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後台，我緊張地反覆翻看我那五張小卡片，腦海裡不斷地想著接下來演講中要強調的重點。我透過幕布瞥了一眼，看到觀眾席裡坐了1600位高中教師和聯邦及本州的教育官員。這些老師不是普通的教師，他們教授大學預修課程，是美國最好的高中老師，負責為大學輸送最聰明的學生。
這是美國大學理事會的年會，該理事會負責監督SAT考試。數百萬美國高中生如果想接受高等教育就必須參加SAT考試。
加斯頓·卡珀頓是西弗吉尼亞州的前任州長，現任大學理事會主席。他邀請我在這次大會上發表主題演講。他只囑咐了我一句：「好好給他們講吧！把他們帶到未來，啟發他們重新思考在全球化世界裡美國教育的使命。」
這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如果我把真實想法說出來，我不知道老師們會作何反應。說實話，美國乃至於世界的教育體系都是舊時代的遺物。課程安排不僅過時，而且脫離了當前的經濟和環境危機。自從普及公共義務教育以來，方法論和教學法的各種觀點引導教育發展將近150年，而現在這些觀點又成了人類走向困境的主要原因。
在座位上耐心等候的老師們肯定都期待著我發表一次振奮人心的演說，談關於優質教育的價值。當他們聽到我說，我們教授的大部分內容和我們的教學方法將不利甚至有害於人類未來的發展時，他們能接受嗎？他們準備好了嗎？
我走上台，深吸了一口氣，然後開始了我的演講。我先是對當前的世界現狀表示了悲觀，因為我希望演講結束的時候，這種失望痛惜的情緒能讓聽眾進行反思。當談到當前危機有多麼嚴重時，我環視了一下聽眾，特別是他們的表情和肢體語言。我感覺聽眾席很安靜，但還不確定聽眾為什麼安靜了下來。當開始分析傳統教育體系時，我聽到了聽眾席上的竊竊私語聲。但是當我開始講最新分散式合作教學方法和學習模式時，聽眾的情緒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成百上千的老師們活躍起來，紛紛點頭表示贊同。到演講結束時，我意識到很多教師的教育思想比我先進，他們早已在自己的課堂裡對教育的未來提出了冷靜的質疑，並且為了讓下一代作好準備迎接分散式合作社會，已經開始試驗一些新的教育法和教學方法。
演講結束的時候，他們站起來鼓掌。我發現很多人也轉身為旁邊的老師鼓掌。對於很多人來說，那是自我肯定的一刻—感覺他們走上了正確的道路，有充分的理由去重新思考美國的教育。
教育界興起了新的討論。隨著民眾對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認同，建設五大支柱基礎設施的初步努力也取得了成效，教育家、企業家和政客都開始問：我們該如何改變才能為下一代進入新經濟、政治時代作好準備。人們首先關心的是工具，這也是合乎情理的。為了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成為高效的生產者，學生們應該學習哪些新的專業技能和職業技術，人們已經就此展開過重要的討論。
為21世紀第三次工業革命培養勞動力
高中和大學都需要開始培養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勞動力，課程安排也需要把重點轉移到前沿信息、納米技術、生物科技、地球科學、生態學、系統理論以及各種職業技能，包括製造和銷售可再生能源技術，將建築轉化成小型的發電廠，安裝氫氣和其他存儲技術，搭建智能公共事業網，製造使用氫燃料電池的交通工具，建立綠色物流網絡等。
我們的全球團隊認識到，要想讓學生在可持續發展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中生存和獲得工作，就必須讓他們具備專業技能、技術和職業技能，為此我們和大學以及學校系統合作，把它們轉化成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學習環境。
舉個例子，我們在羅馬的總體計劃就是和羅馬大學建築學院院長利維奧·德聖托利合作，與他的團隊一起將校園裡的建築改造成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基礎設施。我們引入了可再生能源、氫存儲技術和智能電力網絡。我們的目標是將大學與其他大學、中小學連接起來，形成覆蓋整個羅馬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網絡。在接下來的幾年，這個具有先驅意義的網絡將會把商業和住宅能源企業連接起來，到那時，整個網絡將成為一個完全可運作的基礎設施。洛杉磯也啟動了類似的方案，那裡的社區大學系統通過第三次工業革命基礎設施連接了起來。
加利福尼亞州的各個學區也啟動了類似的項目。中小學將與銀行以及其他營利企業合作，在校園的停車場裡搭建太陽能汽車棚。根據協議，學校的商業夥伴將資助汽車棚的搭建，並在接下來的20年間將產生的電賣給學校，協議中還規定電的售價將低於中央電網傳統供電的價格。而這些商業夥伴也會因此享受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稅收優惠措施，從這次交易中受益。
現在已經有75所中小學開始生產綠色能源，學校管理人員預測在接下來幾年內，全國各地都會採用太陽能汽車棚的創意。他們認為太陽能校園之所以如此受歡迎有兩個原因。
首先，現在經濟不景氣，學校財政開支緊縮，使用綠色電力可以節約不少能源。在靠近聖何塞的密爾必達聯合校區，太陽能電池板能供應學區一個正常學年所需電量的75%，而暑期班則可以完全自給自足。太陽能板在其使用期限內可以節約1200萬~1400萬美元電費。從2008年到2009年，在舊金山灣地區使用光電太陽能系統的學校增加了5倍，到2010年，這些學校生產的電量還將滿足3500個家庭的需求。
其次，在校園裡安裝太陽能設施也讓學生們開始熟悉新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技術，給學生們創造了自己動手的學習環境，讓他們獲取在新興的綠色經濟體中所需要的技能。布拉德·帕克是加利福尼亞州中部聖路易斯沿海聯合學區的太陽能汽車棚顧問，他說：「學生們在綠色電力的環境中長大，他們會認為社會就是這樣運作的。」
