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發具體時間，具體到幾點幾分；
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有幾趟航班，怎麼銜接，如何接送；
上午十二點之前不要安排活動，以保證下午和晚上的活動精神飽滿；
不和不相干的人吃飯，如果非吃不可，說好多長時間，時間一到，告辭走人；
某個活動在幾點開始，幾點幾分應該到達休息室，從休息室到會場需要走幾分鐘；
演講會場最好能容納一千五百人以上，演講桌要標準高低，擺放的鮮花裡不要有香水百合，話筒的效果要好，最好有返聲系統。
……
就這樣，每到一處，即使提前告訴劉墉出發時間，他還會自己算一下：你讓我幾點幾分下樓，太早了，再推後三分鐘。當你覺得時間差不多了，從服務台打去電話，他會說：不是說好了嗎？我會按時下去。
在劉墉的眼中，時間是以分鐘計算的。報紙記者要採訪，他會先問：你做什麼欄目？打算做多大版面？如果是電視採訪，他會問：節目打算播多長時間？問完後，他會按照自己把握的時間接受採訪，差不多時就會打住，並提醒採訪者：我回答的內容已經超過你的需要了，內容已經夠用了，可以停止了！
我曾經事後問他：不怕得罪記者嗎？他說，我的時間有限，下面又有其他活動，採訪者應該尊重採訪對象，他事先不做「功課」，來了以後再慢慢聊天，這是浪費我和他自己的時間。
同樣，他也不愛和人吃飯。有一次劉墉作為嘉賓，被邀請參加全國圖書訂貨會。訂貨會期間，當地政府為赴會嘉賓舉辦了一次大型宴會，市長親自主持，因為劉墉名氣大，主辦方特地把他安排在市長旁邊就座。可沒想到，宴會開到一半時，劉墉就謝宴告辭了。眾人無奈，只好把他送回賓館。事後不少人認為劉墉不通情理。
可對劉墉來說，為了人情、面子的應酬，不僅浪費他寶貴的時間，還毀壞身體，別人沒權力這樣要求他。他要對得起自己，把省下來的時間用來想別的事，哪怕是休息一會兒，也比耗在飯桌上強。
他的經紀人說，劉墉每次來大陸，她從不輕易安排他應酬場面。同樣，劉墉自己吃飯也不需要別人陪。這樣兩方面都省心，把他放進最好的賓館，再給一張「簽字畫押」的行程表，一日三餐隨他去就行。
但是，劉墉也愛操閒心。他住多了世界一流飯店，知道人提供什麼樣的服務。他說，花多少錢，就該享受相應的服務。所以他會經常給所住的飯店找麻煩：比如衛生間浴缸的水龍頭，安放位置不好，顧客得撅著屁股、趴下身子去擰；房間裡沒有提供毛毯；空調溫度不夠或過高；菜單上明明寫的是羊肉，做出來的卻是牛肉，等等，都會讓他抓住不放。為此，有人開玩笑說，除了畫畫、寫作，劉墉做個五星級飯店的總經理也沒問題，飯店任何不到位的地方，都逃不過他的眼睛。
因為是中國人裡的美國人，劉墉說「不」的時候沒有心理障礙。而他旁邊的人，就得為他說「不」的事情去作解釋，不然別人會覺得他不通人情，難以理解。這個艱難的解釋工作，常常由他的經紀人曲小姐來完成。
對暢銷書作家來講，簽名售書是個體力活，尤其對劉墉來說，更是這樣。「墉迷」們大都很年輕，熱情非常高，無論在哪個城市，他的簽名現場都會被圍得水洩不通，常常創了當地的簽售紀錄。這樣一來，不僅苦了劉墉，也給接待方帶來了壓力。
每到此時，劉墉都要求：簽名時間為一小時或一個半小時，為了照顧更多的讀者，每人只簽一本，只簽名，不簽時間、祝詞。
可是簽名現場，很多孩子已經辛辛苦苦地排隊等了兩三個小時，其中還有白髮蒼蒼的老奶奶或老爺爺，替上學的孫子來排隊。讀者的手中，少則一兩本，多則三五本，甚至還有多達幾十本的，那往往是整個班的同學派來的代表。
不少「墉迷」都會說出各種理由來，要求劉墉破例多簽一段話或一個時間：為我遠在他鄉的女朋友寫幾句話吧！為我生重病的同學寫幾個字吧！遇到這種狀況，劉墉一概委婉而堅定地拒絕。我們則在旁邊不斷地扯著嗓子解釋：「對不起，不能破例，請諒解！」
但是，劉墉說，他又是美國人裡的中國人。舉辦簽名會時，為了滿足主辦方簽名的需求，劉墉常常提前交代：主辦方要簽的書拿到賓館裡，在他休息的時間簽名。這樣一來，主辦方送來的書有時竟多達
二三百本，劉墉二話不說，保證給他們都簽上。
雖然給現場的讀者每人只簽一本，但劉墉每簽一本，都要抬頭向讀者說一聲謝謝，為了讓讀者滿意，他右手簽字，左手握手，而他的簽名速度又很快，每分鐘幾乎二十本，這樣頻繁地抬頭低頭，肯定會頭暈。連我們在旁邊幫著翻書，抬頭低頭的幅度不大，一個多小時下來都會頭暈得想吐！劉墉說，這是對讀者的尊重，我必須抬頭看他們一眼。
兩雙襪子成了心病
