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2200多年過去了，中國仍舊是個農業大國，且還是人口大國。新中國成立後，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食為政首」，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基本執政理念。
民以食為天，糧食問題堪稱重中之重。糧食安全始終是關係國民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國家自主的全局性重大戰略問題。新中國成立60年來，從毛澤東主席的「吃飯是第一件大事」到胡錦濤總書記的「如果吃飯沒有保障，一切發展都無從談起」，中國共產黨幾代領導人對糧食問題重要性的認識日益深化，將其從生存保障提高到具有「一切發展」首要條件的戰略根本地位。
經過60年的不懈努力，中國在糧食問題上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歷史性巨變：糧食總產從1949年的2260多億斤增加到2008年的10570多億斤；從養不活4億多人口到養活了13億多人口；糧食單產從「大躍進」浮誇時渴望達到的2000多斤到現在實實在在的2000多斤甚至更高；糧食科技從無到有，覆蓋了幾乎各種糧食種類及每種糧食生產的各個環節。上述變化之巨，不能不謂之「翻天覆地」，然而其歷程甚為坎坷曲折，實謂來之不易。
回顧建國60年歷史，我們有太多的感觸，也有更多的思考。對於糧食工作來說，有很多經驗值得總結，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除「大躍進」年代引發的國民經濟困難時期外，總體而言，沒有出現大的糧食安全問題。一個重要關鍵在於，不斷調整政策，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使之體現以人為本，關注農民的根本利益，從而最充分地激發農民的種糧積極性。這是解決中國糧食安全問題的根本所在。上世紀60年代初發生的大饑荒是新中國歷史記憶深處最沉重的一頁，在和平年代居然減少了兩三千萬人，這不能不說是特別慘痛的教訓。劉少奇講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歷史殷鑒，永遠值得中國共產黨人記取。
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黨和政府領導糧食工作的經驗，從中得出有益的啟示和借鑒，使我們不斷增強糧食安全意識。在世界糧食危機的國際背景下，確保中國糧食安全，進而為國家政治安全、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提供最基本而又最重要的保障。這是黨史研究工作者的責任和使命所在。
據世界考古發現，人類開始從事農耕，距今約有一萬年。一萬年來，人類的農業生產已經從原始的「刀耕火種」、「火燎杖種」發展為現代化的農業生產，其變化可謂地覆天翻。
從遠古時代起，我們勤勞的祖先，就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從事農業生產活動，創造了一個又一個農業文明奇跡，使我國以發達的農業領先於世界。已故俄國學者瓦維洛夫曾經說過：「中國以其作物品種之豐富，以其可栽培的植物屬種之廣泛，而突出於其他的植物發源地之中。」《逸周書》則曰：「神農……作陶冶斤斧，為未耜鉭耨，以墾草莽。」這反映了我國原始時代由採集漁獵向農耕生產進步的情況。
1973年至1978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浙江省博物館先後分兩期對余姚河姆渡遺址進行發掘。河姆渡遺址反映了距今7000年左右的我國南方新石器時代中期的農業狀況，這次發掘對於研究中國甚至世界農業文明都有著重要的意義。該遺址最具價值的發現就是在5000平方米的範圍內，發現了由稻穀、稻殼、稻稈、稻葉和其他禾本科植物混在一起的堆積，平均厚度約40~50厘米，最厚的達70~80厘米。這些堆積的成分以水稻的堆積物為主，局部地方幾乎全是水稻。這些遺物保存尚好，有的稻葉甚至色澤如新。
河姆渡原始稻作農業的發現，糾正了中國栽培水稻的粳稻從印度傳入、秈稻從日本傳入的傳統說法，證明了我國栽培水稻是從本土起源的觀點，為我國悠久的稻耕歷史找到了毋庸置疑的鐵證。
在西安半坡遺址、河南陝縣廟底溝遺址中，考古工作者發現了粟粒和粟殼。在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遺址中，考古工作者發掘出88個儲存著粟的窖穴。據測算，這些窖穴的原堆積物體積約為109立方米，折合儲量約為138200斤。這說明早在六七千年以前我國北方就種植了粟。