在過去10年裡，學校都安裝上了個人電腦和互聯網，這樣學生們就可以發佈信息，並與虛擬世界裡的其他人一同分享。而目前這一代學生需要掌握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技術，從而生產自己的可再生能源，在一個開放的能源空間裡與世界各地一同分享。
此外，還需要根據第三次工業革命技術設計相應的課程。教育部門開始把智能電網課程引人中小學、職業學校和大學課堂。在接下來的5~10年裡，美國從事公共事業的工人有一半將會退休。美國聯邦政府已經撥款1億美元，作為促進中學和大學引入智能電網課程的獎勵基金。能源部部長朱棣文宣佈撥款後說：「建設運營智能電網的基礎設施將給美國人提供上百萬工作崗位。」能源部預測聯邦政府的專項撥款將培養出3萬多名工人，他們能夠勝任第三次工業革命時代的新工作。
當務之急是調動學生們對電和電網的熱情。銀色春天互聯網公司專門給國家電網製造智能化的硬件和軟件。公司的市場營銷經理莉薩·馬格努森說，美國應該調動在互聯網世界成長起來的下一代年輕人的創造力。俄亥俄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的學校開始試驗新的課程表，學生的作文題目包括「智能電網將如何改變你的人生和你未來的職業」。像現在學生們通過互聯網創建、分享信息一樣，要讓他們思考如何通過電網生產能源、分享清潔電力，當他們到一定年齡的時候，他們就會創造出很多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熱門應用軟件。馬格努森說：「我們想讓公共事業再次炙手可熱起來。」
大學裡已經建立了最先進的實驗室，給下一代發明家、企業家和技術員提供他們所需的工具，讓他們創造第三次工業革命時代的突破性技術。俄亥俄州立大學有一所高壓實驗室，這種實驗室在美國屈指可數。研究者和學生們使用設備建立了虛擬的平台，模擬智能電網的特性和功能。
我們在聖安東尼奧市的總體規劃中提出，在新得克薩斯農業機械大學校園旁邊建設第三次工業革命科技園，這樣就能讓大學各個部門的研究精英和研發第三次工業革命技術和應用軟件的公司攜手合作。為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技術和商業活動，大學和私人企業很早以前就建立了類似的夥伴關係。
雖然專業技能和技術對於向第三次工業革命過渡至關重要，但是如果教育工作者過分強調技術和技能，而沒有進行更深層次的改變，那麼他們就本末倒置了。如果我們只改變學生學習的技能，而不改變他們的觀念，他們就會依舊認為教育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培養高效的勞動者。這樣培養出來的勞動者就會用前兩次工業革命的實用主義心態去開展經濟活動。而有環境意識的學生就會認為第三次工業革命技能不僅僅是成為高效勞動者的職業工具，而且能幫助他們管理我們的生物圈。
世界上最落伍的機構
工業時代之初的啟蒙運動使人們對人性有了新的認識。因為這種新的認識，人們認為教育的基本任務就是培養高效的勞動者。英語單詞industrial（工業的）一詞源自industrious（勤勞的），industrial也指與現代市場經濟相伴的一種心態，而且對現代市場經濟的成功發展至關重要。在中世紀後期，人們圍繞維持生活相對穩定這樣的理念來組織經濟活動。年輕人要想成為本行業的專家，必須先經受嚴格的學徒期的考驗。前幾章已經提過了，當時人們高度重視職業技術經驗，並且嚴格地守護著自己的技術絕不外傳，這就導致經濟活動按特定的模式不斷重複。為了能這樣繼續下去，商家規定了商品價格，並且限制產量。那時，在普通民眾頭腦裡還沒有「進步」這個概念。
industrious（勤勞的）這個詞可以追溯到教士約翰·加爾文和早期的新教改革者。這些改革者認為每個人都應該不斷努力提升自己的境遇，這象徵著他們會在另一個世界裡得到基督的選擇和救贖。在早期市場經濟時代，提升個人處境的觀點從宗教理論上的規勸變成了對每個人經濟生活的期盼。一個勤奮的人會被人所熟知、尊重，並被認為是品格優良。18世紀後期，第一次工業革命方興未艾的時候，僱主已經開始以生產力來鑒定一個人是否勤奮，工作效率高也成了個人行為的重要特點之一。像約翰·洛克和亞當·斯密等啟蒙哲學家都認識到人的本性是貪婪、功利和自私的，他們還認為工作效率高是種能促進發展進步的內在能力。
在歐洲和美國興起的公立學校運動旨在激發人類內在的生產潛能，並為促進工業革命培養高效的勞動力。由此往前推八代，數以億計的年輕人學習的都是啟蒙時期產生的人性觀點。
我們的教育理念一直都源於我們對現實和自然的看法，尤其是我們對人性和人類旅程的意義的理解。這些觀點融入了我們的教學過程。不管什麼時代，我們所教授的都是那個時代盛行的觀念。
人類的觀念隨著歷史的演變不斷變化。現在一名城市專業人員的想法和15世紀中古農奴或者兩萬年前的狩獵者大不相同。每當更複雜的新型能源體系出現，人們的觀念就會改變，這就使得社會活動聯繫更緊密、更複雜。就像在第二章提到的一樣，協調這些文明需要新的更先進的通信系統。當能源體系和通信革命相結合時，人類的觀念就會發生變化。
所有狩獵者的社會都是口述文化，主導思想是神話傳說。灌溉農業文明是圍繞書寫記載組織起來的，這樣就產生了世界上的各種宗教和宗教思想。200年前印刷技術成為交流媒介，在以煤和蒸汽為動力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中，各種活動就由這種媒介組織起來，在啟蒙時代人們的思想也由宗教思想轉變為意識形態。到了20世紀，在以石油經濟和汽車為基礎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中，電子通信成為重要的管理機制。電子通信促成了一種新的思想的產生—心理意識。
現在，分散式的信息和通信技術與分散式的可再生能源結合起來，形成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基礎設施，也為生物圈保護意識的產生打好了基礎。我們認識到人類雖然具有差異性，但是可視為一個家庭，和地球上的其他物種組成了一個大家庭，我們生活在同一個生物圈裡，並且相互依賴。
生物圈保護意識
在一個全新的全球緊密相連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時代，教育的基本任務就是讓學生意識到自己是同一個生物圈的一部分，以此來進行思考並身體力行。
