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傾聽時，我們會盡力去瞭解事情對他人來說到底是什麼樣子。這很難，也並不是我們對待他人故事的典型反應方式。哲學家奈爾諾丁斯描寫了一位老師如何看待班上一名討厭數學的男孩：「我想，這兒有一個問題。我必須幫助這個可憐的孩子愛上數學，然後他才會學得更好。」但是，諾丁斯提出了問題：當老師這麼說的時候，她做了什麼？她沒有去理解這個討厭數學的學生到底是怎麼想的。相反，她將自己的想法強加給了學生，她說的是：「如果你試著愛上數學，就一定能學好。」
大多數時間裡，難道我們不都是這麼做的嗎？為了克服這個盲點，我們必須在考慮問題時留有餘地，不但要依據自身經驗來定義問題，同時也要站在他人的視角上來理解問題。
◎策略3：使用藝術作品和模擬練習來體驗不熟悉的世界
有時，我們可以通過藝術作品來學會不同的觀點：讀一部小說或看一部電影，都能讓我們領略到某種跟自己的觀點完全不相同的世界觀。有個眼科醫生曾經跟我描述過他的一次經歷：他給一個從小就患有白內障的病人做了手術，自認為手術非常成功，但是患者卻抱怨手術結果，所以他覺得很沮喪。因為患者的情況有些複雜，導致手術特別棘手，然而，手術卻幾近完美。他為這次手術感到很驕傲，所以還向好幾個同事炫耀一番，甚至還打算寫個小論文來描述這次成功的手術。
但是，患者不但沒感激他，而且在後來的隨訪中不斷抱怨：她搞不清楚自己所看到的事物有什麼意義，光線太強，所有一切都令人迷惑，她寧願有白內障。對於醫生來講，這個患者的反應有些莫名其妙。直到有一天，他讀了劇作家布賴恩弗萊爾的《看不到的故事》，這個劇中有個角色和那個患者有相似的經歷。由於看到劇中該人物眼裡的世界，他開始能理解那個患者的處境，和她產生了一絲共鳴。
模擬練習是指我們暫時性地去體驗一些情景，如模擬盲人或坐輪椅，其目的就是獲得某種准經驗知識。正如在電影、舞蹈、文學作品或繪畫領域中一樣，模擬經驗都是我們克服盲點獲得新視角的有力方式。
◎策略4：否決前詢問自己：「什麼時候我也需要這麼思考？」
弗朗茲卡夫卡的中篇小說《變形記》讓我覺得很惱火，我的意思是，當主人公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了一隻巨大的甲蟲，一隻無助的甲蟲時，我就想，「真蠢！」後來，一次偶然的機會，我跟學校文學系的教授弗朗聊天，談起了自己對這本書的感受。弗朗對甲蟲體驗到的情緒作出了評論，然後問我：「難道你沒有那種感受？」她的問題讓我有些震驚。我的答案是我確實有過和甲蟲類似的感受，而且對這種體驗還有確切的名字，我把它叫做抑鬱。現在，我會將這本書看做關於抑鬱以及其他一些相伴隨的情緒，如挫折和無助的書，而不再會將之視作有關甲蟲的故事。事
實上，現在我也能理解為什麼這本書會讓我如此惱火：當我被抑鬱侵襲時，我對自己很不耐煩，同樣，對別人也極其不耐煩。當他們的行為就像是書中的甲蟲那樣時，我就希望他們迅速地恢復過來，這恰恰就是我對甲蟲的感受。
當我們很難採取他人的觀點看待世界時，有時，它其實是一個詢問自己的機會，我們可以問問是不是自己的生活中也有類似的情緒。也許表面上看起來差異很大，但是其中相似的情緒也許會讓我們和他人的經驗連接起來。
◎策略5：我們有哪些共同的基礎
有時，雖然我們會努力去理解和強調換位思考的重要性，但仍然可能會陷入僵局。例如，墮胎這一話題就似乎永遠也沒法達成共識。有些人會將胎兒看做人，而也有些人不會，那麼他們怎能找到共同基礎來討論這個問題？自由派活動家、新教牧師吉姆瓦裡斯在他的《上帝的政治：左右為何如此分歧》一書中建議，我們仍然能找到共同的價值和目標，這樣可以讓不同政治觀點的人協作來解決一些問題，甚至是分歧最大的墮胎問題。
瓦裡斯寫道：「難道主張墮胎合法化和反對墮胎合法化的元首們不能尋求共同的行動基礎實實在在地來降低墮胎率，而一定要將墮胎作為一種政治象徵嗎？為什麼不同政治觀點的人一定要強加嚴格的石蕊測試，而不是一起努力應對青少年懷孕問題、改革領養制度及幫助弱勢地位女性？當然，大多數人，無論是主張還是反對墮胎合法化的人都不想看到青少年成為未婚媽媽，也不希望女性使用墮胎作為節制生育的方法，更不願看到絕望的女性被送進監獄。我們能談論的就是如何更好地減少大家都不願見到的後果和提升幾乎每個人都樂意看到的局面。例如，如果我們為折磨單親母親的貧窮感到悲哀，那麼，我們可以將話題從完全無果的墮胎討論轉移到解決貧窮問題本身，比如，提供某些項目，讓女性接受教育從而提升他們家庭將來的經濟收入。即使我們在問題的某一方面無法達成共識，但是仍然可以去關注類似的共同目標。
視野拓展：發生誤解意味著雙方都有問題
