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列夫所說的，托爾斯泰始終在工作。唉！他在寫若干篇關於宗教方面的論辯文章。一邊讀一邊思索，直到頭疼得受不了為止，而他這樣做，只是為了說明教會的教義與《福音書》上的不一致。在俄羅斯，對此感興趣的人頂多只有十來個。但是，我毫無辦法。我只希望這事能夠盡快結束，但願它真的只是一場病而已。」
然而，疾病並未消失。他與妻子之間的關係也越來越緊張。彼此相親相愛、相敬如賓，但彼此很難相互理解。雖然他倆盡可能地為對方作出讓步，但這種相互的讓步反而會變成一種痛苦。托爾斯泰不得已跟著家人來到莫斯科。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這是我生平中最艱難的一個月。來到莫斯科生活。大家都安頓下來了。可他們究竟何時才能開始生活？其實這並不是為了生活，而是因為別人都這麼做！不幸的人們啊！……」（1881年10月5日）
同一時期，托爾斯泰伯爵夫人也寫了一段話：
「莫斯科。到了明天，我們在這裡已經待了一個月了。前兩個星期，我幾乎天天哭泣，因為我發現列夫不但憂心忡忡，而且精神沮喪，十分頹廢。他寢食難安，有時也會哭泣；我覺得自己就要瘋了。」（1884年10月14日）。
就這樣，他們不得不分開一段時間。當時，他們為了自己給對方帶來的痛苦而互相道歉，但他倆卻依舊相愛著！……他寫信給妻子說：
「你說：『我愛你，但你並不需要我的愛。』不，不是這樣的，因為它是我唯一需要的東西……你的愛比世界上的一切都令我快樂。」
然而，每當他們碰面時，彼此間格格不入的氣氛又會蔓延開來。托爾斯泰的那種宗教癖好是伯爵夫人無法贊同的。在這種癖好的影響下，他執著地向一個猶太教教士學習希伯來語。
「其他任何東西都無法令他產生興趣。為了這些蠢事，他樂此不疲地浪費著他的精力。而我的確無法掩飾自己的不悅。」（1882年3月）
妻子在寫給他的信中說：
「你把大部分精力都耗費在劈柴、燒水、縫靴子等事務上，真讓我傷心落淚。」
後來，她又帶著一種母親般溫情而嘲弄的微笑——看著自己那個有些瘋癲的孩子——補充道：
「『這孩子愛怎樣玩就怎樣玩吧，只要他不哭就行了。』每次想到這句俄羅斯諺語，我的心情就平靜了很多。」（1884年10月23日）
但是，這封信並沒有寄出來，因為她能想像到丈夫若讀到這段話，他那善良而天真的眼睛會因此嘲弄語言而頓感憂傷的。於是，她又把信拆開，以一種激烈的愛重新寫道：
「突然間，我的眼前出現了你那清晰的影子，心中蘊涵著一股巨大的柔情！你身上具有某種乖巧、善良、天真、執著的東西，這一切被你那顆對大家的同情心，以及直透人心的目光照耀著……這些都是你特有的。」
兩個相愛的人互相愛憐又互相磨難，後來又被自己給對方造成的痛苦所折磨。這是一種無法改變的境況，延續了近三十年，只到那垂死的老李爾王在迷惑之時，逃出茫茫的大草原才算是結束。
或許大家尚未注意到《我們該怎麼做？》末尾處的那段對婦女們的熱烈呼喊。——其實托爾斯泰對現代女權主義沒有絲毫好感。但是，對於那些被他稱作是「賢妻良母」的女人，對於瞭解人生真諦的女人，他表現出的是虔誠的崇敬。他對她們的痛苦與歡樂，對她們的生兒育女，對她們那可怕、苦難的命運，對她們那週而復始的歲月，對她們那不圖回報的無休止的勞動，對她們完成任務擺脫痛苦時的滿心歡喜，大加讚頌。
他描繪了一位勇敢的妻子的形象和一位作為其丈夫的助手而非累贅的女人肖像。她知道，「唯有不計酬報，甘願為別人的秘密做出犧牲才是人類的天職」。
「這樣的女人既不會慫恿丈夫去做虛偽欺詐、侵佔別人的勞動成果的事情，又對那些可能帶壞自己孩子的活動感到深惡痛絕，相當排斥。她要求自己的伴侶去找一份正當職業，去做一份需要精力、不怕危險的真正的工作……她知道孩子們是未來的一代，是讓人類看到更聖潔的人的一代，因此，她的存在就是為了能夠全身心地為這項神聖的事業而服務。她將在孩子和丈夫心中開發出這種犧牲精神……正因有了這樣的女人統治著男人，成為引導著他們的明星……啊，你們是賢妻良母啊！掌管著整個人類的命運！」[此段話為《我們該怎麼做？》的最後幾行。寫於1886年2月14日。
