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居何處？
自從開放到大陸探親以後，親友見了我，都會問我，是否要到大陸去探訪親友故舊和故居，我笑笑搖搖頭，謝謝他們的關心，我告訴他們，一時尚無此打算。十年以來，已經輾轉和大陸親友通了信，近二三年更在港和我唯一留在大陸的三妹母女及外子承楹的⼳妹、妹夫見過面，也時常通信。在美的晚輩——兒子、媳婦、女婿、侄子也都去過大陸，見過家人了，每個家人親友的狀況大概知道，也就不忙在一時去相見。至於地方，我常笑對此地的親友說：「北平連城牆都沒了，我回去看什麼？」正如吾友侯榕生十年前返大陸探親，回來寫的文章中一句我記得最清楚、也頗同感的話，她說：「我的城牆呢？」短短五個字，我讀了差點兒哭出來。
但是近來卻因此一熱門兒話題，使得北京的景色、童年、人物，撲面而來，環繞著我，不知道回憶哪一樁好了。過去的寫作，無論小說、散文的內容，也無論文字的運用，總是「京味兒」的居多，在那兒住了二十六年了嘛！這次正要把這一類的作品，尚未結集的，出一專集，想著還有許多記憶深刻的沒有記出來，就打算再寫一次打總兒的，但是從何說起呢？我的晚輩以及在大陸的親友，曾經把我住過的街道、故居、我的母校等拍了照片寄給我，雖然有的已經無從確認，卻也給了我許多回憶。有一位表弟讀到我作品中所寫到的街道、商號等，竟去尋找拍了照片寄給我看，真使我感謝又感動。那麼我何不就從我在北京——北平——北京——北平——所居住過的地方：珠市口——椿樹上二條——新簾子胡同——虎坊橋——西交民巷——梁家園——南柳巷——永光寺街——南長街，順序以雜憶方式記錄下來呢！
珠市口
1922年父親在北京安頓好了他的職業，便回台灣來接母親和我到北京去，那時我五歲，穿著小和服。當時暫住西珠市口的謙安客棧，這種客棧可久居、暫居，可單身或攜眷。珠市口分東西，以正陽門大街為界，是當時很繁華熱鬧的市區，因為當時北京是首都，北伐尚未成功。北京城方方正正，城分內外，一切繁華都在正陽門以南的外城，所以飯店、戲院、大商號、八大胡同妓院都在前門（即正陽門）外一帶。
我們所暫住的謙安客棧，旁邊就是北京著名的第一舞台，我趕上看一次北京的大義務戲，什麼都不記得，只記得有一童伶武生李萬春。在台灣跟他的小弟弟李環春談起來，環春說：「您看我大哥戲的時候，我還不知道在哪兒呢！」意思就是說，他還沒出生呢！
從謙安客棧向西走下去，就是虎坊橋、騾馬市，是南城的熱鬧大街。珠市口向南去，離城南遊藝園、天橋、天壇等地不遠，附近則是八大胡同——妓院的集中地，白天冷冷清清，華燈初上，每家妓院照得像白晝一樣，妓女的名牌都掛出來，鏡框裡用彩色小燈泡綴著黛玉、綠珠、翠環等花名。這時全城已靜，只有八大胡同門前是車水馬龍，停滿了點著四個倍兒亮車燈的自用洋車，那都是當時北洋政府時代的達官顯要所有。高級的妓院叫「清吟小班」，大都是蘇州人，「二等茶室」則是北地胭脂了。到了北伐成功，遷都南京，八大胡同有名無實，完全成了歷史名詞了。
椿樹上二條
在謙安客棧暫住不久，就搬到椿樹上二條了。這是我在北京生長、生活起步的第一個居家。其實這是永春會館的後進，正門在椿樹上頭條，這裡另開一個後門出進，中間隔著一個大院子，院子裡有一棵槐樹，到了夏天槐樹開花，唧鳥（蟬）叫，樹上掛吊下來許多像蠶一樣的槐樹蟲，俗稱吊死鬼；淡淡的綠像槐樹花一樣的顏色。它也是我的第一種大自然玩具。預備一個玻璃瓶，一雙筷子，把吊死鬼夾下來放進瓶子裡觀賞。看那蠕動的一群，實在肉麻，不知為什麼我們小孩子會喜歡這樣的玩意兒？
在椿樹上二條，開始了我成為一個北京小姑娘的生活，我開始穿著打了皮頭兒的布鞋，開始穿襪子，開始喝豆汁兒，開始吃涮羊肉（都是我母親捏著鼻子一輩子不曾入口的），也開始上師大附小一年級，ㄅ夂ㄇㄈ，接受全盤的中國新教育了。
