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曼白爵士（現已故）和當地的其他朋友們來找我，希望我呼籲人民停止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其實他們多慮了，因為我也已經下定決心，在人民還沒有學會維持和平以前，絕不進行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這些朋友高興地離開了。
然而，也有一些人不贊成我的這個決定。他們認為，如果我到處宣揚和平並將其當做發動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前提的話，那麼群眾性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根本不可能發動起來。很抱歉我不能認同這樣的看法。如果連那些曾經與我一起工作過的人都不遵守「非暴力」的原則，也不願意自己吃苦的話，那麼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是絕無可能實踐的。
我堅持認為，那些希望領導人民進行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人一定要能夠保證人民在非暴力界限以內活動。直到今日我也對此深信不疑。
一百五十七「一個喜馬拉雅山般的錯誤」
阿赫梅達巴的群眾集會一結束，我就立刻去納提亞了。就是在這裡我第一次使用了「喜馬拉雅山般的錯誤」這種說法，此後這個說法便廣為流傳了。在阿赫梅達巴時，我就隱約感覺到了自己的錯誤。到了納提亞，看了實際情況以及聽了凱達縣有那麼多人被捕的報告以後，我才恍然大悟，自己真的犯了大錯，我號召凱達縣以及其他地方的人民過早地發動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絕對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我在一個群眾集會上公開承認了自己鑄成的大錯，卻招來了不少嘲笑，不過我絕不後悔承認錯誤，一個人只有堅持嚴於律己和寬以待人才能對自己和別人的錯誤做出一個相對公正的評價。我認為身為一個非暴力不合作者，更應當恪守這個原則。
現在請我來講述「喜馬拉雅山般的錯誤」到底是怎麼回事吧。一個人在進行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以前，必須先尊重國家的法律，並自覺地遵守它。通常情況下，我們服從法律是害怕犯法後受到懲罰，尤其是對那些不含道德原則的法律，更是如此。舉個例子，不管是否有禁止偷竊的法律，一個受人尊敬的老實人絕不會突然偷竊東西，可是他可能不會因為自己沒有遵守在夜裡行駛自行車必須開燈的規則而覺得自己犯了錯。事實上，他可能不會很好地接受別人在這方面對他的善意勸告。可是如果想避免因違反這樣的規定而受處分，他就必須要遵守這一類強制性的法規。這是服從命令，卻不是有意識地、自覺地服從。
一個非暴力不合作者應該自覺地遵守法律，因為他將其視為自己的神聖職責，只有當一個人小心翼翼地遵守法律時，他才能判斷出哪些法律是好的、公正的，哪些是壞的、不公正的。也唯有如此，他才具有採取有限度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權利。我錯在逾越了這個必要的限度。在人民尚未具備這些素質之前，我就號召他們進行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在我看來這個錯誤真如喜馬拉雅山那麼大。我進入凱達縣時，過往進行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一幕幕又湧現在我眼前，我驚奇地是，為什麼自己那時就沒有覺察到這麼明顯的事情呢？現在我明白了，在發動人民進行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之前，必須先讓大家透徹地瞭解「非暴力」的深刻含義。所以在發動新一輪的群眾性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之前，必須先建立一支久經考驗、心地純潔而又完全瞭解非暴力不合作的嚴格規定的志願者隊伍，由他們來向人民闡明這些原則，並且夜以繼日地執行監督。
