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還能經常看到這樣的情況：水客一群一群背著包在上水和羅湖站裡集結，藉著人流，一下子擁過深圳的關口。雖然其中有一兩個人被叫停，但是大多數人還是趁亂衝過了海關。
為此，羅湖海關從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研究對策，自主設計研發出了一套旅檢分檢通關係統。這項技術可以自行分檢大件行李旅客、小件和無行李旅客。水客就被分流到大件行李通道查驗區，集中處理。
但是，針對這項技術，水客們迅速找到了應對策略。他們不帶大件行李，卻在過關水客寬大的外衣裡，用精巧的手段綁藏上要帶過關的商品。比如，一個人身上可以綁藏65部手機。水客們大多選擇利潤大、體積小、容易帶過關的電子產品，同時，還對身份和外貌進行巧妙的偽裝。
12月2日，羅湖海關查獲的案件中，14名香港女子就身穿寬鬆的師奶服，打扮時髦，手提挎包，結伴向海關而來。但是，其中一名女子還是引起了正在監控的海關關員的懷疑。經過電子儀器掃瞄和其他取證，這個14人的團伙身藏三百多台iPad電腦和手機，案值90多萬元。
走私iPhone流入內地市場的速度也比人們想像中的還要快。一位知情人士曾經透露過國內的手機走私鏈條：香港走私渠道——一級批發商——二級批發商——區域經銷商（零售商）。其中的一、二級批發商均在深圳市，只做批發業務，大多都有穩定的下家。為了加速資金周轉和規避產品降價風險，這兩級批發商大多是「當天拿貨、當天處理」，每天將大量水貨手機通過各種物流途徑快速發給其他區域的經銷商。
通常是讓美國手機倒賣商將整盒的iPhone分解成手機、充電器、數據線、底座、說明書、外包裝盒等多個部分，並夾雜在其他貨物中，通過集裝箱貨運到深圳，「這樣做雖然慢一些，但是成本低、風險小」。而深圳的渠道在收齊各個部件後，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組裝密封，並發給國內的下一級經銷商。
反思：是什麼促成了iPhone瘋狂的走私？
華人怪異的iPhone走私行為讓發明了iPhone的美國人困惑不已。
哥倫比亞商學院「JeromeA.Chazen國際商業研究所」的主任魏尚晉（音譯）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一針見血地指出：在中國，蘋果的產品和LV的手袋一樣，是富有的象徵。
魏教授說，蘋果專賣店的正品貨會削薄走私商的利潤，但無法將他們趕出市場。他說，iPhone在中國的定價、庫存等因素都是精心設計過的，以確保它保持一貨難求的狀態。
一種未經證實的說法是，按照蘋果公司內部對區域市場重要程度的劃分，美國、日本屬於一級市場，澳大利亞、香港是二級市場，中國內地則劃分為三級市場。
但一個確鑿無疑的事實是，當iPhone、iPad這樣的新潮電子產品上市時，蘋果總是優先投放美國、日本市場，中國市場往往受到忽視，會在該產品上市很久後才在中國市場銷售。
iPhone首次在中國正規市場發售是在2009年10月30日，這時距離iPhone在美國市場發售已經有兩年多的時間——此時iPhone已經在全球售出了3400萬部。
「蘋果公司知道這些產品在中國黑市上的價錢，他們在確定公司的售價時會參考這些價位。」魏教授說，「到現在為止，在中國限制iPhone的銷售量似乎是蘋果公司的一大策略，這樣人們才會把它當成奢侈品，並願意為它支付大價錢。」
在市場營銷學中，所謂「飢餓營銷」，是指商品提供者有意調低產量，以期達到調控供求關係、製造供不應求的「假象」、維持商品較高售價和利潤率的目的。飢餓營銷就是通過調節供求兩端的量來影響終端的售價，達到加價的目的。表面上，飢餓營銷的操作很簡單，定個叫好叫座的驚喜價，把潛在消費者吸引過來，然後限制供貨量，造成供不應求的熱銷假象，從而提高售價，賺取更高的利潤。