當然，父親也開始嚴格的管教我，不許我遲到，不許我坐洋車上學。清晨起來，母親給我紮緊了狗尾巴一般的小黃辮子，斜背著黃色布制上面有「書包」二字的書包，走出家門。胡同有小黑狗緊追我兩步，老怕它咬我腳後跟。走出椿樹上二條，穿過橫胡同，走一段鹿犄角胡同，到了西琉璃廠，首先看見的就是羊肉床子大宰活羊血淋淋的倒在門口，心驚肉跳地閃避著走過去，到了廠甸向北拐走一段就是面對師大的附小了。在晨曦中我感覺快樂、溫暖，但是第一次父親放我自己走去學校，我是多麼害怕。我知道必須努力地走下去，這是父親給我的人生第一個教育，事事要學著「自個兒」。
在椿樹上二條，母親又給我帶來了三妹燕珠和弟弟燕生，弟弟的來到，是林家的喜事，因為我有兩位異母姐姐和二妹留在台灣，這時我父親已有五個女兒，這弟弟來到人間是很重要的。凡是我母親在北京生的孩子，名字上都有一個「燕」字。
我在《城南舊事》寫作中重要的人物——宋媽，也在弟弟出生後來做他的奶媽。
那時候家中的日常用品，常常都是到下斜街的土地廟去買，廟會的日子好像是逢三吧。我隨母親、宋媽去土地廟，她們買家用品，笤帚、畚箕什麼的，我就吃灌腸、扒糕（至今想起那食物還要流口水），不然就是玩那永遠連個小泥狗都套不著的套圈兒遊戲。
這時家中由三口變成六口了，椿樹上二條一溜三間的房子，似乎不夠住了，父親就托送信的郵差給找房子，因為父親這時已經在北京郵政總局工作了。在這以前他是在日本人辦的日文報紙京津日日新聞工作。
新簾子胡同
新簾子胡同是在內城，剛搬去的時候，我到廠甸上學，必須沿著順城街走出順治門（也叫宣武門），再走西河沿到學校，這時路途遠，不能走路上學了，於是就包了洋車每天接送我。但是過不久，就在正陽門和宣武門之間開了一個新城門，那就是最早叫興華門，後來叫和平門的。城牆還沒開好，人是可以走路通過了，這給了小學生我一個大樂趣，每天上學走過折城牆所堆集的城磚土堆，崎嶇不平地走來跳去，有一種小心、選擇、完成的不畏艱難感吧！我喜歡每天走出所居住的和平門裡新簾子胡同，走一段大街，穿過和平門，就到了南新華街的學校，再也不要坐洋車繞宣武門了。
新簾子胡同的家因為在胡同盡頭，是個死胡同，所以很安靜，每天在我放學後撂下書包，就跟宋媽帶著弟弟妹妹到大街上看熱鬧，或者在我放學回來時，宋媽和弟、妹已經站在門口兒「賣呆兒」等著我了。
宋媽在門口兒，都是拿了小板凳，並不是人家描寫北平大姑娘站在門口兒「賣呆兒」的那種樣子。小板凳不止一個，因為弟弟、妹妹也要坐，宋媽教弟弟妹妹念歌謠，看見我回來，他們就會衝著我念：「拉大鋸，扯大鋸，姥姥家門口唱大戲。先搭棚，後結綵，羊肉包子朝上擺。接姑娘，請女婿，小外孫也要去。人家姑娘都來到，我的姑娘還沒來。說著說著就來了，騎著驢，打著傘，光著屁股，挽個髻。」
我們到大街上看熱鬧，因為北京如有大出殯，這兒也常是必經之路。出殯的行列能有幾里長，足夠你看上兩小時的。
虎坊橋
在北京的居所，只有兩次住大街的，謙安客棧不算，虎坊橋是叫大街，南長街是大街，西交民巷則比街小，比胡同大。虎坊橋是我成長中最難忘的地方，這時我的二妹也從台灣送到北京來，而我母親又在虎坊橋生了四妹、五妹，家裡人口旺，虎坊橋大街上也多彩多姿，我在《城南舊事》和其他短篇懷念中，都有以此地為背景，或者專文記載。我的二妹來時已八歲，該入小學二年級了，但是她因言語不通，沒讀過書，所以插入隔壁的第八小學（後來叫虎坊橋小學）一年級。有一天她放學回來，對母親說：「老師叫我明天拿孔子公去。」母親納悶，怎麼叫做拿孔子公去呢？原來老師是叫拿通知簿去，她以台語諧音聽成孔子公。她所以知道孔子公，是因為台灣亦尊孔，管孔子叫孔子公的。
虎坊橋的這所三進大房子，原來是廣東的蕉嶺會館，我林家是七代以前從廣東蕉嶺移居台灣頭份，祖父生前還每年返蕉嶺拜祖祠，因此父親在北京也就跟客家人很熟，租了蕉嶺會館全館。北京各省會館很多，都是清朝各地上京趕考學子所居住的，民國以後沒有考舉之事，會館裡雖然仍住有各省學生，也有很多租給人住家，以便有收入作管理會館的費用。
