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方面，讓我們的信念及價值觀體系影響自身評價信息和證據的方式是合乎情理的，這是一種便捷的方法。它能讓我們避開查明事情真相的繁雜工作，比如在決定前要選擇確鑿的證據、瞭解提出的陳述是否合理或調查信息來源有多可靠。既然我們不可能有時間、精力、興趣或專業知識來幫助我們親自審核所有的觀點，那麼依賴對值得尊敬的人的信任來作出決定和選擇就是可以理解的。的確，這種做法可以理解，卻形成了盲點，有時，我們盲目地拒絕了某些應該更加認真考慮的證據，而也有些時候，對那些我們應該更加仔細審核的證據卻輕易就接受了。
◎世界觀使你相信模糊證據
已有的世界觀和信念體系會讓我們產生模糊證據的盲點，之所以模糊，是因為這個盲點阻礙了我們清晰地去瞭解證據。社會學教授、《該死的謊言和統計數據》一書的作者喬貝斯特提供了一個典型的錯誤證據的例子，那些錯誤證據明明應該被質疑，卻被盲目地接受了。貝斯特引用了1995年某一學術期刊中提出的陳述：「自從1950年以來，美國社會每年被槍殺的兒童數量都在翻倍。」貝斯特說，這一陳述不可能真實，如果1950年僅有1個兒童被槍殺，那就意味著1951年有2個兒童是槍擊案的受害者，然後1952年4個，1953年8個，然後依次類推。
「到1960年，數字就應該是1024，1965年的數字是32768……到1970年時，死於槍擊的兒童數量就應該超過100萬；1980年時，這個數字應該是10億（超過了美國總人口的4倍）。」為什麼如此多受過良好教育並且具有相當智慧的人——期刊的編輯、論文的評審、在博士論文中引用該數據的博士生、評審學生論文的教授等——都沒有質疑這一數據？我懷疑，他們的價值觀使他們對現實生活中的暴力事件非常敏感，任何旨在降低暴力行為的社會項目他們都傾向於表示支持。正如貝斯特在書中反覆指出的，我們往往會毫無疑慮地接受對我們的項目有利的數據，而拒絕那些跟我們觀點相反的佐證性數據。
◎證據無法解決紛爭的兩個原因
當人們對不同問題的意見無法達成一致時，如「全球氣候變暖的威脅有多嚴重」，人們就這一問題提供的證據根本無法解決爭端。其中一個原因是一方觀點的支持者總是會忽視或不接受另一方提供的證據。常常，他們都認為對方的證據來源並不可靠，要麼是錯誤的，要麼是故意欺騙人們的。他們認為提供證據反駁自己觀點的對方都是在耍陰謀，為了達成自己的目的而有意掩蓋真相。
不幸的是，這樣的指控經常在現實中出現。美國物理協會主席羅伯特帕克寫道：在最近幾年，如果我們要學習一些東西……我們不能不加評鑒地就接受權威機構的保證。我們看到煙草公司在極力壓制尼古丁成癮及吸煙對健康影響的研究；核工業、化學品公司、藥品製造商、汽車工業——幾乎所有的機構都在不斷掩蓋事實的真相。聯邦政府也和核武器製造商一道，策謀掩蓋工廠附近的核輻射的消息。
因為我們知道這種欺騙能夠也一定存在，所以，對於和自己不一致的觀點，我們總是試圖通過駁斥對方在欺騙或耍陰謀來進行攻擊。
某些證據對爭端而言影響力很小的第二個原因是我們所知道的並不完整。許多事情要求我們填補空缺。例如，羅伯特帕克認為，科學家們對全球氣候變暖有不同意見的原因很複雜，並不是因為他們對真實數據和其中的物理現象觀點不一致，而是因為回答「全球氣候變暖的威脅有多嚴重」這一問題需要推斷未來的情況。這就要求基於過去的事實來做假定，而我們過去的知識也是不完整的。那怎樣來填補呢？帕克說我們在用早期形成的世界觀來填補，即「在母親懷裡學會」的觀點，因此，全球氣候變化的爭論就變成了價值觀的爭論，而不再是有關科學的爭論。世界觀對思維的控制會導致我們對不斷出現的證據漠不關心，只有當那些和我們價值觀接近的人突然開始轉換他們的立場，承認氣候變化是非常嚴重的現實問題，此時，我們才會重新考慮這些證據。
◎遺漏的證據和盛行模式的影響
在我們要解決的難題中，總是會存在遺漏的片斷。正如暢銷書作家、社會科學家和社會活動家裡安埃斯勒所寫的那樣，盡力理解遠古發生過什麼，就像是「拼一個巨大的拼圖，而且拼圖有至少一半已經被破壞或遺失，因此，不太可能完整地重現出來」。當我們努力重現上周或去年的某些事情時，即使只是遺漏部分片斷，對我們而言這仍然是一個挑戰。當然，要確定在微小得看不見的原子世界發生了什麼，或者要瞭解他人心裡隱藏著什麼，那就更加困難了。
然而，埃斯勒寫道：「最大的阻礙……並不是我們缺乏如此
多的片斷；真正的阻礙在於當下盛行的模式讓我們很難精確地對已有片斷作出合理的解釋和推論。」盛行的模式就是我們已經形成的世界觀，包括其中的一整套價值體系。所有微小的信息，只要它們符合自身世界觀，我們就會盡力將它融入自己的知識體系中，形成一個整體，以便於更好地認知世界。我們的盲點就在於，我們會選擇性忽略一些不符合已有世界觀的信息片斷，並且會毫不思考地就接受符合世界觀的信息片斷。我們怎樣能消除這一盲點呢？
策略：沉住氣，證據不足時別開口
當我們依照自己的世界觀或價值觀來篩選證據時，我們怎麼能克服隨之而導致的盲點？什麼方法能幫助我們更清晰地瞭解證據的真實性？
◎策略1：停下來並自我詢問以找到清晰的證據