我懷著這樣的想法來到孟買，通過當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組織成立了一支非暴力不合作者志願隊，他們的責任是通過教育使人民理解非暴力不合作的內在含義及其意義。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印發關於這些內容的有教育意義的小冊子。
然而在進行這個工作的過程中，我發現要讓人民對非暴力不合作主義中有關和平的方面產生興趣，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應徵擔任這個教育工作的志願者也不多。即便是那些真正報名參加了的人們，也很少按期經常進行有系統的培訓，而且時間一長，擔任這個工作的志願者也越來越少了。我這才明白一切遠不及我想像中的那麼容易。
一百五十八《新生活》和《青年印度》
一方面教育人民理解非暴力主義的行動正在緩慢艱難地開展，另一方面，政府的非法鎮壓政策也正在全力推行，尤其是旁遮普省，運動領袖們紛紛被捕入獄，政府發佈了戒嚴的法令，其實那根本就不是法律，還成立了特別刑事法庭。這個特別刑事法庭完全是貫徹專制的工具。沒有任何證據就公然違法地下判決書，讓這裡的人民惶惶不可終日。在我看來，儘管嘉裡安瓦拉花園的慘劇震驚了印度和全世界人民，但是與旁遮普省的軍事獨裁相比，絕對是後者更令人恐怖。
我多次給總督寫信，發電報，請求他准許我進入旁遮普，可是都沒有回應。即便我貿然前往，但是沒有許可證還是無法進入旁遮普，最後還是會被遣送回來。如果強行進入，那就不符合非暴力不合作的原則了，這讓我進退兩難。事情很明顯，我周圍沒有我所需要的那種和平的氛圍，旁遮普境內的肆無忌憚的鎮壓使空氣中處處充滿了火藥味。對我而言，在此時展開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既使可能實現，也無益於問題的解決，只能是火上澆油。所以，我決定暫時不去旁遮普。每天我都能聽到從旁遮普那裡傳來的迫害人民的消息，可是我只能坐在那裡無可奈何地忍受著痛苦的折磨。
一手創辦《孟買紀事報》的洪尼曼先生突然在這個時候被當局驅逐出境。我認為政府此舉十分卑劣，直到現在我還能聞到這種行為的惡臭氣息。我知道洪尼曼先生一直都奉公守法，他完全擁護我停止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決定，他勸我不要未經許可就前往旁遮普。事實上在我還沒有對外宣佈停止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決定之前，他就寫信這樣勸我了。只是由於孟買和阿赫梅達巴之間的距離較遠，所以我在宣佈了那個決定以後才收到他的信。他突然被政府驅逐這件事讓我非常驚訝，無比痛心。
發生了這件事以後，《孟買紀事報》的其他董事們希望我可以擔負起辦這張報紙的責任。布列維先生負責那邊的工作，所以用不著我做很多工作。不過依我的性格，我還不確定我是否能夠接受這麼棘手的工作。我還沒有做出最後的決定，政府就下令停止出版《孟買紀事報》了。
經營《孟買紀事報》的那些朋友們，如烏瑪爾·蘇巴尼和尚卡拉爾·班克先生等，還經營著《青年印度》，由於《孟買紀事報》被查封了，他們就建議我擔任《青年印度》的主編，而且他們建議為了彌補《孟買紀事報》被查封後留下的缺口，應把《青年印度》由週刊改為雙週刊。我也覺得應該這樣做。我也正好需要借這份雜誌把非暴力不合作的內在意義傳達給公眾，而且至少可以為旁遮普的形勢說幾句公道話。所以我寫的文章都隱含著對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宣傳，政府也很清楚這一點。所以我愉快地接受了我的朋友們提出來的建議。
但是怎樣用英語來對公眾進行非暴力不合作的教育呢？當時我主要使用古遮拉特文工作。印都拉爾·亞茲尼克先生與蘇巴尼、班克也是朋友。亞茲尼克正在經營一份古遮拉特文的《新生活》月刊，這個刊物得到了蘇巴尼和班克等人經濟上的資助。後來他們把這個月刊交給我負責，而亞茲尼克也會繼續幹下去，於是這個月刊便改為週刊了。
不久後《孟買紀事報》又獲准復刊了，所以《青年印度》又改回原來週刊的形式了。對我而言，在兩個地方出版兩個週刊很不方便，而且花銷也更大。因為《新生活》原來就在阿赫梅達巴出版，所以我建議把《青年印度》也搬到阿赫梅達巴來出版。
我想要這樣做其實還有別的考慮，根據我在辦《印度輿論》時的經驗，我覺得辦刊物應當要有自己的印刷廠。而且根據當時的印度出版法規定，如果我想自由發表意見的話，就迫切需要建立一個自己的印刷廠，一般那種為了做生意而開設的印刷廠不敢承印我們這些承載著自由言論的刊物。既然在阿赫梅達巴辦印刷廠比較方便，所以最好把《青年印度》也搬到這裡來。
