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鳴九
毫不起眼的小老頭
在20世紀50年代的北京大學，每年新生入學時，各系都要舉行大規模的迎新活動，在西語系，活動的一個主要內容，就是畢業班的老大哥帶領新生在校內整個燕園裡走一遭，三三兩兩，邊走邊介紹，特別深入細緻。在那次活動中，我記憶最深刻的就是從畢業生的介紹裡知道了北大西語系的教授陣容很強，有一大批著名的學者：趙蘿蕊、吳興華、張谷若、聞家駟、陳占元、郭麟閣、吳達元、田德望，等等。而名人中之名人，則是兩位超出於這些正教授之上的「一級教授」：馮至與朱光潛。
在北大的幾年中，做系主任的馮至，我們常能見到，而朱光潛先生，則是很難見到的，全系師生會一年難得有幾次，他也不大出席。只有那麼一次，一個小老頭兒從附近穿過，有同學告訴我：「那就是朱光潛。」
他大名鼎鼎，但毫不起眼，身材矮小，穿一身深藍色卡嘰布中山裝，踏一雙布鞋，像圖書館的一個老員工。他滿頭銀髮，高懸在上，露出一個寬大的額頭，幾乎佔了半個腦袋。他步履穩健，全身透出凝重肅穆之氣。
我與朱光潛先生開始有具體的接觸，是從北大畢業分配到《古典文藝理論譯叢》工作之後的事。
《古典文藝理論譯叢》是文學研究所辦的刊物，1953年剛成立的文學研究所當時還隸屬於北大，老老少少的研究人員基本上都是從北大的中文系、西語系、俄語系與東語系抽調過去的。
我是剛畢業的年輕大學生，於是到幾個編委那裡聯繫跑腿、接送稿件的任務就由我承擔。我對這種跑腿工作特別喜愛，因為每一趟都有學術內容、知識含量，實際上是對一位又一位權威學者的「專訪」，是聽一堂又一堂的「家教」，是吃一頓又一頓的「小灶」，這對於一個剛大學畢業的青年來說，實在是一件樂事。那個時期是我一生之中最值得懷念的。也就是在那時，我與朱光潛先生有了直接的接觸。
朱光潛的家是在燕南園腹地的深處，環境格外幽靜。我見到朱光潛的時候，他已經六十多歲，雖然瘦小單薄，白髮蒼蒼，但精幹靈便，精神矍鑠。他寬而高的前額下一對深陷的眼睛炯炯有神，老是專注地注視著甚至是逼視著眼前的對象，手裡則握著一隻煙斗，不時吸上一口，那態勢、那神情似乎面前的你就是他觀察分析的對象，研究揣摸的對象。他專攻過心理學，寫過心理學方面的專著，坐在他面前，你會感到自己大腦裡的每一道皺褶似乎都被他看透了。
作為學者，他對刊物選題與編譯的意見都很明確、乾脆，絕不含糊圓滑，模稜兩可，而對於刊物之外的任何學術理論問題，他又有嚴格的界限，絕不越雷池一步，絕不高談闊論，枝葉蔓延。
如果說我曾經感到他身上有一種肅穆之氣的話，在接觸之後，我更確切地感到他有一種由內而外，並非刻意求之、而是自然而然滲透出來的威嚴。
他講起話來一副非常認真的樣子，一口安徽桐城的鄉音，聽起來相當費勁。他臉上一般是沒有笑容的，但有時笑起來卻笑得咧著嘴，像是從心底裡蹦出來的。這種笑經常是他在講了一個自認為得意的想法或意見時才有的，而且，這時他會停止說下去，將那咧開了嘴的笑停駐在臉上，眼睛盯著你，似乎在等著你的回應。
幾次接觸後，我就確切地感到，他是一個很自主的人，很有主見併力求影響別人的人。他絕不跟對方講多餘的話，但當我小心翼翼從業務工作範圍裡挪出去一小步，恭維他身體很好時，他會很和氣，很善意地告誡我：「身體就是要鍛煉，每天不必要長時間，但一定要堅持。」當我又稱讚他的太極拳打得好時，他以權威的口吻提示我：「跑步，最好的運動是慢跑，每天慢跑半小時，它給我的身體帶來的好處最大。」（我見過他在校園裡跑步的樣子，步子不大，節奏不快，身體前傾，姿態有點可笑。）
從此以後，我一直牢記他這一經驗之談，並傚法他的健身之道。每當我身上的惰性佔上風時，我就會想起他的經驗之談，腦海裡浮現出朱光潛先生在燕南園邁著小步慢跑的瘦小身影。
美學理論王國的「王者」
《古典文藝理論譯叢》於1957年創刊，最後一期出版於1966年，前後十年，共出版了十七冊，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每冊三十萬字，總共約500萬字。它全面地、精到地介譯了從古希臘羅馬一直到20世紀整個西方文藝批評史中的名家、名著、名篇，幾乎每一個課題都有一個專集，有的更佔有兩個甚至兩個以上的專集，如悲劇理論、喜劇理論、浪漫主義創作論、現實主義創作論著等。
它是新中國成立後少有的一個啟蒙渠道和西方櫥窗，它為我國的西學文化研究，為後來幾十年西方文藝批評史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編委會中，朱光潛與錢鍾書之所以得到格外的尊崇，原因就是他們都是西方文藝批評史的真正權威，學養深厚，著作等身。朱光潛所譯的黑格爾的《美學》，就是提前在這個刊物上問世的，他還特別為美學問題的專號趕譯了德國19世紀後期著名的心理學家、美學家立普斯的長篇論文《論移情作用》。