解決上述問題的第一個步驟就是，當這種盲點發生時，我們要注意到自己沒怎麼思考就作出了判斷。2003年7月，我讀過一封讀者寫給編輯的有關指控籃球明星科比犯強姦罪的信。那封信的作者賴恩霍利維爾是這樣開頭的：「面對有關科比性侵犯的鋪天蓋地的新聞，我越來越覺得恐慌。看上去似乎每個人都確認了這是個事實，即使目前根本就沒有確切的證據，陪審團也沒有裁定，律師也沒有進行辯論。」霍利維爾指出，有些人「一心想看到科比的形象崩塌」，以至於他們自動地假定他是有罪的，而另外也有些人得出結論說指控科比的人就是在說謊，她只是想訛詐一些錢，然而，「這個年輕女人並未提供證據」。誰說的是真相？是科比還是指控科比強姦的女性？這封信的作者請求大家意識到，在判決之前，回答這一問題的最好答案就是「不可能確定」或「不確切」，因為我們並沒有看到證據，只有提供了有關這個事件的一些證據後，才能幫助我們重建當時事件發生的原貌，比如哪些發生過，哪些沒發生過。因此，解決無法清晰地辨別證據這一盲點的第一步就是放慢速度並詢問自己：「證據是什麼？哪些證據符合自己的世界觀？」
◎策略2：開放態度——「這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
臨床心理學家肯摩斯一直接受殘疾兒童父母的咨詢，他講過一個來訪者的故事。瑪麗是個3歲的小姑娘，最近被診斷出有嚴重的聽力損傷。瑪麗的媽媽不相信這個診斷，堅持認為瑪麗能聽到他人在背後小聲叫她的名字。聽力矯正專家要求媽媽證明，於是她就讓瑪麗轉過身去背對著自己，然後大聲地叫了聲「瑪麗！」與此同時，她還在木地板上跺了跺腳。由於感覺到了振動，瑪麗就轉過身來看著媽媽，而媽媽則一臉勝利地望著專家。
此刻，聽力矯正專家可能會對這位媽媽的反應感到震驚，他其實是想努力地讓媽媽認識到瑪麗聽力測試的不良成績，並促使她承認測試結果更為精確。如果他這麼做也許可以改變媽媽的態度，但是，也可能無法動搖。他的這種做法有可能反而導致瑪麗的媽媽更固守自己的觀點。他該怎麼辦？
肯摩斯建議，聽覺矯正專家可以採用提出「這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問題的方式。他可以這麼說：「瑪麗失聰的事實看起來你沒法接受，能跟我說說，如果我的診斷沒錯，這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嗎？」如果瑪麗的媽媽這樣回應：「這將意味著，我的孩子從此以後將不再有正常的生活……不再會快樂……不再會體
會愛的快樂，也不會有自己的孩子……」那麼專家可以說：「如果你真的相信這些，那麼我完全能理解你為什麼不能接受瑪麗的診斷。」此時，聽力矯正專家就步入了良好的溝通軌道：他確認了媽媽不能接受女兒的診斷結果。他也為他們種下了種子，也許有其他的方法來考慮瑪麗及她的病情。也許這個診斷並不一定就會帶來瑪麗的媽媽所恐懼的那些事情。
「對你來說這意味著什麼」是一個關鍵的問題，因為它能深入我們拒絕證據的核心，即觸及我們潛在的痛處。對瑪麗的媽媽來說，採取拒絕的態度在邏輯上沒有絲毫意義，但是從心理上來講，她需要減弱這種現實帶來的突如其來的痛苦，尤其當「它意味著什麼」是如此令人崩潰時。
「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的確是很關鍵的問題，因為它能幫助人們辨別自己所擁有的價值觀、面臨的事實或證據會存在威脅，會讓我們產生恐懼感。一旦我們看到某些事實會威脅到自己重視的東西，比如某個我們十分珍視的價值觀或希望，我們也就更能面臨挑戰，能以更開放的心態來評估當下的證據。
◎策略3：從兩方面深入考察證據
當考慮問題前，有了清晰的證據和開放的心態後，我們要提出更難的問題。
當他人的表述跟我們的信念矛盾時，我們應該詢問：
◆這一跟自己觀點相反的表述是否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是有效的？
◆是否他人的觀點也有些是真的，即使可能只有一小部分真實？
◆對於他人的這些表述，我能在多大程度上肯定它們毫無
用處或完全不真實？
當他人的表述符合我們的信念時，我們應該詢問：
◆是否有可能我們提供的某些證據基礎並不穩固？
◆我們聲稱真實的東西是否隨著事情的發展而永遠真實，還是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會有限制？
◆在多大程度上我能肯定，這一證據不需要附加條件就能成立？
當人們誠實地回答「我有多肯定」這個問題時，他們經常能發現並不是百分之百肯定。就像陪審員一樣，在我們不確定心中的疑慮能否最終形成一個切實的、有根據的懷疑，不確定這樣在決定自己是否相信之前，就應該更進一步調查。
◎策略4：積極尋找和先入為主觀點相悖的例子
假如你帶一些學生出去參觀旅遊，參觀完博物館後，孩子們歡呼著跑到大巴上，你點了一下人數，發現只有22人，還缺一個。你重新數了一遍，這次正好是23人，剛好是你希望的數量，這時，你告訴司機可以開車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