我們誤解他人，他人也會誤解我們。當別人不能從我們的立場考慮時，我們會作出什麼評判呢？一般來講，我們會產生一些常見的懷疑。別人看不到我們的觀點時，如果我們不認為他們愚蠢，也會認為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有些不足。例如，當他人作出的評論對自己造成了侮辱，我們又不能將這種評價歸結為他們「無知」或「愚蠢」，那麼，我們會覺得，他們一定不敏感、太自私或自以為是。
一個朋友告誡我說，如果我不將白頭髮染色，別人對待我就一定會不同。有一次好幾個月我都沒染頭髮，也忘了朋友的提醒。那天我去看醫生，遇到了一名年輕的護士。當時，我拿著一本複印的兒童書籍，書的作者是曾經寫過獲獎小說《洞穴》的作家路易斯薩奇爾。我因為深深地被《洞穴》這本書吸引，所以決定看看薩奇爾的其他書籍，那天就正好拿了他的這本兒童書籍。這本書的書名——《女孩浴室中的男孩》——及封面的圖片清晰地表明這是一本兒童書籍。護士看到後評論說：「我知道你在讀什麼。」我開始跟她說起薩奇爾。「是的，」我回答說，「確實是本兒童書籍……」但是，我還沒說完，她就拍著我的手說：「親愛的，這也沒什麼，這可以讓你的心態保持活力。」
此刻，我真的非常容易將她的這一行為認定為粗魯的、不敏感的或者無禮的，為什麼把我當成一個老人呢？然而，我清楚地從她的其他話語和行為中知道，她都是在以周到、體貼、關懷的方式跟我交流。她之所以那麼做，並不是因為她不關心別人，而是因為她有盲點。同情他人需要兩個元素：第一是真正關心他人，第二是通過他人的眼睛看待世界。因此，即使是非常關心他人，仍然很有可能會做不到真正同情他人，因為可能無法設身處地地從他人的角度來考慮，從兒童研究中就能明顯地看到這種情況。
學齡前兒童普遍都富有同情心，即使是蹣跚學步的孩子也願意幫助哭泣的同伴。但是，因為他們只會從自己的視角出發，所以幫助行為總是無法切中要害。在一個研究中，13個月大的嬰兒莉薩努力在安慰另一個正難過的孩子。她們的媽媽都在附近，你認為莉薩會將哭泣的夥伴拉到誰的媽媽那裡？作為成人，我們會知道哭泣的孩子肯定想要自己的媽媽。然而莉薩卻不知道，所以她竭盡全力將夥伴牽到自己的媽媽身邊。莉薩無法理解其他孩子的視角，但是她顯然不是自私或缺乏同情心。
在日常生活中，當某人沒有考慮到別人的視角時，許多人很快就得出結論，認為這個人不夠敏感或沒有同情心。黛博拉泰南在她的書中提出，女性經常會向周圍的人發起「煩惱傾訴」，在這種傾訴過程中，女性們只是想告訴別人自己遇到的各種問題，這樣不至於在當時的情境下覺得孤單，也就是希望當下有其他人能理解她們的感受。相反，男性則對此採取另外的反應方式，他們想盡力幫助別人解決問題。
倘若我發起了一次這樣的「煩惱傾訴」，而男同事們一味地給我提供解決問題的建議，很可能，我就會覺得挫折和沮喪。也許，我會覺得他的反應真是讓人難以理解，因為，很顯然當下我只是需要傾訴。因此，別人沒有意識到這點就必然是愚蠢的，或者，如果不是愚蠢，那也是不敏感的、傲慢的，或完全以自我為中心的，他只是想抓住任何一個機會提供自己的建議，顯得他多能幹似的。
同樣，如果我是男性，召開一次會議希望解決工作中的某一問題。如果有個女性領導一直在給予我同情而不是盡量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我就會覺得很受挫。也許，我會感覺她的行為非常不可理喻，很顯然，此時同情於事無補，我需要的是解決問題的具體措施。因此，她一定是愚蠢的，或者，即使不愚蠢，那她也是一個不稱職的、無效的、水平低劣的團隊領導。
一般來講，我不會認為僅僅只是他人存在盲點，因為我發現，當他人錯過了某些重要方面時（我看到或意識到的方面），我也會錯過某些重要的點（他人看到或意識到的點）。我曾經看過一個有關溝通的紀錄片，紀錄片強調了黛博拉泰南有關「煩惱傾訴」和「問題解決」的觀點。其中一個片斷是這樣：一個沮喪的男人盯著鏡頭說：「我不理解為什麼我在努力幫助她時她會發狂。如果你愛某個人，當她告訴你正被某個問題困擾時，你難道不是很想幫助她解決這個問題嗎？」從他的話中，你可以看到他其實存在盲點，也就是沒有理解他妻子「煩惱傾訴」的需要，但是你也能看到他妻子的盲點。她沒有意識到丈夫幫她解決問題的建議其實蘊涵了他的關愛。有時，承認雙方都存在盲點能讓我們更好地傾聽。
干擾：怎麼對待截然相反的觀點
在我的一個課程裡，我常常會要求學生完成一個叫做「截然相反」觀點的作業，就是讓學生們去探索和他們自己截然相反的生活方式、態度或一系列信念，他們可以自由選擇主題。結果是，一個公立學校的老師選擇的主題是有關家庭教育的，再生派基督徒探討了基督教科學派的情況，來自愛荷華州農場的男孩調查了城市皮條客的狀況，一個老師考察了兒童多動症藥物的使用情況，忠實擁護喬治布什進行伊拉克戰爭的人考慮了貴格會信徒的反對觀點，而一個主張墮胎合法化的女性探討了對待墮胎問題的不同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