我們的生物圈保護意識越來越強，在進化生物學、神經認知科學和兒童發展等領域也有了新發現，這些發現表明人類生來就是具有同情心的，我們的本性並不像很多啟蒙運動思想家所說的那樣缺乏理性、冷淡、貪婪、好鬥而且自戀。相反，人類富有愛心、熱愛交際、合作性強而且相互依賴。人類不再是「智人」，而是「同感人」。社會歷史學家告訴我們，同理心是社會的黏合劑，雖然人口越來越多樣化，越來越個人化，同理心卻使人類跨越寬闊的地域，結成親密的紐帶，這樣整個社會就團結一心了。富有同理心就是開化的開始。
隨著歷史的變遷，同理心也發生了變化。在遊獵社會，人們只同情部落裡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人。在灌溉農業時代，人們不僅同情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人，也同情那些與自己因為宗教關係而產生聯繫的人。猶太教徒把其他猶太教徒當做親戚一樣看待，基督教徒也開始同情其他基督教徒，伊斯蘭教徒也一樣。在工業時代，因為出現了現代的國家，同理心的範圍也延伸了，延伸到與自己思維相似、國籍相同的人身上。美國人同情美國人，德國人同情德國人，日本人同情日本人。如今，從第三次工業革命開始，同理心開始跨越國界，延伸到生物圈的界限。我們認識到生物圈是不可分割的社區，我們應該同情其他同胞，並把其他生物當做我們的親人一樣對待。
人類是富有同理心的物種。同理心也隨著時代發生了變化。就像在博客世界裡一樣，我們在生物圈裡相互聯繫。這些新的認識對於我們重新思考教育的任務有重大的意義。越來越多新的教學模式旨在把教育從競爭性比賽轉變成互相合作充滿關愛的學習體驗，因為學校和大學都努力想與現在的這一代年輕人溝通，這一代年輕人伴隨著互聯網長大，習慣在開放的社交網站上互動，而在互聯網的世界裡，信息是共享的，而不是存儲起來的。過去我們認為「知識就是力量」，是個人為自己獲得利益的力量。現在我們認為知識是我們要一起承擔的責任，為人類全體的福祉和整個地球負責。
在全世界各地的學校裡，從學生很小的時候，老師就開始告訴他們，他們和生物圈的活動有著密切的聯繫，他們的任何活動—吃飯、穿衣、開車、使用電器—都會留下生態足跡，影響其他人和其他生物。比如他們在快餐連鎖店裡吃了一個漢堡，這個漢堡裡的肉可能來自一頭在美洲中部牧場上食草的公牛，而為了建這一片牧場很可能把這一片的熱帶雨林都砍伐掉了。砍伐樹木意味著森林覆蓋率的下降，導致生活在那片森林中的物種的減少。樹木的減少意味著能吸收工業二氧化碳的森林也減少了，這些二氧化碳可能是由於大型發電站燃燒煤炭而排放進大氣層的。大氣層裡二氧化碳過多，會導致地球氣溫的上升，隨之影響水循環，這樣就會發生更多的洪澇乾旱災害，糧食產量就會減少，貧困農民和他們家庭的收入也會縮水。收入少了，飢餓和營養不良的情況就會更嚴重—而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盤子裡的那一個漢堡。
上一代裡的懷疑者也許覺得生物圈保護意識這種說法有點過頭了，雖然他們的子孫都欣然接受了生物圈是他們的大社區這種觀念。
著名的哈佛大學生物學家E·O·威爾遜說，與生物圈建立緊密聯繫並不是不切實際的幻想，相反，這種想法反映了我們與生俱來的一種古老的敏感性，遺憾的是億萬年來人類已經丟失了這種敏感性。威爾遜認為，人類有種內在的需求，想要親近自然—他把這種需求稱為「親自然情結」。他舉例說，對不同文化的研究調查表明，人類天生喜歡開闊的視野，綠茵茵的草地，點綴著樹木、池塘、無邊無際的田野。威爾遜認為這種原始的人類誕生之初的認同感還存在於我們體內深處，是我們「親自然情結」在基因上留下的烙印。在最近對住院病人的調查研究中，研究人員發現那些病房窗外可以看到樹木、開闊的綠地或池塘的病人，比那些沒有這種條件的病人恢復得要快。這說明了自然有加快治癒過程的作用。
「親自然情結」不局限於自然地貌，我們對進化物種也有著天生的好感。當我們觀察其他動物並和它們互動的時候，我們常常會發現我們之間的共同點。像我們一樣，其他生物也有生存的本能。它們都很獨特。每個生物都有自己不可複製的生命旅程，路上的每一天都充滿機遇和危險。我們都有脆弱的一面—只要活著，不管是穿過森林的一隻狐狸還是穿行在大都市的人，都會面臨危險。我們特別喜歡哺乳動物，因為它們不僅外表上和我們相像，其他方面也驚人地相似。它們是有感覺的生物，會撫育自己的幼兒，表露情緒，互相學習，而且還會創造初始的文化，代代相傳。它們通過玩耍和梳理毛髮建立社交關係，並像我們一樣通過複雜的社交禮節表達情緒。
威爾遜還表示，我們不僅能認同其他生物的情感，並且能夠感同身受。總而言之，我們能同情它們。誰不曾設身處地體會其他生物的感受—不管是我們身邊的動物，還是偶然碰到的野生動物？當我們看到一匹小馬駒在開闊的草地上玩耍嬉戲，因為活著而充滿欣喜，或者遇到一隻受傷的松鼠，因為疼痛而扭動著，並且驚恐不安，這時候我們就會充滿憐憫之情—通過這種方式我們認識到有種生命奧秘把地球上所有生靈都聯繫了起來。同情其他生物就是認可其他生物也在努力生存發展。我們確定他們的生命也有內在價值，就像我們的生命一樣。我們通過同情來表達我們與其他生物的情感紐帶。
雖然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過與自然相通的經歷，但是在高度現代化的高科技社會裡，我們與自然界以及其他生物的接觸不斷減少。有史以來第一次，絕大多數人類生活在人工的環境裡，幾乎與自然界隔離開來了。威爾遜和越來越多的生物學家、生態學家都擔心缺乏與自然界的接觸將真正威脅到我們的身體、情緒和精神狀況，最終阻礙我們人類的認知發展。
如果我們不能重獲內在的「親自然情結」，毫無疑問，我們就無法產生生物圈保護意識。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五大支柱僅僅是幫助我們重新融入自然的工具。它們讓我們認識到這個與其他生物一起共享的生物圈是緊密相連的，並基於這個認識重新組織我們的生活。除非我們能改變我們的世界觀和行為—也就是形成生物圈保護意識，否則，第三次工業革命就會夭折。
重獲「親自然情結」
那麼我們要怎樣把生物圈保護意識融入我們的生活，才能重新建立我們與自然的聯繫、恢復地球原貌，拯救人類呢？
已故英國哲學家歐文·巴菲爾德談過人類當前面臨的情況。他說人類與自然的關係經歷過兩個階段。
人類誕生以來，90%以上的時間都在採摘野果和狩獵，我們的祖先與自然的接觸既直接又親密。那時人類與自然界不分你我。那時人類的生活方式很夢幻，生物與自然互動，相互交織，在一種令人費解的混亂中相互交換—人類學家把那個時代稱為無法區分的迷霧時期。