這是一個企求並滿懷希望的聲音……難道沒有人聽得見嗎？……
幾年之後，最後的希望也破滅了：
「也許你們不會相信，但是你們無法想像我有多孤獨。真正的我被身邊所有人蔑視到了怎樣的程度。」（《致友人書》1895年）
連最愛他的人都如此不瞭解他思想變化的偉大，更何況其他人呢。別人也就不會對他有更大的尊敬和信任了。
因為一種謙卑的基督教精神——而非托爾斯泰感情發生了變化所致，托爾斯泰堅持、主動與屠格涅夫化解矛盾。[1878年兩個人和解了。托爾斯泰給屠格涅夫寫信致歉。同年8月屠格涅夫來到亞斯納亞造訪托爾斯泰。1881年，托爾斯泰又看望屠格涅夫，態度發生極大的轉變，隨和、謙遜，就像換了一個人一樣。
]可是，屠格涅夫常嘲諷他：「我真替托爾斯泰委屈，但是，就像法國人所說的那樣，每個人都有自己滅跳蚤的方法。」
幾年之後，在屠格涅夫垂死前，給托爾斯泰寫了一封著名的信。信中，他懇求這位「朋友，俄羅斯的偉大作家」，能夠「重新回到文學上來」。
事實上，全歐洲的藝術家都和這位即將死去的屠格涅夫有著相同的關切與祈求。歐仁-邁希奧爾·德·沃居埃在其1886年創作的《托爾斯泰研究》一書的結尾處，憑借托爾斯泰的一幅身著農民服裝，手拿縫靴錐子的肖像，向他發起雄辯的疾呼：
「創造傑作的巨匠，您的工具不是這些！……我們的工具是筆，我們的園地是人類的靈魂，它也需要呵護和灌溉。所以請允許我提及一點：當莫斯科第一位印刷工，被人們強迫像俄羅斯農民一樣地去犁地時，他曾大聲呼喊：『我不是在這干播撒麥種的活兒的，我的工作是在全世界播撒智慧的種子。』」
好像托爾斯泰有意要放棄他散播精神食糧的使命一樣！……在《我們的信仰是什麼》的結尾部分，他這樣寫道：
「我認為我的生命、理性、智慧，都只是為了開導人類而生的。我認為我認識真理是上帝為此目的而賜予我的一種才智。可以說，這種才智是一把火，但它只有燃燒時才是真的火。我認為，我生命的唯一意義就是我心中閃爍著光芒的這盞明燈，可以將它高高舉起，讓世人都看得到。」
但正是這份光明，這把「只有燃燒時才是真的火」的火，令多數藝術家感到不安。他們之中最聰明的藝術家甚至可以預料到自己的藝術品會最先被焚燬。他們假裝相信整個藝術都受到了威脅與重創，他們相信託爾斯泰會像普洛斯帕羅[普洛斯帕羅，莎士比亞作品《暴風雨》中的一個人物。
]那樣，將他手上的那根創造性幻想的魔棒徹底折斷。
這真是一種荒謬至極的想像。我要表明一點，托爾斯泰不僅沒有毀滅藝術，而且還將藝術中一向靜止的力量激發了出來；同時，他的宗教信仰也沒有阻礙、抑制其藝術才華的發展，反而使他的才華得以更新。
十四
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當人們就托爾斯泰在科學、藝術上的思想，進行討論時，往往會忽略掉他表露這些思想的重要著作，例如《我們該怎麼做？》。在這本書中，托爾斯泰首次向科學和藝術發起進攻，之後的幾次攻擊在激烈程度上都沒有第一次這樣猛烈。使我們驚訝的是，在法國，最近對科學與知識階級的虛榮心發動攻擊時，竟然沒有人會想起這本書。該書的矛頭指向了下列各種人，它算得上是托爾斯泰所寫的最激烈的檄文：其中包括「科學領域中的宦官」和「藝術的騙子」；那些知識階層在摧毀或控制過了統治階級，如教會、國家、軍隊等之後，便強佔了他們的位置，不願也不肯做一些對人類有益的事情，卻聲稱人們崇拜他們，盲目地效忠他們。甚至將為科學而科學、為藝術而藝術的教條信仰宣揚給每一個人，事實上，這是一副騙人的面具，是他們用來遮擋自己的自私、空虛的工具。
「切不可說我否定藝術和科學，」托爾斯泰說道，「我不僅沒有否定它們，而且我還要通過它們的名義將那些兜售神廟的人驅趕出去。」
「科學和藝術就像麵包和水一樣重要，或許後者是更加重要的……真正的科學是對使命的一種認識，這也是對任何人的一種真正福利的認識。由此可見，真正的藝術就是對使命和任何人的真正福利的一種認識的表述。」
