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卷大臣朝服隨出，序立於丹陛下，時新貢士集中左門，聽候點名授卷。卷由禮部印製，放底頁有印卷宮二人銜名。凡粘接處背面均鈐有禮部堂印，卷面署應殿試舉人臣某某，卷內首頁填注年歲、履貫並三代腳色，均禮吏所辦，非本人自書也。領卷後，魚貫入，至保和殿，安設考具畢，復出。序立於丹陛下，讀卷大臣為首者，入殿捧題紙出。授禮部堂官，禮部堂官由中路至丹陛，設於案上。讀卷大臣率諸貢士行三跪九叩首禮。讀卷大臣退，禮部司員分發題紙，諸貢士跪受。復入殿內，就坐對策。殿上原設矮桌，高僅尺許，東西對向，桌上均粘貢士姓名、定制，當依所定位次，跌坐地氈上。據桌選寫，然應試者均自攜折疊考桌，就地支起，高逾二尺，即以考箱作坐具，舒適多矣。在殿上各呼相識接席聯坐，談笑自若，凌亂無序。監試之大臣數人，徘徊於殿門內外，熟視無睹。想皇帝親臨當不爾爾，蓋臨軒策士之舉，久已視為具文矣。試策程式，起用臣對臣聞四字，末用臣末學新進至臣謹對二十餘字。
全卷凡八頁，頁各十二行，行字無定數，然相沿均二十四字，行必到底，以七頁四行為合格，必著一甲。第高下全憑書法，故所對多敷衍詞頭，湊合字數，而專注意於膳寫，全卷凡一千九百餘字，卷紙甚厚。字體亦巨。無論撰作，即謄寫亦甚不易易矣。發題在日出以後，盡一日之力。試卷寫竟，先呈監試王大臣，於卷末畫押。攜考具出，至中左門。翰林院派收掌四員，駐彼交卷。收卷後，即付彌封。原卷端兩頁有折疊痕，並用紙捻穿釘，加印彌封官關防，今雖揭去，然余紙尚存。可驗也。翌日，讀卷大臣上殿讀卷，按卷數均分，每人各得若干，就所設矮桌展閱。閱畢，復彼此互閱，稱為轉桌。各就眼力所及，各於本人姓下作一圈，或尖或點，以定高下。惟圈不見點、尖不見直，反是則為凌躐，應受處分。檢閱是卷背有墨印八人之姓，即是科所派讀卷大臣。凡二圈六尖，即轉桌既畢。乃公定前十本，親粘簽書定甲第，其餘則各標識排定。交內閣供事粘簽，是卷卷背彌封官關防紙側所粘黃簽第二甲陸拾玖名者即是。相傳殿試書法，以黑大方光為上，先生書法秀勁，不合時趨，故僅得二圈。
余皆為尖，不能列入高第也。凡兩日閱卷畢，次日具摺，由內閣呈進前十本。讀卷大臣同時入覲，候欽定。間有將原定次第更動者，是科一無更動，即就御案前拆去彌封，以次呈閱。讀卷大臣退至南書房，寫具名單進呈。候發下，讀卷大臣攜至乾清門外按名呼喚。諸貢士均齊集，候於階下，聞呼者即出班，隨諸大臣入宮引見而出。讀卷大臣復退至南書房，用硃筆判前十人甲第，至內閣大堂寫黃榜。飭供事將其餘各卷拆去彌封，由諸大臣分判甲第，是卷卷面有硃筆第二甲陸抬玖七字，即讀卷大臣所書也。傳臚亦為大典，皇帝升太和殿，讀卷大臣及百官均朝服行禮，鴻臚寺官引新貢士序立宣制：第一甲賜進士及第，第二甲賜進士出身，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復引第一甲三人出班就六七品級山跪，余不出班行禮，其實新貢士除一甲三人外，到者絕少，蓋亦視同具文矣。臚唱後，禮部奉黃榜出午門，置龍亭內，異亭至東直門外張掛，並由內閣復呈進全榜題名錄，交禮部刊刻之。禮部抄錄策題及各進士甲第名次交工部，國子監鐫碑樹立於聖廟大成門外，至是而殿試事畢。殿試後，復有朝考，別定高下，與殿試甲第參核授職。此別為一事，故不論。
劉屏山先生集跋
常州劉子逸甫、逸樵，以其先德宋屏山先生集示余，且言先生後七世孫遷居於常州之東鄉芳茂山下，聚族而居，迄於今二十有八世矣。光緒間族人等刊其遺集以行今，後得明弘治本，欲覆鋟以傳於世。索余一言，余受而讀之，首胡憲序，次屏山集跋，又家藏劉病翁遺帖跋。又劉公墓表，皆先生弟子朱文公筆也。次張磻溢議，鄭起潛復議，次弘治十七年崇祀公移，全集文凡九卷，賦詩詞凡十一卷，與光緒刊本編次相同，而分卷略異。蓋彼出於正德刻本，此居其前，以書貴初刻律之，固當較勝。舊傳有崇安至元庚辰刊本，惟天祿琳琅自雲有之，然其書不存，且其題記亦無以證其確為元刊，是則弘治所刻在今日固無最古之本矣。先生道德文章，舉世欽仰，余何敢妄贊一辭，逸甫昆仲追懷祖德。發揮而光思之，著述垂諸久遠，且益求精審。以補前人之所未逮，大賢遺澤，自當流衍於無窮也。其書舊為嘉興李聘、長洲顧湘舟、海鹽黃錫蕃所藏，李顧均藏弆至富，黃氏為余邑先哲，與百宋主人相契，賞鑒亦精。余獲睹此，尤深幸也。