人類就像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一樣，每天的生活都按照自然週期和四季變化來安排。「地球母親」不僅是一個比喻，而是狩獵採集者賴以生存的真正原始存在。因此，人類對她充滿敬畏，又愛又怕，全因地球的友善，人類才能完全依賴她。
人類的生產方式從採集和狩獵轉變為農耕後，人類與自然的關係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完全依賴地球的慷慨與恩典變成把地球當做資源不斷加以控制和管理。馴化動植物以後，人類就開始把自己同自然界隔離開來，給人類行為和動物行為設置了虛擬的界線。在中世紀後期，開化指的就是除掉野蠻的動物性。人類一代比一代自覺，一代比一代獨立，但是卻失去了以前那種和自然的親密關係。
巴菲爾德寫道，人類現在正處在與自然關係第三個階段的開端—在這個階段人類重新融入自然界，但不是像我們祖先那樣因為依賴自然、敬畏自然而這樣做，而是為了成為生物圈更廣闊社區的一部分而有意為之。這就是生物圈保護意識。但是巴菲爾德沒有進一步闡述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過程，越來越自覺和自立的人類該如何轉向，主動自願地重新發現自身與自然的相互依賴關係。充分認識這個歷史過程對我們重新思考如何教育當前和以後的年輕人、讓他們具有生物圈保護意識具有重要意義。
每一次能源通信系統更複雜的更新換代都會導致更加明確的分工，這樣又會促進個性化發展，加強自我意識。標誌著簡單的狩獵採集時代的稱謂—不分你我的「我們」變成了屠夫、麵包師、蠟燭台製造者等各種稱謂，每一個人都越來越意識到自己的個體性，因為他們在社會上的不同分工，使得這種個體性具有了可能性。甚至今天，通過姓氏我們也能推測出其家族世代相傳下來的技藝：史密斯（鐵匠）、坦納（硝皮匠）、韋弗（紡織工）、庫克（廚師）、特雷納（馴獸師）等。
人類不斷增強的自我意識是一種心理機制，這種心理機制使得我們的同理心不斷增強。因為我們的個性意識越來越強，我們認識到我們的生命是獨特的、不可重複和脆弱的。這種「唯一一次生命」的存在感讓我們能夠體會別人獨一無二的人生旅程，讓我們能夠對別人表示支持。我們表達的方式就是採取憐憫的舉動，幫助別人，讓他們的生命盡可能地完滿。憐惜他人就是慶祝他人的存在。
如果我們生來就具有同理心，生來就有親近自然的本能，那麼我們該如何喚醒和增強我們這種依戀自然的感情呢？威爾遜說：「必須讓心理學家也加入進來。」我們需要心理學家來幫助我們喚醒埋藏在我們人類潛意識裡的親近自然的本能。這種提議得到了眾多支持。
創造了「生態心理學」這一詞語的西奧多·羅薩克在他1992年出版的《地球的聲音》（TheVoiceoftheEarth）一書中，強烈地貶損了精神病學家。他寫道，美國精神病協會在診斷和統計手冊中列舉了300多種心理疾病，但是卻沒有提及人類有可能因為缺乏與自然的接觸而遭受精神上的困擾。他說：「心理咨詢師已經詳盡地分析了各種不正常的家庭和社會關係形式，但是與環境的不正常關係卻連概念都還不存在。」羅薩克還舉了一個強有力的例子，診斷和統計手冊把「分離焦慮症定義為因為與家園分離或與深愛的人分離而產生的強烈焦慮感。但是在當今這個焦慮時代，沒有什麼分離比與自然的分離更常見。」羅薩克還向精神病學界發出了挑戰，他說應該提出一個以環境為基礎的心理健康的定義。
羅薩克說，心理壓力很可能是與自然分隔造成的，此時心理學界也有人加入了這場討論。「生態自我」一詞是由深層生態學家兼哲學家阿爾內·內斯造出來的。深層生態學家認識到，如果人們把自然當做工具看待，他們就會把其他生物僅僅當做滿足人類需求的資源。一旦把其他生物客觀化，人類就永遠不會從內心認可它們像我們一樣是獨一無二的，它們也具有內在的價值觀，應當被當做目的，而不是工具。深層生態學家強烈反對許多傳統環境保護論者，因為他們提倡的保護觀的基礎觀點是管理自然資源完全是為了人類的享受。
內斯和其他我認識並欽佩的著名生態學家在看待人類與其他動物的關係上還是有不妥當的地方。雖然他們主張要關懷其他生物，但是他們與其他生物的關係認知層面多於情感層面。生態心理學的另一位先驅學者喬安娜·梅西說，通過重新發現我們與其他生物的情感和認知聯繫，我們對「自我」的定義就從個人延伸到了生態。通過同情某種動物的困境，我們才能跨越精神上的隔離，重新與我們動物性的根源聯繫起來。我們開始設身處地地體會其他生物的情感，把它們當做我們大家庭中的一分子。我們同理心的範圍擴大了，我們的「自我」的範圍也擴大了。
我們不僅對其他生物產生情感上的認同感，而且這種認同感還延伸到了生態系統和生物圈。對重新喚起「親自然情結」的描述最恰當的，應該屬環境活動家約翰·錫德。在思考熱帶雨林命運的時候，他說：「我只是努力記著不是我，約翰·錫德，想保護熱帶雨林。而是我在保護自己，因為我是熱帶雨林的一部分。最近人們開始覺得自己也是熱帶雨林的一部分。」具有自我意識，延伸至生態界的自我，努力地重新加入構成生物圈的各種相互依賴的關係。當巴菲爾德講述人類發展第三階段的時候，他腦海裡想的應該正是這個。
培養我們的孩子，讓他們像擴展的生態自我一樣思考—也就是具備生物圈保護意識—將是我們面臨的時代考驗，並將決定我們是否能創造一種與地球新的可持續發展的關係來及時減緩氣候變化，防止人類滅絕。
教育工作者已經意識到未來潛伏著各種危險，他們開始質疑：「教育的基本任務僅僅是為了經濟效益嗎？」難道我們不該同樣重視發展青少年的內在同理心本能以及與自然的聯繫？只有這樣，他們才能作為大家庭的一分子來思考和行動，這個大家庭不僅包括我們人類，還包括其他生物。
分散式合作課堂
新一代的教育工作者開始解構伴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課堂學習過程，創造不同的教育體驗，鼓勵學生形成擴展生態自我，建立生物圈保護意識。傳統主導的教學方式從上而下，目的是為了培養具有競爭性而且獨立自主的個體。現在興起的分散式合作教育方式，目的是讓學生意識到知識的社會屬性。新的觀點認為智力不是可以繼承的或者積累的智慧，而是分佈在人們中間的一種共享的經歷。
新的學習方法反映了年輕的一代在開放的學習空間裡和社交網站上學習和分享信息、想法和經驗的方式。分散式合作學習可以讓21世紀的勞動者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經濟作好準備，第三次工業革命經濟運行也基於相同的原則。