他讚頌這樣的人，「自出現人類以來，他們就通過豎琴或揚琴，形象和語言，來表達自己反對欺騙，在鬥爭中遭受的痛苦，以及為了善的勝利的希望和因惡的勝利的絕望，甚至是對未來的一種企盼的熱情」。
於是，他描繪了一個真正藝術家的形象，而在他的詞句中，蘊涵著痛苦的神秘和熱情：
「只有在認識義務且不超越任何權利時，科學與藝術的活動才能結出碩果。因為這種活動的主要元素就是犧牲，所以人類才稱頌它。以精神勞動服務於他人、被召喚過去的那些人，一直在為完成這一使命痛苦著，這些痛苦與折磨是孕育精神世界的搖籃。思想家和藝術家的命運就是犧牲和痛苦，因為其目的就是為更多的人謀福利。可以說，人們是不幸的，他們在忍受痛苦，在等待死亡，他們沒有閒逛或享樂的時間。思想家或藝術家並不像我們平常所認為的那樣，身處奧林匹克高山之上，他們總是處在煩亂和激動之中。他們必須下定決心，並且告訴人們，什麼能帶給大家福善，什麼能把大家從痛苦中救出來。可事實上，他們沒有做出絲毫決定，他們什麼都沒有說；但是明天，他們或許因為太遲了而死去……這些人並非是那些培養藝術家、學者的學校所造就出來的人——其實，那裡培養出來的卻是些破壞科學與藝術的人，也不是榮獲一紙文憑，享受俸祿的人。相反地，是那些不去想，不願表述內心所藏卻又不能不表述的人。因為這樣的人受到兩種無形的力量的拉扯：即自己內心的需求和他對眾人的關愛。由此，世界上根本就沒有心寬體胖、追逐享樂、揚揚得意的藝術家。」（《我們該怎麼做？》）
這完美、輝煌的一頁，為托爾斯泰的天才光輝下投射了一道悲劇之光，它創成於托爾斯泰在莫斯科面對的慘狀，以及由此造成的痛苦的印象之下，同時，還是當今社會上一切不平等與偽善的體系同謀對科學和藝術的深信不疑的情形下。他永遠不會喪失這種深信不疑。可是，他第一次接觸世界的悲慘時產生的印象在漸漸退去；他的傷口也開始癒合。在他後期創作的書中，我們都見不到這本書裡所表露出來的那種痛苦和復仇怒火的顫動。見不到這種用自己的鮮血進行創作的藝術家崇高信仰的聲明。這是一種「思想家命運」的犧牲，一種痛苦的激動；這是對至高無上的歌德式藝術的一種蔑視。在他以後再次拿起批評藝術的武器——創作的著作時，他將從文學的角度來對待這個問題，而非神秘的角度。雖然書中的藝術問題同人類悲慘的背景相分離，但是這種慘狀使托爾斯泰一旦想起就會狂亂。例如一天晚上，他參觀了夜間收容所，回家後便絕望地哭喊。
這並不表示托爾斯泰帶有教育意味的作品是冷酷的。冷酷，不是他的特點。直到他生命即將結束時，他仍舊在寫給費特的信中，說道：
「如果你不喜歡自己筆下的人物，即使是最不起眼、卑微的人物，那麼你就應該把他們罵得狗血噴頭，或者嘲諷他們，讓他們氣炸肺。」[出自《未發表的書信集》中1860年2月23日的信。也正因如此，托爾斯泰才不喜歡屠格涅夫的那種「憂鬱而病態」的藝術。
在關於藝術的著作裡，他的確這樣做的。其中提出否定的內容——謾罵、嘲諷，言辭十分激烈，這也是留給其他藝術家們最深刻、唯一的部分。托爾斯泰過於猛烈地攻擊著他們的迷信和懷疑，致使他們把他當作是一切藝術的敵人。然而，托爾斯泰的批評向來都具有建設性。他從不為破壞而破壞，只是為立而破。並且由於他一向謙虛，從不輕言自己創立了什麼新東西。他捍衛藝術，他自始至終都反對假藝術家們利用藝術、玷污藝術：
曾經，真正的科學和藝術一直都存在，以後也不會消失。對它們提出異議是不可能的，也是徒勞的。今天所有的罪惡都來自於那些自認為是文明人的人——在他們身邊，還有所謂的學者和藝術家，事實上，他們同屬於像神甫一樣的特權階層。然而，這個特權階層具備一切階層的缺陷和不足。它以自己的方式將它賴於組織的原則貶損了、降低了。在這個世界上，人們所說的科學與藝術，其實只是一場彌天騙局，一種偽善的迷信，使我們一旦擺脫宗教舊迷信便會落入一種更大的迷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