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應該相互迎合，大家應一起奔向上帝……你說：『只要大家在一起就萬事不難……』——什麼？……當然，一同耕作、除草是容易的，而且是對的。可是要接近上帝，就只能單獨去做才可以……我想像中的世界彷彿是一座巨大的神殿，明亮的陽光從上方直射進來。若要聚合在一起，我們就該向那陽光走去。在那裡，有來自四面八方的人，我們將與其他人不期而遇：歡樂即在其中。」
從天穹照射下來的光明中，有多少人集合在了一起？——這無關緊要！只要能同上帝在一起，哪怕只有一個人也足夠了。
「正如只有燃燒著的物質才能夠將火源傳遞給其他物質一樣，只有真正信仰和真正生活的人才能感染其他人，並將真理傳播下去。」（《戰爭與革命》）
這或許是真的，但是，這種孤獨的信仰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為托爾斯泰帶來幸福呢？——晚年時期，他距離歌德提倡的自覺自願的寧靜境界十分遙遠！他甚至是在逃避寧靜、厭惡寧靜。
「能夠對自己感到不滿，是需要感謝上帝的。但願能永遠這樣！生命與理想之間的不一致正是生命的標誌：從渺小到偉大、從惡到善的上升變化。然而這種不一致卻是善的前提。當一個人對自己心滿意足時，它就變成了一種惡。」
由此，他思考著這部小說的題材，奇怪，列文或別埃爾·比基多夫那揮之不去的焦慮始終在他心中糾纏。
「我常幻想：一個在革命團體中成長的人，最初是革命者，然後就成為了民粹派、社會黨人、東正教徒、阿多斯山的僧侶，然後是無神論者、慈父，最終成為了杜夫勃耳人。因為他什麼都嘗試，但到頭來一事無成，所以大家都嘲笑他。他什麼都沒做，然後在收容所裡默默死去。臨死前，他認為自己白白度過了一生。然而，他卻是一位聖人。」[出自《一個杜夫勃耳人的故事》，這部小說是托爾斯泰未發表過的一個作品。信心滿滿的他，難道還有什麼疑惑嗎？——誰曉得呢？對於一個直到老年還身強體健的人來說，他的生命不可能只停留在某一點上。生命必須繼續前進。
「運動就是生命。」[1901年3月，他在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說道：「想像一下，將所有擁有並掌握真理的人聚集在一個島上。就是生活嗎？」
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托爾斯泰身上的許多事都發生了變化。難道他對革命者們的看法依然沒有變化？誰又能確保他對不抵抗主義的信心沒有絲毫動搖呢？——在《復活》中，主人公聶赫留多夫與政治犯的關係已經完全改變了他以往對俄國革命黨的看法。
「在這之前，他始終憎惡他們的殘忍、罪惡、謀殺、自滿，以及那強大的令人無法忍受的虛榮心。可是，當他清楚地看到當局者是如何迫害他們時，他明白了一點：他們只能這樣。」
因此，他欽佩這些人的高尚的犧牲精神和責任感。
自1900年起，革命的浪潮席捲而來，從知識分子開始，逐步擴大到民眾，並且悄悄地震撼著千百萬勞苦大眾。這股咄咄逼人的進行大軍的先頭部隊在亞斯納亞，托爾斯泰的窗下經過。《法蘭西信使報》上發表的三篇短篇正是托爾斯泰晚年時期的一部分作品，從中不難看出這幅場景帶給他的精神上的痛苦和惶恐。在圖拉鄉下，成群結隊的淳樸虔誠的朝聖者巡遊的場景今天又在哪裡？眼下所看到的只有飢餓的流浪者的入侵。這些可憐人每天都來。托爾斯泰常同他們交談，震驚於他們胸中的憤慨。他們已經同以往不同了，他們不再把富人看作是「通過施捨救贖自己靈魂的人，而是將他們視為強盜、土匪、專吸勞動人民血的吸血鬼」。這些受壓迫的人中，有些還曾受過良好的教育，但因為破產而絕望，他們一無是處。
「使現代文明變得如往日的匈奴和汪達爾人[汪達爾人，古時日耳曼民族的一個部落。曾在429年登陸非洲，並在公元439年搶佔迦太基，建立了汪達爾國。455年攻陷羅馬，在羅馬城瘋狂毀壞文物。所有後人將毀壞文物、藝術品的人稱為汪達爾人。