更重要的是，通過學習以一種分散式合作的方法來思考和行動，學生會逐漸認為自己是具有憐憫心的生物，並且是各種關係中的一部分，是更廣闊社區的一部分，也是整個生物圈的一部分。
分散式合作觀點首先認為學習是具有鮮明社會特性的經歷。我們通過參與社會活動而學習。傳統的教育倡導學習是個人的經歷，但實際上，「人與人互動產生的想法和個人思考產生的想法一樣多」。雖然我們很喜歡獨自思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我們想法的實質都和之前與其他人互動的經歷相聯繫，我們從這些經歷中吸取了共享的意義。新教育改革者倡導打破藩籬，不論在現實生活中，還是虛擬世界裡，都讓更多人加入分散式合作的學習環境中來。
社交網絡的普及和網絡上合作式的參與方式讓教育不僅僅局限在教室，而是通過互聯網形成了全球的學習環境。學生們通過雅虎和Skype網絡電話在虛擬課堂上與遙遠的同齡人聯繫。當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在虛擬世界裡實時地加入同一個學術任務和課堂項目時，學習就成為一種延伸至全球的橫向體驗。
在伊拉克戰爭時期，布魯克林科技高中的學生和瑞士溫特赫爾李氏學校的學生一起參與了虛擬課堂的項目，他們一起探尋不同文化是如何看待這場中東戰爭和其他全球衝突以及和平倡議的。學生們交換看法，互相提問，通過在線聊天室、視頻會議和公告欄一起合作完成虛擬課堂的任務。
在一次交流中，一名瑞士學生說，他認為大部分美國人都支持這場戰爭，馬上就有兩名美國學生進行了反駁，第一個學生有個叔叔就在駐伊拉克的美軍部隊裡服役，第二個學生的父母是巴勒斯坦人的後代。學生們在網絡虛擬課堂討論時，往往對離自己國家近的衝突感興趣。有位美國學生問一名瑞典學生，在他那裡年輕人買刀買槍是否跟在紐約一樣容易。
課堂的擴展讓年輕人可以與文化差異很大的同齡人交流，這能加強他們的同理心能力。這樣教育就真正成了全球性的體驗，從而加快了向生物圈保護意識的轉變。
在學習環境通過網絡世界向全球擴展的時候，學校的學習環境也在本地範圍內擴展。教室和社區間的傳統障礙已經漸漸消失，因為學習已經變成分散式的經歷，涉及文明社會中更廣闊更多元化的社會空間，教育的方式不僅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
在過去25年，美國高中和大學開始把服務學習項目引入課程安排中來，這是一種極具同理心的合作教學模式，這種模式改變了數百萬年輕人的教育體驗。學生要志願參與身邊的非營利組織，加入社區倡議團體，幫助有需要的人，改善社區人們的生活水平，這是畢業要求的一部分。根據美國教育部的數據，千禧一代中每五個人就有四個在高中時期參與過社區服務。
芝加哥的記憶橋項目訓練南部貧窮社區的學生照顧養老院患老年癡呆症的病人。這個芝加哥項目的特別之處在於這些學生很多都來自破碎的家庭，在赤貧中長大，毒癮、犯罪、暴力是常見的生活方式，冷漠的行為是必要的生存策略。幫助那些連最簡單的事情做起來都有困難的無助老人喚醒了學生的同理心，讓他們從內心高牆裡走出來，加強了長久以來被抑制的交流能力。
為餐館、健康門診、環境項目、家教項目、咨詢中心和其他非營利社區活動提供服務改變了學生的學習體驗。與來自社會不同階層的形形色色的人接觸激發了這個國家年輕人的同理心本能。研究調查表明，當學生突然進入一個陌生的環境，並需要接觸和幫助他人的時候，他們的同理心就會大增。這種經歷往往能改變人生，讓人們對生命的意義有新的認識。其他國家的學校也開始實施服務學習的課程計劃。
有些中學和大學提高了服務學習的地位，把它加入學術課程表中來。由於學生直接參與，各個科目「活了起來」。學生不僅可以通過課堂也可以通過直接參加社區服務來學習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生物學、數學、音樂、美術、文學等。
例如，在社會研究課堂上討論聯邦和各州預算重點以及在日益老齡化的社會裡年輕一代照顧老年人的義務問題，那些幫助照顧過老年人的學生就可以根據自己服務學習的經歷發表觀點。在經濟上，年輕人應該為老年人付出多少？尤其當這種付出意味著將影響他們改善自己未來生活的時候。當學生們有與他人一起參加社區服務的經歷時，課堂討論就會變得更息息相關、更切實、更廣泛。
扁平式學習
當人們在一起討論的時候，把他們的經歷結合起來得到的結果要比一個人思考的結果更理想。分散式合作教育就是基於這個觀點。
第一個發現扁平式學習具有巨大價值的學者是倫敦大學附屬醫院的L·J·阿伯克龍比。在20世紀50年代進行的研究中，阿伯克龍比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事實，當一批醫科學生跟著醫生查房並一起對病人的病情進行診斷時，他們得出的結果比單個學生陪著醫生去查房時得出的結果要準確。團隊的互動使得學生有機會質疑對方的假設，發表個人看法，借鑒別人的觀察，最後對病人的病情達成共識。
我們習慣於傳統的學習環境，很少退一步好好想想，就學習過程的性質提出問題。我們只是想當然地認為我們接受教育的方式就是知識傳承的基本方式。但是我們真正學習的是構建現實和組織與周圍世界關係的方法。紐約城市大學布魯克林學院的英文教授肯尼恩·布魯費回顧了當代學習過程的主要設想，並闡述了這些設想在創造現代人思維框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布魯費從老師講起。老師的職責就是把知識灌輸進學生的頭腦裡，灌輸的方式就是與每個學生建立起權威的關係。也就是讓每個學生背誦或回答指定問題。學生背誦或者書面考試是為了嚴格遵循老師的教導。這種關係一直都是從上到下，一對一的。不鼓勵學生之間互動，不管是互相問問題還是幫助對方。因為這種行為會損害老師的權威，產生另一種扁平互動的新權威模式。一起思考被視為作弊，老師逐個對學生進行評估打分。
學生因此相信知識是以信息和事實形式存在的客觀現象，老師的任務就是把這些客觀的知識灌輸到每個學生的腦海裡。通過老師贊同或否定的回應，學生知道了每個問題有正確答案也有錯誤答案。如果在全班同學面前發表對某個問題的主觀看法，他們就會受到批評，或者受到懲罰，如果質疑老師的觀點，就會被嚴厲地責罵。布魯費對這種教育進行總結道：「根據這些基本的教育規則，學生的責任就是吸收老師教授的東西。老師的責任就是向學生灌輸知識，並且根據他們對這些知識的記憶程度進行評估。」
扁平式學習是基於一個對學習本質完全不同的定義。知識不再是客觀獨立的，而是我們對共享經歷的解釋。尋找真相就是懂得萬事萬物是如何聯繫起來的，通過與他人深入互動，我們才能發現這些聯繫。我們的經歷和相互關係越多元化，我們就越容易理解現實，越容易理解我們每個人是如何融入整個大背景的。
