使陷入熱戀中的人們忍不住做出一些親暱的舉動—握手、摟腰、親吻，別人也會熟視無睹。浪漫又不用任何消費，而且面對的是可以見證神聖愛情的黃浦江。試想，明月當空繁星點點，江波閃閃搖曳倒影，清風陣陣沁人心脾，身邊簇擁的是心愛的人兒……那是多麼美好。
如今，在外灘情人牆談戀愛，已經成為一代上海青年的甜蜜往事。水泥做的防洪牆，已經被花崗岩、大理石與鑄鐵雕花欄杆所取代，但是那段青春記憶將永久存在。
「情人牆」是「文革」的時候開始叫的，那個地方風景好，視野開闊。上海房子少，沒有地方談戀愛，所以大家就都瞧準了外灘這個地方。
匡麗英（生於1950年代，照相館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