]對古文明所做的可恥之事的野蠻人，均不是在沙漠和叢林中，而是在市郊和大路上造就的。」
亨利·喬治如是說。而托爾斯泰則是補充了幾句：
「汪達爾人已經在俄羅斯準備就緒，在如此富於宗教情緒的民族中，他們會顯得格外可怕，因為我們不知道點到為止，也不知道，在歐洲各民族中，法度與輿論已經發展得十分成熟了。」
托爾斯泰常常收到反叛者的來信，信中抗議他的不抵抗主義，聲稱對於統治者和富人施加在民眾身上的暴行，要「復仇！復仇！復仇！」——對此，托爾斯泰還會指斥他們嗎？我們並不知曉。但是幾天後，他看見在他的村子裡，當局者對哭訴哀告的窮人們無動於衷，原來他們的鍋子和牛羊都被搶走了。對此，他不禁向那些冷酷的官吏大喊復仇的口號，同時反對那幫劊子手，「那幫只知道販酒謀利、教唆殺人，只會宣判流放、入獄、苦役或絞刑的官吏和他們的走狗，這幫人十分清楚，從窮人那兒搶奪更多的鍋、牛羊、布匹，有利於蒸餾酒精毒害百姓、製造武器、修建監獄、建設苦役場，特別是慰勞他們的幫兇，可以讓他們加官晉爵」。
讓我們感到痛心的是：當你一輩子都在期盼著愛的世界的到來時，你看到的卻是如此可怕的景象，因為惶恐而不得不閉上眼睛。另外，即使你具有和托爾斯泰一樣的真切意識，也無法確保你的生活與你的原則完全一致。
在此，我們觸及到了他暮年時——是不是可以說是其最後三十年呢？——的最大的痛處了。對這一痛點，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虔誠而膽怯的手輕輕觸摸它，因為托爾斯泰在盡可能地將它隱藏。它不單屬於死者，也同樣屬於他愛過、並愛著他的其他人。
他一直都沒法把自己的信念傳達給他最愛的人，他的妻子和兒女。我們看到，他的忠實伴侶能夠勇敢地分擔他在生活及藝術創作上的重擔，對於他放棄藝術而改奉她所不瞭解的一種道德信仰時，她感到十分痛苦。當自己不再為最好的女友理解時，托爾斯泰也痛苦萬分。他曾給丹納羅莫寫信，上面說道：
「我深刻地感覺到下面幾句話的真切道理：丈夫和妻子不是分離的兩種生靈，他們應該是合而為一的……我強烈希望能夠把那種讓我超脫人生苦痛的宗教意識傳遞給我的妻子，哪怕只是一部分也好。我期盼著能將這種意識傳遞——不是由我，而是由上帝——給她，雖然這種意識是不易被女性所接受。」[1896年5月16日，托爾斯泰看到妻子為了一個小男孩的死而無比悲痛，他想安慰她，但絲毫沒有辦法。
]
然而，這個願望始終沒有實現。托爾斯泰伯爵夫人讚賞並喜愛心靈純潔的丈夫，喜歡他坦蕩寬廣的胸懷，以及和她「合而為一」的偉大靈魂。她看到「他走在群眾的前面，指引著人們應該遵循哪一條人生之路」。[參見托爾斯泰夫人於1883年1月寫的信。
]當聖教會開除托爾斯泰時，伯爵夫人勇敢地為丈夫辯護，聲稱要分擔丈夫遭受的危險。可是，她無法做自己不相信的事情，而托爾斯泰又太真誠，也不願意逼迫她去做違心的事——因為他憎恨虛偽的信仰和愛，甚於仇視對信仰和愛的背叛。[在托爾斯泰《未發表的書信集》中，他這樣寫道：「我向來不願意責備那些不信仰宗教的人。但最可惡的是一面撒謊一面假裝虔誠信教。」「願上帝不要讓我們假裝心中有愛，因為這比恨更加糟糕。」
]既然她不相信，托爾斯泰又怎麼會強逼她去改變自己的生活，犧牲自己和兒女們的前途呢？
他和孩子之間的隔閡好像也越來越深了。勒魯瓦—博利厄先生曾在亞斯納亞，托爾斯泰的家中見到過他，他說：「飯桌上，當父親說話時，兒子們的臉上露出了一種難以掩飾的厭煩和不信任。」只有他的三個女兒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他的這種信仰的感染，其中一個他最喜歡的女兒瑪麗安已經死去了。在精神上，他是一家之中最孤獨的，「只有他的小女兒和他的醫生」是瞭解他的。