夷白齋集跋
（1938年12月3日）
夷白齋集僅明弘治有張習刊本，習自序言夷白文集三十四卷（疑為三十五卷之誤）。留吳下士大夫家，秘不獲見。後僅購得其半，又從他處輯得百數十篇，編為十二卷。刊行於世，四庫著錄者三十五卷、又外集一卷，總目引朱存理樓居雜著，謂得鈔本於王東郭家，臨寫一部，計二百九十六番。又雲尚寶李公前修郡乘時，先得海虞人家本一冊，復有遺文三十五篇。予悉錄之，與王氏本相較異同。為拾遺一卷云云，海虞鐵琴銅劍樓瞿氏藏舊刊本為泰興季氏故物。延令書目稱為元鈔，余嘗假得景印，列入四部叢刊三編。全書番數與存理所言正合，是必同出一源，又外集文三十五編，與存理所輯拾遺亦同。
但尚有古今體詩百十七首，存理跋概未之及，故四庫總目疑為後人有所更定。然何以全書番數與遺文篇數又皆相合，王東郭本今不可得見，只可以疑傳疑矣。是本舊藏汲古閣毛氏，嗣轉入於愛日精廬。見張氏藏書志，取季本對勘，編次全合，而文字則頗多歧異，其所從出必為一別本。錢遵王所藏從葉林宗家稿本摹寫，見讀書敏求記，或疑此從錢本傳錄。然既雲稿本，必當較勝，此殊不然。卷中硃筆所校，即以季本為據。蓋張氏續得季本，見其異同之字較前本為長，故取而校正之。撰初吾兄近得自海虞舊家，出以相視，詢余校筆是否出於月霄先生之手，余未能辨，不敢妄答。然精慎縝密，到底不懈，必為名人之筆無疑。揆初其珍重藏之。中華民國二十有七年十二月三日。張元濟謹識。
今獻匯言題辭
（1937年7月28日）
明史藝文志雜史類高鳴鳳今獻匯言二十八卷，四庫雜家類存目僅八卷。提要雲據其目錄所刊凡為書二十五種，乃首尾完具不似有闕。北平圖書館所藏與通行匯刻書目均二十五種而書名異者乃十之四五，是編為余親家葛詞蔚兄所藏，乃有三十九種。較明史、四庫所紀及北平藏本均有增益，原書分裝八冊，有書籤者三。首冊題內集、注黑地白文忠字，七八兩冊題外集、注征伐二字。北平藏本雙溪雜記菽園雜記二種合裝一冊書籤猶存、亦題外集、所注字形已損、約略可辨為樂字，核其冊數當為第六，然則外集四冊當以禮樂征伐四字為記，以此推之。內集四冊中有忠字，當亦必從論語中選用。
論語中以忠字合成四言者唯忠信篤敬及文行忠信二語。余友周越然嘗得一部，數種與是本同，惟是本首冊三種乃在井觀瑣言之後，約當第三冊。然則是簽所注當為文行忠信四字而非忠信篤敬矣。原書雖無總目，然以書籤考之，當為完書。余為商務印書館輯印叢書集成，詞兄發篋相假。景影之時，司其事者不加審慎，乃以阿拉伯數字編印葉號，並以粉筆略施描潤。雖僅有二種，而原書真面已損。還書之日，詞兄墓有宿草，愧無以對死友，反因以重值。乞越然斥其所藏將以相易，詠莪姻台謂可不必，但屬紀數言，俾後之讀者得知此之由來，余重違其意。因書此以志吾過，詞兄有靈幸寬宥之。
題潘博山藏繆小山輯友人手札
（1939年12月21日）
比聞吾友潘博山得繆小山先生所輯朋輩書札數十冊於北平。昨介其戚顧君起潛，攜一冊見示，中有餘書十六通，大都作於光宣之際暨民國初年者，皆討論收書及通假藏書之事。內有三通為記室湯君頤叔代筆。當時所見多為湘中袁氏漱六、豐順丁氏持靜齋、滿洲盛氏意園之物。幾已幻若雲煙矣，冊中凡九人，存者滿洲寶瑞臣，今在長春。山陰蔡鶴廎，僑居香港。武進董授經，今在北平。南北睽隔，邈不相見。余如萍鄉文芸閣學士、俞恪士觀察，稍長於余。吳縣王扞鄭、湘鄉李亦園、蕭山湯蟄仙三君皆余壬辰同榜，年齒亦相若。今盡化為異物，故交零落，世事滄桑，為之黯然。
刊印檇李文系徵集遺文啟
（1921年8月）