2001年秋季，劉墉和劉軒同被邀請來北京做活動。其間要接受中央電視台《聊天》節目的採訪，因為劉軒匆匆從美國趕來，沒有帶適合上電視的衣服，劉墉同意把自己的信用卡借給兒子用，但說好了，回美國後馬上還。
劉軒打聽了一下，得知國貿的購物環境最舒服，服裝都是世界名牌，在那兒肯定能買到稱心的衣服。他請曲小姐和他同去，給他做參謀。
國貿中心當然都是世界名牌，兩個小時下來，劉軒買到了滿意的衣服，老爸信用卡裡也少了一萬多元人民幣。臨出商場，劉軒想起要買一雙襪子，順便也給劉墉捎了兩雙，以表孝心。曲小姐說，給劉墉買的那兩雙襪子，每雙一百多元。
回到飯店後，劉墉看著兒子買來的襪子，半天沒說什麼。
從此，那兩雙襪子成了劉墉的心病。回紐約後，劉墉把那兩雙襪子混在了一堆襪子中，因為沒記清那兩雙襪子的長相，就再也找不出來了。他不甘心，又特意把所有的襪子穿了一遍，但是他的腳丫子也辨別不出哪兩雙是值一百多元的，為此他跟曲小姐抱怨過好幾次，囑咐她別再陪著劉軒當冤大頭了。
在劉墉的眼裡，不管是不是名牌，自己覺得好用就行，好吃就行，一個人對自己一定要老實。
劉墉愛喝紅酒，但是在大陸期間，無論誰請客，他都只喝國產紅酒，婉言謝絕昂貴的洋酒。這裡也有一個故事，還是和上哈佛的兒子有關。有次，為了孝敬老爸，劉軒給劉墉買了一瓶很名貴的紅酒。劉墉喝了幾口，發現這幾百美元一瓶的紅酒，和十幾美元一瓶的紅酒，在他嘴裡差別不大。從此，他就堅決不讓兒子給他買名貴的紅酒。
與其說這是節儉，不如說是劉墉的務實。對於消費，劉墉有他獨特的奢儉觀。
他說有的人，有一櫃子的衣服，但到了關鍵場合，卻總也找不出一套像樣的，那平時何不少買幾套，把錢積攢起來買一套高檔的？有的人，家裡買了一屋子的東西，時間長了發現毫無用處，卻又捨不得扔掉，那些東西豈不成了垃圾？
六七年來，劉墉每年都要來大陸一次。每次他的衣箱中都放著同一件風衣，同一套西裝，同樣的幾條領帶，幾件襯衫，兩雙皮鞋。雖然不多，但件件都是世界名牌。他說這些衣服永遠不過時，搭配起來省心省力。
而發傳真時，能在一張紙上寫清楚的，他不寫第二張，一張寫不滿，他還會把空白的紙切下，省點發傳真的錢。打長途時，無論是他打給我們，還是我們打過去，絕沒有一句囉唆話，談工作就是談工作，沒必要聊天。
但是，來大陸後，劉墉每天都在固定的時間要和妻子通半個小時的電話，每天晚上，他先用手機給妻子撥過去，然後，妻子再從美國撥過來。他從不讓接待方支付這個話費。生活與工作，劉墉分得清清楚楚。
在和出版社談版稅時，劉墉為了自己的版稅會斤斤計較，以爭取最大利益，他說：「談生意的時候，誰不精明？」而在為失學的孩子捐款時，他又很慷慨，以每年五所的速度，幫助偏遠地區捐建希望小學。
什麼樣的心，才會點滴在心？
演講時，劉墉有一個習慣：上台前他需要五到十分鐘的時間，獨處養神，心裡再過一遍演講的內容。哪怕這個題目已經講過很多遍了，每次上台，劉墉都希望給聽眾一個印象：他是第一次講這個題目。為此，劉墉希望自己的注意力能夠高度集中，這樣他就能觀察到現場聽眾的反應。
劉墉說：我會用一半腦子演講，另一半腦子觀察聽眾，看他們的表情是不是專注，看他們的情緒是不是隨著我講的內容走。這是一個職業演講者應該做到的。
10月25日在福建泉州華僑大學的那場演講，在中文系的階梯教室舉行，因為場地較小，很多學生站到了台上，人越站越多，最後把劉墉圍了起來；正好那天又趕上下雨，不少進不來教室的學生像猿猴一樣趴在窗戶上，淋著雨聽講。
按照我們的推測，這種演講環境肯定影響劉墉的發揮，但是，那天劉墉的情緒一直很飽滿，時不時跟那些掛在窗戶上的學生說幾句話，演講結束時，他說：「今天，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同學的臂力，兩個多小時，你們居然一直掛在那兒沒掉下來，真讓我佩服，今天你們最不容易。」
劉墉的「點滴在心」體現在很多時候。在貴州工業大學演講時，會場氣氛非常熱烈，很多年輕人都爭著提問，這樣坐在前邊的學生機會自然多一些。幾個問題之後，劉墉建議：給後面的或擠在門口的同學一個機會。話音剛落，就見門口的人堆裡擠出一個瘦小的男生，他跑到台前，拿過話筒，問完問題後，居然又擠回原來的人群中。劉墉沒有馬上回答他的問題，而是說了句：「這是個守規矩的同學，本來他擠進來，問完問題後，並沒有人讓他回去，但他自己又擠回去了。讓我們先給他掌聲！」
劉墉從不吝於表達他的感激，別人哪怕一點點的付出和犧牲，他都心存感激。接受宴請，感謝主人飯菜好吃，味道不錯；別人送的小禮物，很獨特，非常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