雖然蘋果公司在中國實行飢餓營銷的策略難以獲得證實，但在事實上，蘋果公司推遲新產品在中國發售的做法，的確造成了iPhone在中國是奢侈品的形象，並受到中國富裕階層的熱烈追捧，這最終造成了瘋狂的走私。
在iPhone4水貨在中國上市初期，水貨商們繪聲繪色地描述道，一些「富二代」拿著厚厚一疊人民幣（無鎖版iPhone4在中國最高售價一度超過1.4萬元人民幣）往桌上一扔，招搖而去。這些「富二代」開著保時捷的跑車，背著LV的背包，出手闊綽。
更多的中國iPhone擁有者甚至根本不知道這部手機如何使用，一些人甚至不知道iPhone還可以通過AppStore下載軟件，他們的iPhone上常年只有一頁軟件界面，但昂貴的iPhone讓他們在別人眼裡成了富有和時尚的代名詞。
在中國富裕的浙江省，iPhone成了開學季節最暢銷的手機。杭州解百商場的營業員形容道，學生們衝進商場，一上來就指著昂貴的iPhone要購買，而在往年，學生們僅能夠買得起2000元以內的「學生機」。這些中國富裕階層的後代被稱作「富二代」，他們不再像自己的父輩那樣需要艱苦打拼，而是一出生就過著優裕的生活，iPhone正成為他們新的玩具。
不過，iPhone的熱銷很難掩飾住中國日漸擴大的貧富差距。在深圳龍華的iPhone製造工廠富士康，年輕的90後工人們加班加點每月也僅能拿到2000元左右的工資。這些出身農村的「農民工」幾乎不可能用自己微薄的薪水用得起iPhone。正是他們不辭辛勞地工作，保證了中國的富裕階層能夠及時地拿到這款高科技「新玩具」。
此外，美國《洛杉磯時報》曾點出過一個尷尬的現象。該報在一篇名為《中國製造產品在中國往往比西方貴》的文章中指出，在中國這個世界工廠，中國的消費者往往享受不到廉價的商品這真可謂一樁怪事。
通過比較，這家美國媒體發現，在北京蘋果旗艦店裡銷售的蘋果筆記本電腦比美國市場貴460美元，貼著中國製造標籤的一雙耐克運動鞋在美國的售價是165美元，在中國的耐克店裡賣多少錢呢？190美元。由中國工人組裝的索尼平板電視在美國的百思買門店大約賣800美元，但在中國的知名電器連鎖店，你得加上30%的價錢才能買到。
有著「世界工廠」的中國一直忽視本國市場，以製造iPhone的富士康為例，90%以上的產品用來出口，很少銷往中國國內。
生產蘋果筆記本電腦的廠家只要把產品出口銷往國外，就能獲得17%的增值稅退稅。而中國的消費者就沒有這麼幸運了。相同機型在內地上市之前往往先被銷往香港，然後加上20%的進口關稅返銷內地。
電子產品在中國國內外巨大的價差在某種程度上也成為走私的重要誘因。中國已經開始反思自己的加工貿易政策。
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大多屬於階段性產物，背後隱藏著非常複雜的政治、經濟、外交因素。
長期以來出口導向政策的推手作用，即生產是為了出口，而不是為消費服務。如中國推行出口退稅政策，本意是為了讓企業更好地做強做大，提高國際競爭力。但是這些年隨著國際市場競爭的加劇，很多外貿出口企業的利潤一再被擠壓，甚至不少製造企業都是不賺錢甚至貼錢在接訂單，而出口退稅部分就成了他們賺取微薄利潤甚至補回虧損的重要組成部分。
製造iPhone的富士康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代表，假如沒有中國可觀的出口退稅，很難想像會誕生富士康這樣巨型的企業。
一些中國學者開始呼籲，中國正處於體制改革的調整時期，中國必須重新修訂外貿出口政策，全面審視中國的市場競爭環境，否則中國政府刺激國內市場需求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很難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