他與家人思想上的距離使他苦惱：他為無法逃避的世俗交際而苦惱，他為來自世界各地令人厭惡的客人而苦惱；他為那些疲於應付的美國人和時尚人物的來訪而苦惱；他為家中強迫他過的那種「奢侈」生活而苦惱。但是，根據曾經到過他那簡樸的屋子裡的人的敘述，他所指的「奢侈」其實只是最低的生活標準：幾件樸素的傢俱，一張鐵床，幾把破椅子，光禿禿的牆壁！這份舒適的「奢侈」竟會讓他難堪，成為他揮之不去的苦惱。在《法蘭西信使報》上刊登的他的第二篇短篇作品中，他就自家的奢華景象與身邊苦澀貧困慘狀進行了對比。
1903年，他這樣寫道：「我的活動，不管在其他人眼中是多麼有意義，它都在逐漸喪失，因為我的生活無法同我宣揚的東西完全一致。」[出自1903年12月10日寫給朋友的信。
他的確無法實現一致！因為他不能強迫家人遠離交際的生活，而他自己又無法擺脫家人以及家人的生活。這樣一來，反而使他就此避免被敵人攻擊，故意說他虛偽，以否定他的主張！
對於這一點，他曾長時間地思考過。所以很早以前，他就下定了決心。近期，有人找到並發表了他在1897年6月8日寫給妻子的一封信，這是一封令人讚歎的信。在這裡，應該把它全部抄錄下來。沒有任何東西能如此真實地披露他這顆慈愛而又飽受痛苦的心靈的秘密：
「我親愛的索菲婭，很長時間，我都因為生活與信仰的不一致而感到痛苦。我不能強迫你們改變自己的生活和習慣。而且到目前為止，我都沒有疏遠你們，因為我想，如果我離開，我將帶給你和年幼的孩子們一定的影響，並且給大家造成極大的痛苦。可是，我實在無法再像過去的這十六年那樣，繼續生活下去，不能偶爾與你們抗爭，讓你們感到不快，偶爾屈服於我那早已習慣了的圍繞在我身邊的影響與誘惑。現在，我決心實施我思考了許久的計劃：我要離開……就像印度老人那樣，到了六十歲便隱居山林，猶如信教的老人，自願將自己的殘年奉獻給上帝，而不是通過說笑打趣、胡鬧、玩球之類的事情消磨時間。我也一樣，已經年屆古稀，我一直想獲得寧靜與孤獨，而且，如果得不到一致的話，那至少也不要在我的生活與良心之間出現不一致。假如我離開，你們必然會哀求，在經過一番爭辯後，我勢必心軟，或許當我本應將決定付諸實行時，反而會放棄。
我的做法若令你們傷心難過，那麼請你們原諒我。尤其是你，索菲婭，請讓我離開吧，不要找我，也不要恨我，更不要責怪我。我雖然要離開你，但並不表示我對你有什麼怨恨……我知道你不會，你也無法像我那樣去觀察和思考。所以你根本無法改變你的生活，無法為那些你並不承認的東西犧牲。對此，我沒有絲毫怪你的意思，相反的是，我會滿懷愛意與感激之情回憶我們共同走過的那段漫長的三十五年，尤其是前半段時間，你用你那天賦般的堅定與忠誠，勇敢地承擔起你所認為的一切使命。你不僅給了我，還給這個世界所有你能給予的。你付出了極大的母愛，也做出了極大的犧牲……可是，在我們生活的最近十五年中，我們卻要分道揚鑣。我難以相信自己竟是罪魁禍首。我很清楚，假如我因此而改變，那並非是為了我的快樂，也不是為了世界，而是因為我不得不這樣做。我無法指責你絲毫不聽我的，我反而要感謝你，我會永遠心懷愛意去回味你所帶給我的一切。別了，我的索菲婭。我愛你。」
「我雖然要離開你，但並不表示……」事實上，他根本沒有離開她。——多麼可憐的信啊！他似乎認為自己只要寫了這封信，他的決心就完成了……而在寫完這封信後，他的全部力量也都耗盡了。——「假如我離開，你們必然會哀求我，在經過一番爭辯後，我勢必心軟……」其實，他不必「爭辯」，也無須「哀求」，只要片刻之後，看看那些他要離開的人就可以了。他會感到「他不能、他無法」離開家人。於是，他將這封原本裝在口袋裡的信塞進了抽屜裡。信封上寫著：
「待我死後，請將它轉交給我的妻子索菲婭·安德烈耶芙娜。」
他的逃離計劃就此結束了。
難道他的力量就這般弱小嗎？難道他不願為上帝犧牲自己的溫情？——當然，在眾多基督教徒中，有許多心如磐石的聖人，他們從不猶豫地摒棄自己和別人的情感……有什麼辦法呢？他根本就不是這類人。他是弱者。他是人。也正是因此，我們才愛他。
十五年前，在一篇撕心裂肺的痛苦的篇章中，他問他自己：
「列夫·托爾斯泰，你是不是正在按照你所宣揚的原則去生活？」緊接著，他痛苦不堪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