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陽的臉上有一抹健康的紅色，笑得如此生動，像一朵開放的花。我們並肩走回雲想客棧，只要我扭頭看她一次，就覺得她的臉像一朵花，又開放了一次。我們有好多話不知從何說起，就不斷傻笑，彼此看一眼就笑一下。桑傑看見我們如此快速地勾搭在一起多少有些吃驚，他說我們過一小時吃飯。季陽說她上樓收拾一下，我在門廳裡回望日落光芒中的大地，還是不敢相信走上樓去的就是季陽。我要她回來，看著她，拉著她的手才能確認。
那天晚上我像個男主人似的坐在餐桌邊上等季陽，桑傑像個僕人似的準備好飯菜，聽我跟他絮叨我和季陽的北京往事。他開心地說：「那你們要多喝些酒。」我聽見樓梯咚咚響，季陽洗漱完畢換了身便裝，臉上笑得還是像一朵花。那天晚上我們喝了好多酒，起先在餐桌上，後來在外面，對著滿天星斗，然後又在廳堂光滑的木地板上。她說她一年前回到北京，工作了一段時間，攢下了一點兒錢，這次打算從雲南走到西藏，然後再去尼洎爾和印度，她要這樣轉悠半年。她問我要去哪裡，這些年怎麼樣。其實這些話很簡單就能說完，但我們好像一直在絮絮叨叨，說得支離破碎。桑傑交代我們鎖好門，他這晚上要回鄰村家裡去睡。這樣整個客棧就只有我和季陽，整個房子是屬於我們的，外面的天地也屬於我們。
外面是濃重的夜色，除了細碎的水流再也聽不到任何聲音。我們上樓，回到202，季陽就像一朵不斷開放的花兒。屋裡的空調費勁地吹著熱風，但溫度還是不夠高，我們只有躺在電熱毯上才停住顫抖。我們其實還有好多話要說，可誰都說不出來什麼了。那天晚上，電熱毯極熱，我恍隱中覺得漏電了，我們抱在一起入睡，被身下湧來的熱氣蒸騰著。
第二天我口乾舌燥地醒來，窗外已經天光大亮。季陽不在我身邊，季陽也不在客棧裡，按照桑傑的說法，她在早上五點半打電話給桑傑，要叫一輛出租車。她在六點多一點兒就收拾好行李，出租車一到門口就把那個五十升的大包裝上車，然後和桑傑擁抱了一下，上車離去。
「你要出租車的電話嗎？」
我沒聽明白，桑傑又重複了一遍：「你要那個司機的電話嗎？我有。」
我說：「算了吧。」
我在外面的梯子上坐了幾分鐘，回頭問：「她跟你說什麼了嗎？」
「她要我告訴你，她走了，你要多保重。」桑傑站在我後面，好像要確認我情緒穩定。過了會兒，他問：「你們吵架了？」
我平息自己的憤怒，若無其事地說：「沒有，她就是這樣的人，神神秘秘的，不弄出點兒怪事來不行。」這麼說著，我好像也原諒了她的不辭而別。季陽是一個追求戲劇效果的人，不把自己的日子過得像個拙劣的戲劇不罷休，她大概想用這種方式讓我記住我們這唯一共度的夜晚。這個目的達到了，此後多年，我時常會想起這個夜晚，想起這個藏族村莊。並不是因為完美的性，我們那天喝多了，草草了事，夜裡彼此又試探了一番，但睡意沉重。我之所以回想這個夜晚，是因為那個村落，是因為她在天地之間款款走來的樣子，那個地方好像置於這個世界之外，我和她在這個世界之外相遇。
那年夏天我收到季陽的一封電子郵件，她說她在尼泊爾參加了一個為期十五天的徒步，每天都在山上走，看著環繞的雪山，真的不想再回到城市裡。「每天穿著沉重的登山鞋，就像戴著一副盔甲，脫下鞋就像卸掉盔甲，渾身的力氣也就消散了。如果這登山鞋像紅舞鞋一樣，那我寧願不停地走下去。」
我回信說，你什麼時候回北京，我們在北京一聚？你在尼泊爾、印度拍了什麼好照片嗎？發過來幾張看看。她回信說她不帶照相機，只想把看到的景色記在心裡。我回信說，買個小照相機吧，讓我跟著你看看這個世界。有一段時間我們通信比較頻繁，但隔上一段時間，季陽又消失了。她再出現的時候換了一個地方，她說：「我在德國，要從馬德格堡去萊比錫了，一八四O年十一月八日，安徒生生平第一次坐火車，就是從馬德格堡去萊比錫。」她說她買了一個照相機，「以後我坐火車的時候拍照片，或者拍一段視頻，拍外面移動的風景，等積攢到一定數量，就把它剪輯到一起，這東西該多好看啊。」我回信說這想法真不鍇，要是真拍好了也許能參加藝術展。她像一個跳躍的小精靈，她在萊比錫的聖尼古拉教堂裡看見一座木頭十字架。那是倫敦遭受過德軍轟炸的廢墟上的木板，戰後英國人把它改造成十字架送給德國人。她在德國南方的森林裡參觀了馬丁?路德翻譯《聖經》的小木屋，屋中的陳設和五百年前一樣。她偶爾會發一兩張照片過來，有火車外移動的樹杈和天空，有街上某個孩子的笑容。