在美學理論王國裡，朱光潛是一個矜持、肅穆、有尊嚴的「王者」。他對他在美學問題上的每一個論敵，不論是什麼傾向、什麼身份的美學家，從打著馬克思唯物主義、現實主義的旗幟，娓娓動聽贏得了不少信眾的；到有資格的老左翼理論家，乃至哲學美學界的新秀，他都沒有放過，幾乎給每個人奉送了一長篇大文，或為批評，或為商榷，或為反駁，大有舌戰群儒之概，頗有橫掃千軍的架勢。
「文革」前夕，《古典文藝理論譯叢》停辦，此後我就再沒有見到朱光潛，直到十年浩劫結束，朱光潛重新活躍在學術舞台上。他受聘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擔任該所的學術委員。當時每個研究所都提攜了幾個已嶄露頭角的青年人擔任學術委員。正是在這個場合，我有幸成為了這些學長的「同會者」和「共事者」。
1978年11月在廣州舉行的全國外國文學工作規劃會議上，那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召開的規模巨大的「西學」會議，中國學術文化界從事「西學」的名家大儒馮至、朱光潛、季羨林、楊憲益、葉君健、卞之琳、李健吾、伍蠡甫、趙蘿蕤、金克林、戈寶權、楊周翰、李賦寧、草嬰、辛未艾、趙瑞蕻、蔣路、樓適宜、綠原、羅大岡、王佐良等悉數參加，還有與人文學科有關的高校領導以及文化出版界的權威人士吳甫恆、吳巖、孫繩武等名流，濟濟一堂，竟有兩百多人。
在這次大會召開前的幾個月，我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得到啟發，借了這股「東風」，提出了針對日丹諾夫論斷，重新評價西方現當代文學的問題，並在我主持科研工作的研究室與刊物組織了學術討論，引起了馮至所長等前輩的關注與重視。為了使廣州會議有充實的學術內容與新意，決定讓我到大會上作一個主題發言。
我的整篇報告是對日丹諾夫論斷的全面批駁。日丹諾夫是斯大林的意識形態總管，以敵視西方文化、打棍子、扣帽子、對國內作家進行粗暴打擊與迫害著稱。他把整個西方現當代文學藝術斥之為反動、頹廢、腐朽的文藝，是為著名的「日丹諾夫論斷」。我的那個報告實際上就是為西方現當代文學藝術徹底翻案。
會後的反應相當熱烈，不少德高望重的師長當面向我表示了熱情的讚許與鼓勵。我知道，與其說是報告的內容充實，不如說是因為長期壓在文化學術界頭上的一塊巨石第一次受到了正面的衝擊，講出了很多人想講卻一直沒有講出來的話。
朱光潛先生的反應更是熱情，他走過來跟我握手，連連稱道：「講得好，講得好。」第二天，周揚前來會見大會的全體代表，朱光潛特意將我從後列拽了出來，拉到周揚的面前說：「周揚同志，他就是柳鳴九，他在大會上作了一個很好的報告。」可是，周揚卻沒有什麼反應。但不管怎樣，朱光潛引見的意圖既有將我當做他自己的弟子輩，加以親切善意的鼓勵，更有促使對日丹諾夫論斷的抨擊加以肯定的願望。
廣州會議之後，我與朱光潛先生只有一些零星的交往，主要都是他作為師長輩對後生的關懷。如他托人轉告我，說狄德羅有一篇短篇小說很有價值，建議我把它譯出來；再如，他不止一次贈書給我，題詞很是客氣，總用「賜教」二字，他對後輩學生的這種謙遜，使得我很是慚愧，愈加感到他人格境界的高尚。
推石上山永不停歇
朱光潛先生辭世後，我不止一次地想起他，不論是從學術業績方面，還是從精神人格方面以及人生軌跡方面。
他著作等身，譯文浩繁，西方文藝批評史上、美學哲理史上的幾乎所有重大問題，所有名家經典，他無不涉及。只要進入這個領域的每一個地區，都能看到這個思想者——一個小老頭的身影坐在那裡，握著拳，支著下頜在進行思考。
他的精神人格之所以值得景仰，並經得起推敲，就在於他是一個純粹的學者。他只專注於學術，心無旁騖。作為學者，他最突出的精神品質是「毅」與「勤」，像他那樣作出了厚重的學術業績，產生了那麼大量的論著與譯著，並且是以康德、黑格爾、克羅齊、維柯等這樣一些高難度的人物與文本為研譯對象，如果不是每天從不懈怠、堅持長時間艱苦的腦力勞動，那是不可能達到的，這對於早年就已經功成名就、有條件「歇一口氣」的老學人更是不容易做到。
他必須排除紛繁的世俗干擾與世俗誘惑，而為了使他瘦小的身子能扛得住這樣永無間歇、艱難枯澀的精神勞作，他就從不間斷地堅持打太極拳、跑步，儘管跑得那麼手腳笨拙，姿態可笑……據他的家人回憶，直到他逝世前幾天，他還手腳並用，親自爬上樓，為他翻譯的維柯著作查對一個註釋。
在從燕東園到燕南園的平靜書齋裡，他一直瞄著自己內心裡的目標，一點一點實現他的宏圖，最後獲得了豐收。從論著《西方美學史》、《美學拾穗集》、《悲劇心理學》、《藝術雜談》到譯著黑格爾的《美學》、萊辛的《拉奧孔》、維柯的《新科學》，一一出版問世，而且大有泉湧之勢。他的精神品格常常使我想起加繆筆下的西西弗斯，他終生推石上山，週而復始，永不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