父親愛漂亮、清潔，把蕉嶺會館油刷整理一新，那時父親交遊廣，家裡人口多，我們已有六姐弟，再加車伕、宋媽及另一奶媽，家裡就有十一口人了。週末總是有客人來玩，母親每天多是到廣安門大街的廣安市場去買菜，魚蝦就到西河沿去買。春天門口有挑擔或推車專賣黃花魚、對蝦的，青菜則有整輛車的紅梗綠菠菜。清末皇族趣談，說西太后逃難在外，鄉下沒得可吃，某日御廚上來了一道菜。西太后在她那宮裡每天一百八十道菜中從沒見過，吃起來倒不難吃，便問這是什麼菜，御廚思索了一下，找了句吉祥好聽的，便說：「太后老佛爺，這是金鑲白玉板紅嘴綠鸚哥哪！」原來只是油煎豆腐燒菠菜，就是這種紅綠相映的菠菜。
我住虎坊橋，已經上三、四年級了，每日仍是走讀，這次和住新簾子胡同相反方向。上學是由虎坊橋大街走到京華印書館向北轉走一條南新華街，經過臧家橋、大小沙土園等路口，到了廠甸、海王村直走下去，就是附小了。記得沙土園口上有一家蜀珍號，專賣乾貨的，他們自製辣蘿蔔乾，顏色紅白相映，辣乎乎的，好吃極了，我常常買了一包，沒等到家就在路上打開捏一根、一根地吃。又有一家小南方飯館，中午不願回家吃飯，就在這飯館吃霉乾菜肉末包子，每次只是吃三大枚或加叫一碗湯共五大枚，而且不用付現款，記在一個小摺子上，每月算賬。
這時是北伐「鬧革命」的時候，也是新文化運動、婦女解放運動到了極致的時候，許多女孩子剪了辮子了，在我附小也每天看見有新剪髮的同學。附小韓主任禁不住召集全校同學到大禮堂，說明「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的大道理，但時潮撲來，攔不住了，我也剪了發，雖膽戰心驚的，還好父親看見了，沒講什麼。但是制服的問題，卻很嚴重，使我痛苦極了，這時我們又搬家了。
西交民巷
知道北京東交民巷的人，都知道那是使館區。西交民巷沒有東交民巷那麼漂亮，但因為是銀行區，所以也很整潔，我家對面就是中國銀行，父親叫我到日本正金銀行去取款，是在東交民巷。我小小年紀，手捏著銀行存款簿，也捏著一把汗。父親叫我去取「金三拾圓也」，是有意訓練我嗎？我自此不得不凡事努力以赴，父親老早離開我們，虧得我這做大姐的受了父親的嚴格訓練，也不知天高地厚，什麼都不怕的硬闖。
說到制服，我們學校原是穿中式右大襟衣裙或大褂兒。新潮來，學校改制服樣式了，是衣連裙翻領的，質料仍是月白竹布。我的父親真不講理，他說穿這樣差的料子和樣式像外國乞丐，非叫我仍穿中式竹布大褂兒不可。制服怎麼能不穿呢！母親也怕父親，她出個主意，每天讓我把制服穿在裡面，外套竹布大褂兒，到了學校，我就先脫了大褂兒疊好放在傳達室，才去教室上課，放學時再到傳達室套上大褂兒。這樣有多久，我已經不記得了。
宋媽常常帶了弟弟、妹妹，端了小板凳到對面中國銀行的樹陰下去坐，等著我和二妹放學回來。這時二妹還在虎坊橋的第八小學。我們每天都要穿過和平門，我先到附小，她再一直走下南新華街，到了虎坊橋大街東拐走一段就到了。
我們的隔壁是一位回教的外科大夫趙炳南掛牌行醫，父親跟他成了街坊朋友。記得我家有一架手搖的日本小留聲機，小小的唱片，唱出來的是日本童歌《桃太郎》什麼的，趙大夫覺得有趣，還借去聽來著。後來我們搬離了西交民巷，他也搬到對面一所平房。我所以對他有深刻印象，是我的五妹燕玢有一年臉上敏感長滿了疙瘩，西醫無法，就到趙炳南那兒去治療，塗了他給的藥膏（小扁盒裝），很快起了一層痂，掉了後就是一張漂亮白淨的小臉蛋兒了。又多年後，焯兒三歲得疝氣，小兒科麻大夫最後要給動手術了，我很擔心。那天早上，上麻大夫診所經過西交民巷，看見趙炳南的牌子，我忽然靈機一動，停車下來同門口兒掛號的，治不治疝氣。他很和氣地說：「倒是也有人來治過。」我就帶進去給趙大夫看，並且告訴他，我們曾是街坊的事。他聽了很高興，給了仍是小扁盒的藥膏。腫脹存水的疝氣，果然不數次就消腫痊癒了。因而對趙炳南的印象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