有時候她的信不談論旅行，她問我還在學法語嗎：「我雖然還讀不了普魯斯特，但我可以看其他一些法國小說了，最近法國最好的小說家叫勒?克萊齊奧，他說，一看報紙就覺得世上的暴力事件奔湧到他的面前，外面躺滿了屍體，到處都是罪惡。報紙上那些代表一塊一塊遙遠地域的詞，那些奇怪的和神秘的冒險梗概，都讓人迷亂，全世界的人在這張紙上留下謎一樣的歷史事件的片段。」
我看了她的郵件，就去找勒?克萊齊奧的小說，那時他還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中文譯作並不多，我找不到也就忘了這個茬兒。實際上，季陽的郵件就是她留下的謎一樣的歷史片段，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滿足於自己的生活。每隔幾個月，看到季陽不知從哪個角落冒出來，講述她的旅行經歷，得知還有另外一種生活。據說，像她這樣的人叫做「行者」，他們進入另一個國度，他們穿行於這個世界，卻不屬於任何一個地方，他們同在「旅行者國度」。通過互聯網我能發現好多這樣的人。有一個德國人，四十歲了，小時候看過一部意大利電影，迷上了裡面的VESPA摩托車。他跑去意大利花一千二百歐元買了一輛四十年的老VESPA，騎著車從米蘭跑到羅馬，用了三個月，一路上慢慢消磨時間。還有個傢伙，說年輕的時候聽過斯汀的歌《俄國》，然後就認定俄羅斯是個可怕的地方，某一年他決定坐火車從莫斯科到海參崴，記錄下途中的車站和火車上碰到的俄羅斯朋友。
還有一位英國老者，七十多歲，騎著一輛本田125，從當年殖民者在墨西哥的第一個據點出發，向南穿越美洲。還有個英國佬，一九九四年從倫敦出發嘗試純粹人力環遊世界，他用四千八百多天折騰了四萬多英里，到二○○七年把這事辦完了。一九九八年，又有一個英國佬，打算就用雙腳丈量世界，他從智利最南邊出發，溜躂到北美，過白令海峽，穿俄羅斯回英國。我在網上搜索這老兄的名字，他當時還在俄羅斯境內，他從冰凍的白令海峽走到俄羅斯的時候，人家根本不讓他入境。這位老兄的網站上，有個招商的地方，希望有商家能給他這偉大的行程贊助，還有募捐的方式，用維薩信用卡，或者用PayPal（貝寶，國際網絡支付平台），點擊一下就可以送出去幾十美元。要我看，這哥們兒是一邊走路一邊乞討，這就是他的生活方式。我不敢肯定季陽也能完成類似的偉大行程，她行蹤飄忽不定，一會兒在南美秘魯境內看馬丘比丘，過幾個月，好像又到了巴西，過半年一年，她又到了美國。她的郵件總是寥寥幾行，最多不超過四百個字。有時密集，每兩三天就能看到一封郵件，也有長達一年的空白。
我有時會在想像中跟隨她旅行，比如她說她到了南非，我就從圖書館找來一堆有關非洲的書看。我看過一本書——《我留在非洲的房子》，是個英國佬寫的，講述他的祖輩在津巴布韋建農莊的歷史。我回信會告訴她那座房子的遺址在什麼地方，在Google地圖上先去搜索一番，這是我平凡生活中的小樂趣。但她的回信沒有響應，她根本沒去找那座津巴布韋的房子。我在二○○九年初收到她的一封信，說她回到了法國，加入了「無國界醫生」組織，準備去非洲，給窮困的非洲黑人看病。過了段時間，她發來郵件說，她正在加蓬從事醫療工作，隨身攜帶著七大本《追憶似水年華》，現在正在讀第三本，在這句話後面，她隨手敲下了一個「：）」，微笑的表情，但在我看來，這個符號旋轉了九十度，真的變成了一張人臉，一隻眼睜著一隻眼閉著，嘴角帶笑，完全是嘲笑。我看著這個符號，心想，我好端端的一個夢想怎麼就讓她給偷去了呢，就好像我埋下了一筆寶藏，她在旁邊看著，到最後她把這筆寶藏挖走了。她此一時在喀麥隆，彼一時在乍得。她寫信來講一些非洲見聞，講那裡的人吃鱷魚、吃蛇、吃穿山甲和蜥蜴，講戰亂和貧窮讓那裡的醫療條件如何糟糕。我把她看成是一個英雄，超越了我所能想像的生活。