嘉興忻君虞卿輯成檇李文系四十六卷，久未刊行。同人以鄉邦文獻攸關，慫恿付梓。原書起自漢，迄光緒。中慮猶有闕，亟思增補，並擬廣至宣統季年，繼代為書。海內宏達，同州諸彥，藏有舊嘉興府屬先正文字，無論已否成集，鹹請采副見示。篇帙較繁，則擇其尤者。更乞編次仕履，附采言行，作為小傳，以識生平。分任收稿者，京師金君籛孫、杭州陳君尚旃、龔君未生、嘉興王君蔀畇、嘉善錢君銘伯、海鹽談君麟祥、平湖張君厚薌、石門陳君瀛客、桐鄉沈君耆洛。並於各省及上海商務印書館設代收稿處，轉寄上海葛詞蔚張菊生兩君匯成。如蒙代輯遺文，即祈就近送交各處，但截至辛酉年終為止。原書凡例及姓氏總目已編印成冊，分贈同志。如承索閱，望函致各收稿處，即當寄奉，伏維公鑒。嘉郡同人謹啟。
在國立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會開幕式上致詞
（1948年9月23日）
今天中央研究院開第一次院士會，到會的都是國內著名的學術大家。元濟老朽，一無所知。在這裡濫竿，實在慚愧，但是借這個機會能夠對諸位說幾句話，也是平生的幸事。前個月波蘭召集四十五個國家的代表，都是很有名的科學家藝術家，開了個和平大會，發表了一篇保衛和平的宣言。今天我們開會，到會的都是國內有名的科學家藝術家。元濟因此有一種感想，要把這個半世紀的經歷和當前的時事，向諸位貢獻一些意見。
五十多年前元濟正在北京，我們因為朝鮮的事和日本打仗，這就是所謂甲午中日戰爭。我們被日本打敗了。大家從睡夢裡醒過來，覺得不能不改革了。那時在上的是前清德宗皇帝，最難得的是這位生於深宮，長於阿保之手的專制皇帝，居然有新思想新見解。那時元濟正在總理衙門供職，有兩件事可以來證明，德宗喜歡看新書，差不多天天都有條子到衙門裡要書，都是我承辦的，這是一件。那時我們已經承認朝鮮國自主，派公使去，要遞國書，總理衙門進呈國書的稿子，將大清國大皇帝高一格寫，朝鮮國國王低一格寫，被德宗批駁，斥為腐敗，不合對自主國的體制，這硃批是我目睹的。這又是一件，這樣看來，德宗對於中國是有希望的人，同時還有幾位明通的大官和具有朝氣的新進，都想起來挽回我們的國運，元濟當時也是一個搖旗吶喊的人。
同時，那班新進有開會的，有辦報的，有上書的，德宗陸續的擢用，我們正在熱心的希望。誰知道出來了西太后和那些頑固昏庸的大臣，聯合著把德宗拘囚起來，硬說他有病，不能聽政，把那時的所謂新黨殺的殺，下獄的下獄，充軍的充軍，革職的革職。不到幾天，將德宗在一百天裡舉行的新政全部推翻，這就是所謂戊戌的政變。假使沒有這政變，就不會有庚子的義和團，因為這義和團完全是西太后和那些頑固昏庸的大臣製造出來的。倘然沒有戊戌的政變、庚子的義和團，人民對朝廷的觀念不同，也許不會有辛亥的流血的革命，就不會造成一個袁世凱，演出那一套洪憲的笑話，更不會有後來各省軍閥的火併和割據。經過這一二十年和平的改革，我們當然可以像一個國家，我想並且不會引起日本的覬覦，一步一步的侵略逼成了八年的抗戰，使我們貧弱到這個田地。這一部傷心史，回想起來因果相生，都是人造的，而不是天定的。
抗戰勝利，我們以為這遭可以和平，可以好好的改造我們的國家了，誰知道又發生了不斷的內戰，這不是外御其侮，竟是兄弟鬩子牆。我以為這戰爭實在是可以不必的，根本上說來都是想把國家好好的改造，替人民謀些福利，但是看法不同，取徑不同，都是一家的人，有什麼不可以坐下來商量的。但是戰端一開，完全是意氣用事，非拚個你死我活不可，這是多麼痛心的事情。
打的時候並沒有多久，已經鬧到所謂四海困窮，人民有些受不住了。報紙所載，那邊的佔領了東九省，圍攻了太原，打破了開封，現在又進逼濟南。關外、山西流亡的學生，成千成萬的到了平津武漢和南京，吃沒有好好的吃。住沒有好好的住，哪裡還說什麼入校求學呢。前幾天我聽到李潤章先生說，他原籍昌黎縣，一年之內兩方的軍隊一出一入共有三次，地方的蹂躪也就可想而知了。這邊不受戰禍的地方，應該可以安全些了，其實不然，到處徵兵徵糧，也弄到雞犬不寧，民不聊生。即以學校而論，教師所得的薪水幾乎不夠生活，有人告訴我，胡適之先生在北平每天不能全吃飯，晚上都是喝粥，我聽見十分難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