根據布魯費和其他教育改革者的觀點，知識是種社會概念，是在學習社區內所有成員達成的共識。如果知識是存在於人與人之間，並產生於他們共享的經歷，那麼我們的教育方式或者過程對於深層學習是不利的。我們的教學不過就是刺激回答的過程，是一種機械自動的過程，每個學生都需要按既定的規則回應灌輸給他們的指示—這和科學管理的標準運作程序很像，這種步驟創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勞動力。
同輩之間的學習把重心從個人轉移到了相互依賴的團體上。學習不再是存在於權威人物和每個學生之間孤立的經歷，而是同輩人之間共同的經歷。
現在學生分為學習小組，每個組都有指定的學習任務。老師佈置完任務就離開，這樣學生就可以組織起他們自己的知識團體。學生們需要交換想法，互相詢問問題，對每個人的分析提出意見，結合每個人的貢獻，最後得出一個共識。
小組內往往還要進行劃分，每個人都要精通學習任務裡的某個次主題。精通這個次主題的學生要與小組的其他成員分享自己的知識，當討論到自己熟悉的領域時，要引導討論的方向。這樣學生們就可以互相學習，並學會引導談話，而不是控制談話。學生也由此學會解決社交糾紛。
然後，小組再聚在一起，召開全體會議分享各組的討論結果。老師的作用就是促進學生間的討論。老師應該分享自己的專業知識，包括評價學科內存在的不同意見，以及本學科與其他知識群體一致或者相異的地方，這些都對學生們的討論有益。布魯費提醒道：「老師一定要摒棄傳統教室裡那種等級分明的權威形象。在那種情況下，學生們總是認為老師一開口，告訴他們的就是正確答案。」
在扁平式教育中，學生的角色從被動的知識接受者變成了自我教育的積極參與者。教育的目標是鼓勵學生思考，而不是表現。這種學習過程中合作的本質讓學生更加明白，獲得知識不是獨自一個人的行動，而是一個團體的事。
扁平式學習使教室裡的權威從自上而下的等級集權制變為互惠相連的民主制。學生們認識到他們需要為自己的教育負責。為自己的教育負責就是要適應彼此的想法，以開放的心態對待不同的看法和觀點，能夠接受批評，樂於助人並且願意為整個學習團體負責。這些都是培養同理心至關重要的因素。
扁平式學習鼓勵學生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體會他人的感情和思想，通過這些來增強學生的同理心。如果一個學習團體想要真正地團結起來，他們必須經過考驗，考驗就是每個成員都能夠深深體會其他人為了發展而付出的努力，並把整個團隊當做自我的延伸。
不用說我們也應該知道，新的學習方式青睞跨學科教學和跨文化研究。學術界正在經歷一場變革，從學科相互獨立、界限分明，變成了一個互相合作的網絡，其中的參與者來自不同的領域，以一種分散式的方式共享知識。傳統的簡化主義研究方式開始讓位於系統化的方式，這種方式對現實的本質和存在的意義提出了更廣泛的問題，這種方式需要學生具備跨學科的視角。
最近幾年湧現出了許多跨學科學術協會、跨學科刊物和跨學科課程安排，說明人們對知識間的聯繫越來越關注。學術界的新一代開始超越傳統學術的分類，創造了更整合的研究方式。幾百種跨學科領域，如行為經濟學、生態心理學、社會歷史、生態哲學、生物醫學倫理學、社會創業精神和整體健康，使學術界發生了重大調整，也預示著教育將要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與此同時，教育全球化讓不同文化的人們聚集在了一起，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類學參考標準，並能提供大量新穎的研究方法，這些方法都是基於不同的文化歷史和故事形成的。
通過從多種學科和多種文化的視角來研究某個領域，學生們的頭腦變得更加開放。分散式合作教育改革項目的早期評估也讓人信心倍增。學校報告說挑釁行為、暴力舉動和其他不利於開展社交的行為都明顯減少，違反紀律的現象也少了，學生們之間的合作多了，促進交往的行為也多了，上課注意力提高了，學習的慾望增強了，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也有所增強。
將生物圈變成學習環境
互助學習幫助學生把「自我」延伸到其他人身上，並且更加積極地參與到日益相互依賴的團體中來。這樣就擴大了同理心的範圍。但是如果我們想讓我們的孩子準備好在生物圈的時代生活，我們的教育系統就需要讓分散式的學習不再局限於人類，而要把其他生物和自然都包括進來。學校和大學才剛剛開始探索幫助「自我」擴大到「生態自我」的教學法和學習實踐。
可悲的是，如今美國8~18歲之間的青少年每天都花6個半小時接觸電子媒體—包括電視、電腦遊戲等。在1997~2003年的短短6年內，開展徒步旅行、散步、園藝和去海灘玩耍等戶外活動的9~12歲兒童減少了一半。從事這些傳統戶外活動的年輕人已經不足8%了。
理查德·洛夫在他的《林間最後的小孩：拯救自然缺失症兒童》裡寫道，我們現在養育的一代孩子都患有他所謂的「大自然缺失症」—就是指幾乎不與大自然接觸。他們不再在戶外玩耍，不管是當地的空地、附近的公園、小溪、池塘、草地還是樹林，這本是他們與其他生物接觸的機會，即便這種接觸程度很淺。他還敘述了一個四年級小學生的話：「我更喜歡在室內玩耍，因為所有的電源插座都在屋子裡。」
現在的孩子受父母教育的影響，害怕戶外，認為外面很危險，潛伏著壞人，瘋狂的或帶有病毒的野生動物四處遊蕩，他們每次轉身都會發生各種可怕的意外。再加上因為害怕惹上官司，本地法令法規禁止兒童在沒有監護的情況下在戶外玩耍，所以我們對自然幾乎沒什麼好印象。難怪家長們都不鼓勵孩子隨意到戶外玩耍。
研究者開始列出一系列和大自然缺失症有關的健康問題，包括頻發抑鬱感、其他心理疾病以及因為伏案過久而產生的生理疾病。有些研究者也開始尋找注意力缺失多動症和大自然缺失症之間是否存在聯繫。
作家和昆蟲學家羅伯特·邁克爾·派爾進一步說道，我們的孩子與自然越來越疏遠，這導致了「經歷的消失」。他的意思是與自然界的接觸不斷減少，由此導致不僅是孩子，甚至是我們都與自然界完全隔離。與地球上其他生物接觸的缺失會給人類的心理造成潛意識的影響。我們越來越不關心自然界的其他生物，也不關心地球面臨的困境。我們變得越來越孤立，好像變成了我們自己星球上的外星人。不管模擬經歷有多逼真，它們永遠不能取代我們以前對所有生物的感情，因為它們與我們相關聯。派爾寫道：