有了這兩個刊物做平台，現在我開始盡最大的努力向我的讀者們開展有關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教育，這兩個刊物發行量很大，有段時間兩者的發行量都達40000份以上。不過當《新生活》發行量激增時，《青年印度》的發行量卻增長緩慢。我被捕後，這兩個刊物的發行量都大大減少了，現在各刊的發行量都不到8000份。
從一開始我就反對在這兩種刊物上登廣告。我認為不登廣告對它們不會有什麼損失，相反，我相信這樣還有助於保持刊物的獨立性。
此外，出乎意料地，這兩份刊物幫我保持內心的平靜，渡過了精神上的難關。既然不可能馬上展開新一輪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那麼辦刊物就讓我有了與群眾溝通我的思想和心事的可能。因此我覺得這兩份刊物在這個嚴峻的形勢下確實給群眾提供了非常好的服務，對於揭露戒嚴法令的暴政也算是略盡薄力了。
一百五十九在旁遮普
米凱爾·奧德耶爵士勒令我要為旁遮普所發生的暴動負責，還有一些激進的旁遮普青年把政府戒嚴的責任歸咎於我。他們認為如果當初我不讓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繼續下去的話，就不會發生「嘉裡安瓦拉花園慘案」了。甚至還有人進一步恐嚇我說，如果我敢去旁遮普，他們就會把我幹掉。
可是我卻認為自己的立場非常正確而且無可非議，凡是有理智的人都不會誤會我的意思。
我急於要去旁遮普看看。我沒有去過那裡，所以更想親眼看看那裡發生的事情。原來曾經邀請我去那裡的幾個人，薩提亞巴爾博士、科其魯博士和潘迪特·蘭達吉·杜德·喬德理現在都被捕了。但是我覺得政府肯定不敢讓他們和其他囚徒關在一起太久。我在孟買的時候，總有許多旁遮普人來看我，在這種場合裡我常常會鼓勵他們，也會給予他們安慰。當時我的自信心還是很有感染力的。
可是去旁遮普的計劃總是一拖再拖。每當我向總督申請前往那裡的許可證時，他總是說「現在還不是時候」，所以就這麼一直拖下來了。
漢德委員會此時宣佈要對旁遮普省政府在戒嚴期間所做的事進行調查。
西·弗·安德祿先生此時已到旁遮普，他在來信中向我描述了那裡觸目驚心的暴行，於是我知道了戒嚴時期實際發生的暴行比報紙上公開報道得還要嚴重。他敦促我立刻來旁遮普同他一起開展工作。與此同時，馬拉維亞吉也發來電報讓我立刻動身前往旁遮普。我再一次發電報詢問總督現在可否進入旁遮普，他回電說等到某天之後就可以去了。現在我都記不清是哪天了，好像是10月17日。
在拉合爾見到的情景令我終生難以忘懷。車站裡人山人海的，好像全市的人都出來迎接我了，他們在車站熱切地期盼著我的到來，彷彿在等待一個闊別多年的親人，而且見到他後就覺得欣喜若狂。我住在潘迪特·蘭巴茲·杜德（現已故）的家裡，而招待我的重任卻落在了沙羅拉·蒂維夫人身上。說是重擔也不為過，當時和現在差不多，凡是我住的地方總是門庭若市，人來人往的。
由於當時旁遮普的主要領袖都在獄中，所以潘迪特·馬拉維亞吉、潘迪特·莫迪拉爾吉[印度獨立後第一任總理尼赫魯之父。
]和史華密·史羅德蘭吉成為新的領袖。我與馬拉維亞吉和史羅德蘭吉是老朋友了，但和莫迪拉爾吉還是第一次打交道。這些領袖們，還有幸運的沒有被捕入獄的領袖們，都與我相處融洽，所以在他們中間我一點都沒有陌生的距離感。
關於我們一致決定不為漢德委員會提供見證的這件事，現在已經成為歷史了。當時我們曾經公開發表過為何要採取這個決定的理由，所以在這裡我就不重複了。事情過去那麼多年了，現在回想起來，我依舊認為當時那個抵制的決定是完全正確、絕對恰當的。
為抵制漢德委員會，我們成立了非官方的調查委員會，以代表國民大會黨進行平行調查。潘迪特·莫迪拉爾·尼赫魯、德希班度·希勒·達斯先生（現已故）、阿巴斯·鐵布吉先生、姆·勒·賈亞卡先生還有我都當選為該委員會的委員，調查委員會主席由馬拉維亞吉擔任。為了便於調查，我們每個人都負責一片地區。除了負責很多地方的調查工作之外，我還負責委員會的組織工作。所以我有機會深入地考察旁遮普省人民的生活現狀。
在調查的過程中，我認識了許多旁遮普婦女。雖然素未謀面，但她們都待我很好。無論我走到哪裡，她們都成群結隊地來看我，並獻上了她們自己織的棉紗。我發現旁遮普可以成為一個生產土布的最佳場所。
我深入調查到的情況是，政府獨裁專制和官員魚肉百姓，這些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感到非常痛心。時至今日我依然想不通：英政府怎麼能這樣蹂躪在戰時曾為他們供應了大量士兵的省份的百姓。