1955年，考古工作者在安徽亳縣釣魚台的西周遺址中就發現了很多的小麥種粒，這有力地證明了我國很早（至少是兩三千年以前）就已經種植小麥了。
大豆本是我國特產，野生大豆在我國南方、北方都有分佈，至遲在新石器時代我國就已經種植大豆了。
糧食是百感交集之物，凝天地精氣，蘊日月精華，承雨露化育，方凝結而成，以濟天下蒼生。它是大地賜給人類無窮的生命之源，而且是一種讓人類深懷著感恩之情和虔誠之心的信仰之物，用中國農人的話說，是命根子。
糧，望文生義，米之良者。很多人都誤以為這是一個簡化字，其實，早在漢禮器碑（藏山東曲阜孔廟）和西陲簡（四九一七）就有這個古老的「糧」字。在某種意義上說，這甚至是一個無法簡化的漢字。而它在典籍中的出現，似乎一開始就與戰爭有關，「攻其鄰家，殺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糧衣裘」（《墨子·魯問》）。這樣的戰爭是對糧食的直接掠奪。和「糧」一樣，食，也是一個難以簡化的古老漢字，「自我徂爾，三歲食貧」（《詩·衛風·民》）。鄭玄箋：「女家乏谷食已三歲貧矣。」這是《詩經》時代對飢餓的記載，而且是長達三年的飢餓，也成了一種永遠無法簡化的存在。
在西方，詩人們把糧食喻為「太陽的血液」，這是我所知的糧食的最偉大也最形象的一個比喻，而且賦予其豐富的象徵性。每個造物都表明上帝的存在，卻沒有一個透露上帝在什麼地方。——這是20世紀最傑出的法國作家紀德的一句名言，源出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人間食糧》。無疑，他所說的糧食是精神意義上的，而對於數千年來一直在貧苦和飢餓中掙扎的中國人，只有能夠填飽肚子的糧食，才是我們的上帝。
對於一個視痛苦為生存常態的民族來說，西人所謂「靈魂的苦痛」在中國是不具備普世價值的。對農民而言，流汗，吃飯，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像真理一樣確定不疑。除此之外，你實在拿不出什麼可以換算的東西了。如果這個最基本的真理一旦被顛覆，這個世界就將被顛覆。
中國農人，土生土長的土命，他們樸實，本分，沉默，隱忍，寬容，和平，只要嘴裡還含著最後一粒活命的谷子，他們就決不會把他們的橛頭、鋤頭、鐮刀和斧頭當作起義的武器。只有當餓死成為必然，更準確地說，只有在餓死和在別的死亡方式中作出最本能的生命選擇時，反叛才會成為農人在耕耘之外的另一條活路，換句話說，他們選擇了一條比成為餓殍痛快得多的死路。
在中國，天災是最直接的導火索，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人禍。
說到天災，中國自然災害頻仍，與它遼闊的版圖和複雜的氣候有關，沒有北旱，便有南澇，這樣的自然災害是一種常態，絕不是讓老百姓餓肚子的借口。如果生逢某個「太平盛世」，有聖主明君，有賢相良臣，有對天下蒼生有利的「良政」，災情可以迅速化解，決不至於把老百姓逼上死路。如果天災一旦遭遇人禍，大規模的動亂便開始了。而在所有人禍中，最極端也最慘烈的無疑是戰爭。對於中國，最頻繁的戰爭是一個民族內部的自相殘殺，農人一次次地揭竿而起，也一次次地淪為戰爭所造成巨大傷痛的最大受害者。
世界上，到底還有多少人在挨餓？據聯合國估計，21世紀，全球飢餓人口總數現已達到10億，30多個國家面臨嚴重糧食短缺，這意味著，在我們生活的這個藍色星球上，還有1/6的人口每天處於飢餓狀態，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在地球的某一個角落因飢餓而倒斃。這源於多種因素：氣候衝擊、農作物歉收，當然還有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但科學家們向世界領袖們發出的最重要的一個信息是，直接面臨飢餓威脅的人口，大都是那些以小農經濟模式為主的農業國。換句話說，哪個國家的農民越多，種糧食的人越多，那個國家的飢餓程度越慘烈。這很弔詭，但是事實，也暗合了中國60年糧食發展的規律。很多中國人早把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在1978年以前，中國90%以上的人口是農民，而且長期奉行「以糧為綱」的國策，也只能勉勉強強養活一億吃商品糧的人口，很多種糧的農民連自己也很難養活。而在1978年之後，中國直接生產糧食的人口比率已經下降到不到總人口的一半，中國人在這樣的世界性糧食危機中卻不愁沒有飯吃。
糧食安全，在2008年成了一個使用頻率最高的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