簡而言之，身邊物種的減少威脅著我們體驗自然的經歷。與其他生物的直接接觸會對我們產生重要的影響，這是間接經歷無法取代的。我認為導致生態危機的幾大因素之一就是現在很多人都面臨著與自然隔離的狀態。我們對自然界普遍感到疏遠。經歷的消失意味著人們將越來越冷漠，這將導致災難性的後果。
越來越多教育工作者開始加入改革課程安排和教學法的過程中來，希望能在教育過程中重建與自然的聯繫。E·O·威爾遜認為，自然界是地球上信息資源最豐富的環境。天主教牧師和歷史學家托馬斯·貝裡認同這種觀點，並叫我們試想一下如果我們人類從一開始就存在於現在沒有其他生命的月球上，我們怎麼可能發展出比喻，比喻對創造人類的觀點和意識很重要。如果是那樣，我們就無法想像其他生物的生活，並將其套用在我們自己身上—而這恰恰是比喻性思考和認知發展的基礎。
人類學家伊麗莎白·勞倫斯創造了「認知戀自然情結」，她說人們一直以來都是把自然界當做主要來源，從中不斷獲取促進人類認知發展的象徵和圖像。新的調查結果顯示，在孩子們的童年中期和青春期，增加與自然界的接觸對孩子的認知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
社會學家斯蒂芬·克勒特提出了一個鮮有人考慮的觀點，他說與自然界互動對判斷力非常重要。兒童不斷發展的頭腦總是不斷觀察自然現象，並試圖理解自然是如何影響他所生活的世界的。為什麼天上會下雨？為什麼太陽每天都會升起？為什麼植物在一年裡特定的時期開花？為什麼貓要追老鼠，還以它們為食？為什麼會有陰影？風是從哪裡來的？為什麼熱的時候我會出汗？當我們談到意識的創造時，我們真正談的其實是一個孩子是如何把各種現象聯繫起來，如何建立起可預見性的關係，這些都幫助他在這個世界找到定位。與自然界接觸不足就會降低理解生存的可能性。克勒特總結說，生活中沒有哪一部分能像自然界那樣提供那麼多應用判斷力、自主探尋、解決問題和智力發展的機會。自然界是敬畏和神奇之源，沒有自然界，人類就不存在想像；人類無法想像，意識就會衰退。
我覺得有件事很有意思，那就是美國年輕人最常用的詞之一是「太神奇了」。幾乎每句話都要帶上這個詞。這種高頻的使用率是否反映了因為生長環境缺少自然界的奇觀，而現實都是我們小小的電腦屏幕上用像素模擬出來的，所以我們面臨著巨大的缺失？為了把所有存在都在黑莓手機的屏幕上模擬顯示出來，我們是不是承擔了讓自我不斷膨脹和失去敬畏感的風險？如果一代人常常看到的是平面的二維屏幕，而不是抬頭看著星星，那他們怎麼可能會被自然景象所折服，而不是對過度的技術模擬感到倦乏呢？
當電視在暮色中把上千萬的孩子從院子裡召喚進來的時候，雷切爾·卡森就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思考。17.5萬年來，孩子們可以仰望著夜幕中的星星，思索無限宇宙中深藏的秘密。而現在現實突然被縮減了，他們開始坐在發光的電視機前面，看著小人在屏幕上晃來晃去。
卡森寫道：
孩子的世界是新穎而美麗的，充滿了驚奇和興奮。保持並增強這種敬畏和好奇感，認識存在於人類生活以外的事物有什麼意義？難道對自然界的探索僅僅是度過童年黃金時期的一種愉快的方式？還是具有其他更深的意義呢？我確信它具有其他更深刻更永恆更重大的意義。誰能理解地球的美，就能找到像生命那樣源源不斷的力量之源。
這些新的親自然教育工作者其實是說，在我們急著擁抱人工世界的時候，我們很可能漸漸失去我們與自然的親密聯繫，而這將對未來人類意識的進化造成不利的影響。
對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瑞典學校活動場地的研究，證明卡森的擔憂不是多餘的。研究者發現在人工操場和在綠色場地玩耍的孩子的表現有明顯差別。在人工環境下，孩子們根據體貌特徵按社交等級組織起來。相反，在綠色活動場地，社交組織更平等，孩子們更容易展開幻想和想像，發揮好奇心。他們的社交地位不是憑借體貌特徵而是根據創意決定的。伊利諾伊州大學人類環境研究實驗室的研究人員說，對眾多這種孩子的評估讓人發現「綠色環境能促進兒童的健康發展」。
儘管無數研究發現在戶外自然環境中玩耍更能激發孩子的想像和創造力，「為了更健康的一代聯盟」報道說，有三分之一的美國小學平常不安排課間休息，25%的孩子在自由時間不會參加任何體育活動。只有7個州要求小學配備一名合格的體育老師。
這一切可能發生改變。孩子們注意力集中的時間越來越短，患多動症的孩子越來越多，這引起了越來越多教育工作者的擔心，他們認為原因之一就是孩子缺少生理上與自然節奏和自然週期的聯繫，而我們人類在漫長的進化史中生理上一直順應著自然的週期，在過去一個世紀裡，特別是最後20年，人工的節奏代替了自然的節奏。在最近幾年開展的無數研究中，年輕人成長的環境受各種電子模擬高度調控，他們不斷受到信息流的轟炸，漸漸失去了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在課堂上，一心多用是常事，開小差也見怪不怪，而反思的能力、組織自己思想的能力和演繹一個想法的能力都越來越缺乏。很多孩子都負擔過重，在他們上初中前就吃不消了。
新信息和通信技術滲透越廣的社區和國家，患多動症的孩子就越多。不管在哪裡，學校都報告說因為教育工作者所謂的「注意力疲勞症」，學生的課堂表現大不如前。到現在為止，唯一提出的緩解方法就是冥思。目前，在美國和其他高科技國家裡有上百萬青少年服用利他林等藥物，這些國家也在努力緩解這個危機。但是情況非但沒有好轉，反而急劇惡化。
如果這一代及其後代總是輕易地被信號、圖像和數據流轉移注意力，不能立即處理問題，那我們怎麼能期待他們接手長期管理生物圈的任務？這個任務需要集中的注意力和願意服務一生的耐心。生物圈的情況是由上千年的歷史衡量的，需要能夠根據相似的時間表進行反思和預測的人類意識。
我們該如何強化時間感，才能既想到古老的過去，又能預測遙遠的未來？有些教育工作者說，答案就是要在一定的時間裡，讓學生沉浸在自然環境中，沉浸在四季輪迴的自然節奏中。密歇根大學的環境心理學家斯蒂芬和雷切爾·卡普蘭對參加野外拓展項目的年輕人進行了長達9年的研究。在野外生活兩周後，參與者說他們獲得了一種更強烈的平和感，思考得更清晰了。
瑞典烏普薩拉大學房地產與城市研究所的心理學教授泰瑞·A·哈蒂格也進行了相似的研究。他隨意測試了一組人，讓他們完成時長40分鐘的任務，目的是測試他們注意力的極限。然後他讓測試者要麼在當地自然保護區散步40分鐘，要麼在城市裡走40分鐘，要麼看雜誌聽歌安安靜靜地坐40分鐘。他發現，當40分鐘過去，在自然保護區散步的參與者比其他參與者在執行一項標準的校對任務時表現得要好。他們也顯示出更多積極的情緒，怒氣相對少一些。其他對多動症孩子的研究表明，多參與綠色環境中的戶外運動或多透過窗戶看綠色的景觀，孩子集中注意力的能力就會增強。