我在四十歲之後開始鍛煉身體，星期天早上，天氣好的時候，我就開車到妙峰山或者平谷，爬山或者徒步，呼吸新鮮空氣。偶爾會非常猥瑣地回想起一些年輕女人的身體，也會想起季陽，惋惜自己在雲想客棧那個晚上喝多了酒，根本沒能好好表現，更惋惜自己此後再無表現的機會和能力。有一天，在一處野長城，我被曬得發暈，忽然想起季陽的肋骨，想起我當年那種不祥的預感，想起「來日大難」四個字，我覺得她已經死掉了，除了一個雅虎郵箱的地址，季陽並沒有更多還留在這世上的痕跡。當年在雲南我遇見的不過是她的鬼魂，就像《聊齋誌異》裡的故事。四下是荒地，頭上是晴空，我越想越可怕。
二○一○年五一假期，我坐地鐵一號線去蘋果園，打算上八大處轉轉。地鐵車廂裡湧入一幫小伙子小姑娘，打扮怪異，梳著朋克頭，紮著耳釘，身上掛著各式鏈子。起先只有幾十個，隨著地鐵西行，每一站都上來幾十個這樣的年輕人，最樸素的打扮也是一條埃迪哈代的牛仔褲。這趟地鐵大概彙集了幾百個北京的小朋克，向著蘋果園方向飛馳。這是一撥兒嶄新的年輕人了，他們要到郊外一個雕塑公園參加音樂節，有個國外的大牌朋克樂隊前來演出。我跟著他們在古城站下了車，站台上過道上滿是時髦的孩子在呼朋喚友，我夾在其中很是興奮。離演出場地還有兩公里，就能聽見轟鳴的音樂。我放棄爬山的計劃，在那個公園消磨了一天，雖然我根本不知道舞台上的樂隊叫什麼，唱的是什麼，但那一天過得極其舒暢，好像坐上地鐵一號線往西走就能返老還童回到十幾年前，往回坐又變得成熟起來。我留意各種音樂節的信息，很快就去順義參加了一個，又注意到在懷柔某處野長城腳下還要舉辦一個，演唱的是幾個年輕的本土搖滾樂隊。
星期天早上，我奔懷柔而去，一路上看見不少小車都興高采烈地開過去。其實，從汽車的外觀上，不可能看出駕駛者是什麼心情，也不知道他們要奔哪裡去，但那天有點兒怪異，每輛開赴音樂節的小汽車都扭動著屁股，好像在說我要去聽歌我要去聽歌。音樂節在一個山谷裡，山腳下搭建了舞台，觀眾席就是一大片草地，觀眾準備充分，帶著防潮墊，帶著帳篷，在草地上找一個舒服的地方紮下來。舞台上的歌手自顧自唱著，下面的觀眾自顧自曬太陽，每逢一曲終了也響起掌聲和口哨聲。我準備不充分，在草地上坐了會兒，露水就把屁股弄濕了，我站到離舞台更近的地方，認真聽了兩酋歌。忽然感到有個姑娘盯著我看，我有點兒不自在地掃了她一眼，接著聽歌。但那姑娘的眼神像探照燈一樣，我轉過頭再看，這回認出來了，是貝貝，她那兩個大眼睛直瞪瞪地盯著我。她穿著一條花褲子，一件白襯衫，頭上紮著一條黑絲巾，右手拿著一個小相機，左手拿著一罐啤酒，看上去和她十年前的樣子差不多。
我衝著她響亮地吆喝：「嘿！嘿！」
她走過來，有些拘謹：「我看你半天了，沒太敢認。」
「我胖了。」
「沒胖，滄桑了。」
「你沒怎麼變，還那樣兒。」
貝貝有點兒害羞地笑了。音樂聲吵鬧，我們幾乎是扯著嗓子在說，她拉著我的胳膊往後走：「你跟誰來的？」
「我一個人。」
「那你還真有癮。」
「你們幾個人？」
「一大幫呢。」
我們走了有兩百多米，穿過散坐在草地上的觀眾。在遠離舞台的一處坡地上，有四五個帳篷連在一起，地上鋪著一大塊塑料布，擺滿了啤酒、冰桶、各式小吃和礦泉水，十來個男男女女坐在那兒，聊著天喝著酒。貝貝用手畫了個圈：「一幫朋友。」我只得籠統地點了點頭，確認這幫人裡沒有熟悉的面孔。
她給我拿了一罐啤酒，拉著我坐在防潮墊上：「你喜歡這樂隊嗎？」
「我第一次聽，以前不知道。」
「他們唱得一般。我剛才就坐在這兒，說過去隨便拍兩張照片，結果就看見你傻站那兒了。你怎麼樣啊？」
「挺好，挺好。你怎麼樣啊？」
「也挺好。」
我們有差不多十年沒見，見了面有點兒拘謹，好像一句「挺好」就能應對。完全是為了打破尷尬，我問：「季陽怎麼樣？你跟她最近有聯繫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