那麼教育工作者是如何讓學生重新回到自然，重拾與自然的聯繫以增強他們的同理心和判斷力的呢？理查德·盧對芬蘭教育系統出色的方式進行了報告。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03年發佈的報告，在經合組織國家中，芬蘭的識字能力排名第一，數學和科學排名前五（美國遠遠落後，只排在中間位置）。芬蘭是通過打破傳統的方式取得這一成就的。首先，學生未滿7歲不上學。其次，芬蘭的學校十分重視保持學生在課堂上集中注意力和在學校操場玩耍之間的平衡。每上45分鐘課，學生就到校園裡休息玩耍15分鐘。另外，芬蘭的課堂還延伸至社區。學校會在周圍選擇不同的自然環境上課。芬蘭社會事務和健康部說芬蘭的教育理念以這個觀念為中心，也就是「學習的核心不在於外界已經消化過一遍的信息，而是孩子與環境之間的互動」。
在美國，為了培養學生的生物圈意識，很多學校開展了教學實驗。目前興起的眾多教育改革運動中包括以環境為基礎的教育、體驗教育和以地點為基礎面向社區的教育。州教育與環境圓桌會議根據40個以生物圈為導向的學校的工作情況彙編了一份報告，發現學生們在所有科目的標準考試中都有大幅進步。
歐洲和美國的學校也紛紛開始綠化校園。英國的三萬所學校已有三分之一開展「透過景觀學習」項目，把校園打造成綠色空間。瑞典、加拿大和美國都開展了類似的項目。
自然不該用像素來呈現
很多學校現在開始與當地的植物園、動物園、公園、野生動物康復中心、動物保護區、慈善團體、環境組織和大學研究中心建立正式的夥伴關係，在社區建立課堂，這樣學生就能通過親自參與、積極服務其他生物來學習。
這些教育改革的共同點就是採取了新的扁平式學習方法。這種方法強調延伸自我，讓學生作為其中的一分子沉浸在生態社區中，這些生態社區構成了生物圈。
教育工作者認為創建生物圈意識並非易事，尤其是因為現在一半以上的人口都生活在密集的城市和郊區，這種環境就把人類和自然隔離開來。城市土地規劃師和建築師現在的中心主題是恢復城市地貌的自然風采，讓自然重新回到我們的生活中來。
我們忘記了就算城市化程度最高的環境都充滿野生生物—鳥類、昆蟲、兔子、浣熊，甚至還有鹿、狐狸、郊狼和大量綠色植物。城市規劃師和越來越多的民間組織非但沒有把野生生物排擠出去，或者趕盡殺絕，而是在尋找具有創意的新方法來重振城市的生物圈，包括在大都市各地重新建立生態點。關於重新恢復城市區域的自然面貌的討論都會引起爭議。隨著郊區的不斷發展，野生動物現有的棲息地不斷縮減，越來越多的野生動物遷移到城市尋求生存。「野外」和「文明」的界限突然被打破了，對於一些人來說，是令人振奮的好事，但是對其他城市和郊區居民來說，卻是令人恐懼的凶兆。
野生動物進入人類居住的區域和商業區域總是會引發相關的傷害案件，並且會要求立刻採取控制當地野生動物數量的措施。許多城市司法機關正在想辦法通過在城市人口和野生動物間尋求和解來解決問題。
人們對其他生物同情心的增強引發了人們重新思考「城市生活」的含義。在重新思考城市規劃的時候，產生了包括地貌城市化主義和綠色城市化主義等多種形式。當地居民正在建造樹林、濕地、城市峽谷和其他野生動物棲息地，以便讓野生動物融入城市和郊區的生活中來。人們的新重點是不去改造之前的空地、自然棲息地和遷徙路線，而是在它們旁邊建造建築物，這樣就可以創造一個融合的環境，讓人類與其他生物和諧共處。
美國城市和農村的土地格局與歐洲的大相逕庭，所以重振生物圈的方法也不相同。在我們為聖安東尼奧和羅馬準備最早的總體設計時，我們就意識到了這一點。美國城市中心地帶不斷向外擴張，郊區和農村已經相接了。在歐洲，城市區域更集中，一般都限制在以前中世紀建立起來的城牆裡，農村則在城門外。情況不同，所以要重新把城市區域構建成生物圈的方法也不一樣。美國城市規劃師本·布裡德洛夫對創造人類和野生動物和諧共處的環境表示謹慎的樂觀。布裡德洛夫寫道：「美國最大的未經人類管理的生態系統就是郊區。」這是一個違反直覺的觀點，但是卻引起了人們的共鳴。
在還原城市地區自然面貌和建立城市生物圈意識方面，歐洲的大都市比美國和世界其他地區更先進。許多歐洲城市把一半甚至更多的空間用來開墾綠地、森林和農耕地。而且它們還確保保留城市中心地帶和周圍的小溪、小樹林和草地的原貌。比如，蘇黎世和瑞典四分之一的面積仍然是森林。
幸運的是，在很多歐洲城市裡，原來皇家房產裡的森林都沒有被開發，不是保存下來作為野生動物保護區，就是變成了當地居民與野生動物交流的公共公園。《綠色城市主義》的作者蒂莫西斯·比特利說，很多歐洲社區都放棄了「傳統上把城市和自然對立起來的觀點」，他們喜歡生活在「原本就融入自然環境」的城市區域裡。
1890年，美國人口普查局宣佈正式關閉美國開發地區邊緣地帶。現在新一代的教育工作者和城市規劃師要我們把一些圍牆拆掉，與野外建立新的關係—這一次要用充滿關懷的方式—這樣我們就能重歸自然，學會在地球上過更可持續更生態敏感的生活。E·O·威爾遜敦促教育工作者把學生的興趣從外太空轉移到我們還有很大一部分「尚未探索的地球」，以此來引發學生探索新邊緣地帶的天性。他認為「把幾個人送到火星去是遠遠不能發揮人類的創造潛能的。只有從科學和普及層面探索地球，不斷加深對生命以及我們自身的瞭解，我們才能完全發揮出自己的創造力」。
恢復城市地區的自然面貌給學生提供了機會近距離接觸自然，重燃親自然情結，理解他們與其他動物的進化關係以及培養生物圈意識。這就是為什麼在第三次工業革命總體設計中，我們把像羅馬這樣的大都市重新定義為城市生物圈。如果教育的終極目的是培養生物圈意識，那麼每一個城市環境都需要植入生物圈中，這樣學生的課堂才能成為生物圈—在這裡學生可以參與並學習到他們與地球的關係以及對地球的責任。
把教育轉變成同理心體驗和分散式合作的學習過程，並把這個過程延伸到整個生物圈。這樣，我們就能培養與第三次工業革命相配套的判斷力和意識。
懷疑者很可能會不相信為了培養生物圈意識改革全世界教育系統的觀點，並且嘲笑我們想在半個世紀內就培養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勞動力。但是他們應該想到啟蒙運動時期關於人類意識和人性的觀點，以及與第一次工業革命相配套的教育體繫在歐洲和美國兩地幾乎是同一時期產生的。那麼我們為什麼要懷疑這一次變革的威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